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出口將遇到越來越多的貿易保護主義。過去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來自美國，但今後歐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可能也會加入限制中國出口的陣營。中國是製造業大國，而歐盟也是以製造業為主。中國出口鞋子，西班牙也出口鞋子，難怪西班牙會焚燒中國的鞋子；意大利出口時裝，但中國也出口服裝，而且仿造的速度和質量都在提高；德國出口汽車，中國也開始出口汽車，而且德國人怎麼看怎麼覺得中國的汽車長的樣子和他們的汽車很像。過去，歐盟對中國是「善意的忽視」，但今後，歐盟會把中國視為主要的競爭對手。由於中國的產品席捲了全球市場，影響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出口，而且中國的產品已經進入了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發展中國家的國內企業日益感受到中國企業的競爭壓力。過去一些對中國是全天候友好的發展中國家，如今也開始對中國表示不滿。勢如潮水的中國出口，將加劇中國和很多國家的利益衝突。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將伴隨著越來越多的猜疑和反對。如果我們一意孤行地鼓勵出口，最後將會發現在很多場合，中國的聲音變得無人喝彩。
該調整發展的戰略了。中國無法繼續依靠出口實現經濟增長，也無法依靠出口實現社會進步，更無法依靠出口完成和平崛起。過去20多年裡，中國得了出口病。這種病不像癌症那樣會導致肌體的死亡，但是也不像高血脂、高血壓那樣只是增加富貴人的不便。得了出口病，更像得了糖尿病，會導致身體對藥物的依賴越來越嚴重，甚至失去了自我調節的能力，並導致更多的紊亂和疾病。中國經濟得了出口病，早治早好。諱疾忌醫，終將導致病入膏肓。
為什麼美國國會如此反華？
政治和經濟常常同床異夢。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和美國是兩個天然的貿易夥伴。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理論都像是為了給中美貿易作註釋的。然而最近一段時間，來自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使得中美貿易的發展蒙上了陰影。全球化追求的是長遠的利益和全體的福祉，但政治家關心的是如何迎合選民，從而得到他們的選票。遺憾的是，選民和政客同樣短視。當一國國內出現經濟衰退和經濟困難的時候，找一隻替罪羊幾乎是政客的天然本能。美國經濟儘管已經開始復甦，但是失業問題仍然非常嚴重。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已經到了難以維持的地步。巨額經常賬戶逆差的原因是美國國內的居民儲蓄太低，政府赤字過高，但是指責中國的所謂「貨幣操縱」遠比調整美國國內政策更加輕鬆愜意。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經濟學家一直注意到，在政治體系內部，行政部門似乎比立法部門更傾向於自由貿易。傑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Bhagwati）在《貿易保護主義》一書中就談道，當初英國廢除《穀物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持自由貿易立場的皮爾首相權勢很大，能夠力排眾議。一項影響很大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國會遠比美國的普通公眾和工商界反華。調查顯示，1994年有46%的美國公眾對華態度友好，到2005年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59%，但是在國會裡面，只有19%的議員對華態度友好。2005年，24%的美國公眾認為中國在經濟上對美國構成威脅，15%的美國公眾認為中國在軍事上對美國構成威脅，但是在美國國會中，54%的議員認為中國是經濟上的對手，36%的議員甚至認為中國還是美國在軍事上的敵人。
為什麼美國國會如此反華呢？這裡面的原因很多，比如台灣當局對美國國會的遊說活動不容忽視。很多新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大多在中國台灣地區受過教育，對台灣地區更有親近感。
我們希望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對此作一分析。中國對美國的產品出口集中度過高，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集中度不夠，這可能是影響美國國會對華態度的一個重要因素。總體來看，中國產品占美國進口的13%。這一比重並不高。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在美國的貿易逆差中所佔的比重在1991年是22%，到2005年是23.3%，十多年來並無大的變化，那種認為中國出口帶來美國貿易逆差擴大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不過，在一些行業中，來自中國的進口已經占美國總進口的30％、40%甚至60%。根據美國東方經濟學家（TheOrientalEconomist）的分析師理查德·卡茨（RichardKatz）的計算，在美國商務部統計的五位碼的150種產品中，中國出口排名前10名的產品佔其對美國出口的60%，前15名占71%。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前10名產品占美國進口的平均份額是43%，前15名的平均份額是42%，但是其他產品的平均份額只佔8%。我們根據中國的數據計算，結果同樣顯示出中國出口過度集中的趨勢。
2000年，在HS六位碼共5119類產品中，中國出口額最大的前10類產品的出口額占當年出口總額的13％，到了2003年，前10類產品的出口額已佔當年出口總額的20％。尤為重要的是，2000年這前10類產品分別出現在兩位碼的7個分類中，而到了2003年，前10類只出現在4個分類中。這說明不僅出口額越來越集中，而且出口產品的類別也越來越集中。2000年出口額最大的前10類產品的貿易順差為179億美元，占當年全部貿易順差的74％，而2003年出口額最大的前10類產品的貿易順差已達488億美元，為當年全部貿易順差的1.9倍。這種狀況將使中國在未來的國際貿易摩擦和國際衝擊中面臨較大的風險。
由於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過度集中，無形中可能損傷了美國相關行業的利益，尤其是中小企業主的利益，而那些中小企業主是共和黨的主要選民。根據奧爾森的理論，受損的企業集中在少數行業，這意味著參與遊說活動的企業更容易達成集體行動，而從中國進口中得益的消費者由於人數眾多卻無法團結，於是主張保護主義的聲音會更加響亮。美國對中國的出口越來越多，2000年之後，美國的整體出口幾乎沒有增長，但是對華出口翻了一番，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佔其出口總額的比重由2000年的2%已經上升到4.2%。相反，日本如今只佔美國出口的6%，這只有它在20世紀80年代水平的一半。
遺憾的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相當分散。只有少數美國的出口部門高度依賴於對中國的出口。根據理查德·卡茨的計算，在美國商務部統計的450種六位碼產品中，只有14種產品的中國進口能夠佔到美國出口的25%以上。而這14種產品的出口額更加微不足道，僅僅佔美國出口總額的2.6%。看看這些行業，令人驚訝的是，主要是蝦和貝殼、金礦石、大豆、森林產品、棉花等資源產品和農產品！這些行業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和製造業相比人微言輕，對國會的影響力並不大。我們總是認為中國購買美國的飛機將會影響其對華政策，但實際上，中國只佔美國飛機出口的6%，而且飛機出口僅僅佔美國出口的3%。
中國對美國的意義應該更加重要，尤其是考慮到跨國公司對中國的大規模投資。這些公司在中國賺得缽滿盆滿，為什麼就不替中國說話呢？因為美國的跨國公司關心的是影響其長遠利益的問題：知識產權保護。面對中國不斷提高的競爭力，死守知識產權保護似乎是讓跨國公司的大亨們晚上睡得更踏實的唯一出路。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開始抱怨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已經將中國和其他13個國家列入「首要觀察的國家」（prioritywatchlist）。如果情況進一步惡化，美國甚至會考慮動用超級301條款對中國實施制裁。
貿易不應該僅僅是少數利益集團的政治遊戲。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貿易保護主義的代價也被成倍地擴大。從歷史經驗來看，全球化進程也會出現倒退。在這個全球化發展的十字路口，妥善處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不僅關係到兩國的經濟利益，而且將會影響整個全球化的進程。中國開放服務美國開放投資
奧巴馬於2009年11月16日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這是全球經濟陷入80多年來的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後，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之間的會面。不過，遺憾的是，恐怕奧巴馬訪華不會給中國帶來什麼喜出望外的消息。當我們從金融危機中逃出來，驚魂甫定的時候，沒有壞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對待奧巴馬訪華，最適宜的心態和看電影《建國大業》一樣：看的是明星，不是劇情。
但是，值得關注的是，中美關係在金融危機之後卻悄悄地進入了表面平靜、實際上暗潮洶湧的時刻。過去，關注中美關係的學者喜歡說，中美之間是「愛恨交加」。總之，好也好不到哪裡，壞也壞不到哪裡。如今，形勢變了。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中美關係的脆弱性也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在過去將近20年的時間裡，中美之間的經濟互補性不斷加強，以至於有了「Chinamerica」（中美共同體）的說法。中美經濟成了連體嬰兒。中美經濟互成鏡中倒影：中國出口，美國進口；美國發債，中國買債。如果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出現破裂，全球化一定會開倒車。但在過去20多年時間裡，中國的經濟實力和民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多年前，中國希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是多麼迫切地想要登上全球化的列車，甚至上車後再補票都在所不惜。20多年後，中國經濟依然火紅，全球經濟卻一片黯淡，或許，中國應該考慮到站下車了？
全球經濟格局急劇變動，中國和美國又是變動的核心。這很像兩個跌跌撞撞地進入青春期的孩子，身體的發育速度超過了自己的協調能力，對自我的認知忽而極度自信，忽而極度自卑。坦率地說，中美兩國都長於內政，拙於外交。這是大國的特質。任何一個大國，關注國內事務都遠多於關注國際事務。但中美之間對各自在全球體系中的位置，恰恰是要通過確定和對方的關係才能明瞭的。想判斷中國未來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首先要準確預言美國未來會如何演變。想知道美國在未來是繼續稱霸還是衰落，同樣要考慮中國會怎樣崛起。在這個過程中，少不了會有摩擦和衝突。青春期男孩們的友誼，就是在推推搡搡中磨合出來的。中美之間，進入了要重新界定各自定位、試探彼此之間的底線和邊界的敏感時期。
讓我們感到厭倦的是，話題還是陳舊的。中美熱衷於討論的還是一些互相挑剔對方臉上粉刺的青春期話題。這些話題都是幼稚、瑣碎而無解的。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是無解的。「板凳不讓扁擔綁在板凳上，扁擔偏要綁在板凳上」。這就是我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定性。中美之間關於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執也是無解的。匯率問題的確重要，但是把匯率和貿易差額問題攪和在一起，是典型的言不及義，離題萬里。
跳出窠臼，構造新的大格局，是中美關係中最迫切的任務。通過談判達成利益的交換，這是構築未來中美關係的基本出發點。美國經濟學家帕拉薩德（Prasad）曾經提出「大交換」（grandbargain）的思路，即把中美之間的主要議題捆綁打包，彼此交換。比如他認為，中國應該加速人民幣匯率改革，讓人民幣匯率機制更加靈活，作為交換，美國應該支持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比如提高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幫助中國加入金融穩定論壇等。
「大交換」的思路是好的，但具體的建議值得商榷。人民幣匯率很難作為一個交換的籌碼。我們不知道美國想要幾斤，也不知道中國能提供幾兩。中國當然應該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對於一個高度關注國內事務的大陸國家來說，如何到國際舞台上唱戲，似乎還不在最緊迫的日程表上。能夠拿來交換的東西，必須深深地契合中美雙方國內的重大利益需要。
我們建議，中國可以開放服務業，美國可以開放投資領域，以此開拓新的合作領域。中國的製造業在全球都具有競爭力，但是服務業卻相對落後，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製造業對外開放較早，而服務業到今天還「養在深閨」。如果中國能夠開放包括金融、醫療、教育、娛樂、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服務業，將有助於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和商業模式，通過競爭激活國內企業，通過開放引入服務業的市場化法律建設。服務業發展了，中國就能夠有更多的民間投資機會，更多的就業機會，民眾的生活質量和福利水平就能得到較大提升。對於美國來說，到中國投資服務業，能讓美國的優勢產業享受到更廣闊的發展機會，而不是像把沒有競爭力的製造業轉移到中國一樣，演出一場勝利大逃亡。中國服務業的開放，無疑將給美國企業帶來更多的市場空間，給美國人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