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價格的上漲是由成本推動的，還是由旺盛的需求拉動的（事實上這兩者有時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只要嚴重損害了大眾的購買力，尤其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失衡的環境下，都有可能會嚴重破壞社會的和諧。而這兩大目標實際上很難兼顧，尤其是在中國目前對外經濟依存度很高，匯率水平調整的「藝術性」不強的態勢下，更會凸顯這兩大目標之間的衝突。比如，人民幣迅速升值，雖然能夠擠出靠惡性價格競爭的劣質企業，同時也能緩解資本大量流入帶來的壓力，但它可能會影響在華外商直接投資的水平，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支柱——出口產業，從而影響增長、影響就業。相反，如果一味堅持匯率的穩定，雖然貿易摩擦的成本加大，流動性過剩的壓力提升，但是，中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能夠充分體現，貿易拉動增長的引擎就會勢不可當。因此，政府就是要努力平衡這兩大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的調整在短期內不一定是直接釘住國際收支的平衡，而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匯率調整這一手段，讓上述兩大政策目標「兼顧」的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
的確，匯改以來，中國政府所選擇的漸進式戰略「透明度」太高，造成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變得越來越強，持有人民幣及其資產的慾望就會越來越高。這樣，投機資本的大量流入就可能會破壞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進而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因此，增加人民幣持有的「成本」，對克服投機資本的流入（造成國內流動性過剩）就顯得十分重要。事實上，從匯改一開始，我國政府就充分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首先，頂住巨大的外部壓力來爭取最佳的制度變遷時機，以增加游資「持幣待機」的機會成本。其次，匯率制度的選擇上「穩」中求「變」，以增加不確定性。比如，政府選擇一攬子匯率制度就可以利用調節權重的空間來誘導匯率的方向。同時，把波動的幅度公開，可以顯示央行維持貨幣相對穩定的決心。最後，政府通過強化對內資本管理和放鬆資本流出監管等數量調整手段來緩解外匯占款的壓力，同時建立外匯準備金製度等以構成逆向的「內外利差」（人民幣升值，但境內美元實際利率高於人民幣實際利率），來增加人民幣套利套匯的成本。
當然，政府面臨兩難的選擇這一事實會讓市場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格外敏感。當中國貿易順差擴大、外匯儲備增多、貨幣供給增加、物價水準提升的消息公佈於世時，市場就會預期央行會為緩解通脹壓力而提高利率和加快人民幣升值的速度。於是，套匯套利的熱錢就會大量流入。為此，政府不得不加大技術型的（不對稱）調息力度和不規則的調整匯率，以增加游資的投機成本。不過，當熱錢的規模變大時，貨幣流動性問題將日趨嚴重，央行技術操作的成本也就會變得越來越大。這也是我們看到近來人民幣升值速度越來越快的最大理由。
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到今天對各個經濟主體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從宏觀上看，我們很難簡單地以「好」和「壞」來評價，但至少讓上上下下都開始意識到：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中，人民幣匯率的變化跟我們每個人的利益都息息相關！
第一，對中國政府來說，人民幣匯率的改革一旦啟動，就再也不會像匯改前那樣，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反映在外匯占款對自己貨幣政策的衝擊和國際收支不平衡所造成的日益升級的貿易摩擦這兩大十分明確的問題上。央行會實實在在地感到多了一個需要考慮的貨幣政策工具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有時出於政策穩定性需要，央行可能實在不想用它，但市場會時時刻刻提醒央行不能不用它。否則，就很難兼顧到上述增長和物價穩定的兩大目標。2007年，我們比較依賴傳統的貨幣政策三大工具——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和加息（調整再貼現率），但抑制流動性過剩的效果並不好。2008年，我們會充分發揮匯率政策的作用，因為匯率升值可以緩解通脹輸入，也可以直接降低外匯占款，防止流動性過剩所造成的物價上漲、投資過熱和資產泡沫的失衡局面。
第二，中國的企業開始意識到匯率的真正意義。匯改之前，匯率風險由國家承擔，無論是利潤還是成本，無論是資產還是負債，企業都可以不過多地去控制匯率風險。但是，匯改之後，企業開始意識到價格優勢衰退的挑戰和提高非價格競爭力的必要性，開始意識到貨幣結算時機和幣種選擇的重要性，也開始意識到利潤（出口）和成本（進口）、資產和負債的貨幣匹配問題。有些企業靠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做大、做強了（比如海外併購、進口技術、建立戰略儲備、打開進口商品的國內市場等）；而有些企業為了減少匯率風險不得不走出去另闢蹊徑；有些企業則因為升值擠掉了價格優勢的空間而不得不停工；當然也有些企業很快找到了規避匯率風險的方法，維持了自己原有的競爭力。企業的這種變化，從宏觀層面上看，會帶來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會導致市場競爭環境的變化。
第三，中國的消費者開始關心自己從事的行業和自己所投資的企業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是好還是壞、是多還是少，並開始意識到自己所持有的外幣資產和人民幣資產未來的購買力究竟誰強誰弱。比如，當外幣貶值較大，而人民幣的價格水平又較為穩定時，人們就會積極地增加人民幣資產的比例而減少外幣的比例，再沒有像匯改前高估外幣價值的傾向。正是由於國內消費者這種資產構成的變化，人民幣的需求不斷變得旺盛。這也是不可忽視的、加大人民幣升值速度的內在因素。除非金融機構代客外匯理財的業績足夠好、足夠穩定，或者中國的通脹環境變得越來越糟糕，否則，人們是不會再願意持有更多的外幣的。
第四，中資金融機構和自己的商業客戶，在匯改後，不得不開始考慮匯率變化是否會對商業利潤產生重大影響；不得不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專業服務來滿足市場對匯率風險管理的渴望；當然，也不得不考慮自己該如何「轉嫁」匯率風險，向市場「尋求」更高的收益以沖銷可能引起的損失，保證市場對自己資產管理水平的信賴。當中資金融機構開始面對越來越多的匯率風險時，它們感到最大的挑戰是，缺乏熟識國際金融市場匯率走勢的專業金融人才。
第五，人民幣升值對要求中國這樣做的歐美日政府，對在華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對歐美日國內的廠商和消費者的意義也是參差不齊的。比如，歐美日政府會關注本國對華貿易逆差的緩解程度，會關注中國商品對本國產業的衝擊是否有所緩解；在華的外國企業會關注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老百姓的財富效應是否會推動中國國內市場的需求；在華金融機構也會盡量爭取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投資和理財商機；歐美日國內的廠商則關心自己是否能趁機加大中國市場的出口和本國市場的銷售份額；而這些國家的消費者也會關心自己是否能承受住中國因匯率升值而輸出的通脹，關心自己能否在美國市場中去投資中國的上市企業，以分享中國企業的增長所帶來的人民幣計價的豐厚收益等。
當然，上述所有的經濟主體都不希望人民幣價值存在嚴重的「泡沫」成分，不希望自己是「泡沫崩盤」後的受害者。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民幣升值過快和過度，都會使人民幣資產的海內外持有者變得「神經兮兮」。一旦有任何的風吹草動，他們就會爭先恐後地逃避，而且互相影響，形成打壓人民幣的「合力」。於是，我們自然就會產生這樣的願望：是否存在一個被大家接受的「和平共處」機制——保證人民幣的升值一直伴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大家分享到的是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利益，而不是炒家哄抬價格、你爭我奪的結果。很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歷史上都沒有出現過事前這樣的「合作」先例。所以，想要公平地分擔事後的風險，就需要監管部門吸取歷史教訓（中南美債務危機、墨西哥比索危機、東亞金融危機、俄羅斯盧布危機、阿根廷債務危機等），事前精心設計好相關的制度和防範措施。否則，事後的救市或危機的爆發都會讓事前的收益人今後產生更嚴重的道德風險行為，使受害人今後對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失去必不可少的信賴。
四、人民幣「破7」後消費和投資的變化。
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近來人民幣的快速升值，是政府權衡維持經濟增長和抑制通脹的成本後所作出的理性選擇。同時，我們也能看出，影響政府兼顧這兩重目標的「政策成本」在流動性過剩的環境中，在美國經濟衰退的形勢下，在有增無減的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和以往相比，受市場力量推動的因素越來越強。2008年4月10日，人民幣「破7」；而且，也不排除一路繼續升值下去的可能性。
當前最大的問題是，人民幣對外的購買力因為升值在漸漸上升，但是，對內購買力卻因為實際利率（物價水準上漲過快，名義利率上調幅度有限）迅速下降的因素而在不斷惡化。基於這樣的事實，筆者對各個經濟主體的行為作出一些預測，並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第一，政府要加大力度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收入再分配的政策，以提高全社會抵禦匯率政策變動所可能帶來的負面衝擊的能力。比如，對龍頭產業和新興產業，在促使其向高附加價值產業鏈轉移的同時，要對其環境成本、研發成本、人力成本給予必要、適度的「援助」。同時，要對產業結構轉變所釋放的失業人群給予妥善的安排。否則，人民幣升值的社會成本會讓政府付出更大的代價。另一方面，人民幣「破7」後（事實上美元貶值的趨勢有增無減，中美間的利差倒掛也成為現實），外匯資產的運作方式和結構優化變得越來越重要。
雖然主權基金的海外運作和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優化必不可少，但是其操作成本受制於外部「警戒心」的強化和市場的過度反應，會變得越來越大。所以，政府應該加強我國稀缺資源的進口，建立必要的戰略儲備，同時要為民間企業的海外資產運作提供製度上的方便和信息利用上的便利。政府更應投入必要的人力資本，請海外高手分析當前的市場特徵，派專家去海外調查，同時進一步吸引一批有所建樹的海外人才，提高我國整體海外市場運作的質量。當然，企業的商業行為也會要求企業自發地進行「學習」，但是趨利的行為往往會讓企業陷入短視的境地，造成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質量下降。此外在宏觀層面上，政府也要十分清醒，不能讓人民幣升值演變成人民幣資產的泡沫。為此，政府在短期內更要加強有效的資本管理（雖然成本越來越大）。否則，人民幣匯改的節奏可能出現失控，甚至演變成一場像東亞危機那樣的災難。
第二，可以預料，人民幣「破7」以後，上述中國企業群的分裂現象會更為明顯。一下子失去競爭優勢的企業能否通過海外投資戰略、生產管理效率的改善、開發替代性的國內市場（充分利用國家西部大開發和三農政策的扶植優勢）、建立良好的融資環境等方式，走出「價格困境」，將決定其今後的生死存亡。中國的企業聯合會、產業協會等都要為企業的商業模式的再建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戰略指導。如果沒有企業間的合作，中國產業整體的國際競爭力在開放經濟的環境下就會有惡化傾向，這對中國產業的發展戰略也是不利的。當然，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會利用人民幣的強勢升值開展海外併購的運作，在國際產業鏈中佔據更為有效、附加價值更高的地位。同樣，這樣的做大做強的戰略也還是要有良好的制度體系和一流的人才管理團隊作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