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Introduction
本書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主要探討了中國經濟要如何提升自己的國力、控制好發展的節奏、提高資金配置的效率來保證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這類「財富創造」的問題；第三部分則是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既強調了金融發展對打造中國實體經濟部門「造血功能」的真正復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又打開了本書第四部分重點要討論的「財富管理」的問題。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已經取得了海內外一致公認的輝煌成績，但由於我國外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使得中國的財富主要構成是以美元為代表的外匯資產。在這輪金融風暴的洗禮中，這些資產已經遭遇了重大的「摧殘」。而且，這些資產還將因為美國巨額的財政赤字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所帶來的今後日益高漲的高通脹及美元貶值，而使得全球第一的美國國債持有大國，也就是我國將繼續蒙受不可避免的損失。所以，如何解決這一存量的「財富管理」問題，除了需要本書的第三部分所涉及的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作「保障」之外，更需要我們對人民幣匯率制度、人民幣國際化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這些重大的戰略調整有一個全面客觀的「利弊」論證的過程。
另一方面，未來我們創造財富的方式將直接影響到我們「管理財富」的能力和效率。比如，究竟是以製造業為主還是以服務業為主；是要控制匯率和短期資本流動來保證中國企業的競爭力改善，從而獲得人民幣的結算權、定價權呢，還是充分發揮開放市場和自由浮動的匯率以及利率的價格機制，提高我們自身創造高端服務所需要的人才儲備和理念創新，以此來爭取世界財富彙集中國金融市場的格局，從而形成人民幣在財富的保值增值權上的國際優勢。當然，我們還可以尋求一個「兩全其美」的人民幣國際化方式，既能夠保證我們的製造業不受大的影響，也能夠吸引國際資本接受人民幣的理財途徑，只不過這樣的嘗試還沒有成功的案例。比如，日本和東亞國家都嘗試過，但最終都以金融危機的結果而告終，並使得它們又重新回到以製造業為主的立國戰略上；英國則是靠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立國，而放棄了產業革命留下來的製造業立國的寶貴遺產。除非中國走美國技術創新和金融創新的發展道路，把全球化環境下價格競爭優勢不可或缺的製造業置換到海外各個具有這類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中。
總之，本書的第四部分重點向讀者闡述了中國財富的健康管理方式。其內容包括了對存量外匯儲備的管理方式問題，也包括了影響增量財富管理的人民幣國際化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問題。同時，筆者在這一部分也充分闡述了匯率和利率制度在這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更指出盲目推進「匯改」的速度，不僅會影響我國財富創造的能力，也會對「存量」美元資產的保值構成威脅。而無視為「匯改」推進加快國內「結構調整」的重要性，不僅會讓我們擺脫不了「財富管理能力缺失」的問題，還會拖累我們靠自主創新來提高「增量」部分的財富創造的質量和能力的一切努力。
第四部分的寫作意圖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告訴讀者，中國僅有「創造財富」的能力是遠遠不夠的，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不斷增大，國民財富積累得越來越多，自主「管理財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日益上升。當然，筆者在這一部分的寫作中也深感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要邁向「管理財富」的台階，障礙確實不小，既要小心前行，更要有堅強的韌性和社會上下齊心協力的「共識」。否則，如果盲目前行，甚至就會斷送今天我們「創造財富」的比較優勢。
第一篇題為《世界經濟失衡環境下的人民幣匯改：機遇和挑戰》的文章，向讀者介紹了2005年人民幣第一次「匯改」的經濟背景，並闡述了中國國情下採取「漸進式匯改」的意義。同時，筆者進一步分析了「匯改」對中國經濟所帶來的短期和長期的影響，並在此基礎上又描述了「匯改」未來的前景。
第二篇題為《我們應做什麼？我們又能做什麼？》的文章，向讀者闡述了後危機時代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其中，筆者特別強調了金融創新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也指出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目前關鍵是一個環境建設和制度建設的過程，也是一個任重道遠、需要不斷努力的過程，欲速則不達。
第三篇題為《論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條件及其制度安排》的文章，向讀者闡述了人民幣快速升值會染上「日本病」的問題，提出了創造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金融環境建設和東亞協調的匯率制度安排起著不可小視的、支撐匯改有序發展的作用。最後，作者強調匯改是不可逆的問題，不能像宏觀調控那樣隨時叫停。
第四篇題為《「海外抄底」需要具備什麼「條件」？》的文章，向讀者提出了有效使用外匯儲備的重要性，並解釋了中資機構海外資本運作受阻的原因。同時，筆者還提醒大家要注意全球金融大海嘯還沒有過去，國際金融資產價格還很不透明的問題。除此之外，筆者也強調了中國在海外市場要想有一番作為首先要練好內功的意義。
第五篇題為《「人民幣國際化」能「先行一步」嗎？》的文章，向讀者揭示了中國今天只會創造財富不會管理財富的「軟肋」，所以，人民幣國際化和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意義重大，並強調今天我們的努力一定要突出「神似」而不是「形似」的追趕成熟市場的效果。
第六篇題為《「大師」為什麼要講違背經濟學常識的話？》的文章，向讀者分析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對人民幣匯率認識上的一些出於「政治利益」的觀點及其「危害性」。筆者認為結構調整才是解決中美兩國貿易失衡問題的關鍵所在。
第七篇題為《兩房「退市」再揭中國「軟肋」》的文章，向讀者闡述了今天中國外匯儲備的資產價值正在隨著美國金融危機的餘波震盪受到巨大的挑戰及其原因。同時，筆者也分析了為改變當前這種被動的局面，中國的中長期發展戰略和短期多元化外匯儲備的運作效率將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
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探索讓中國變得更加強大而又安全的發展之道吧。
世界經濟失衡環境下的人民幣匯改：機遇和挑戰
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自當日19時起，人民幣兌美元升值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儘管當初市場已預料到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但是我國政府態度鮮明，反覆強調人民幣升值與否要取決於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而且，簡單靠人民幣升值也解決不了當時所遇到的內外挑戰。所以，人們對升值的時機確實捉摸不透，升值宣佈當天，市場的反應就是「突如其來」。那麼，為什麼要在那個時候進行人民幣匯率調整？為什麼要選擇那樣的匯率調整方式？當時所選擇的匯改方式對人們的利益關係和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運營效率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搞清楚這些問題對理解今天人民幣快速升值的原因和由此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原因。
事實上，當初構成人民幣升值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基於以下兩大方面的原因：
第一，從對外經濟往來層面上看，原因是美國（對中）貿易逆差擴大背景下對中國愈演愈烈的升值「攻勢」。他們的主張是：美國已難以吸引足夠的外資來彌補經常項目逆差，主要貿易夥伴國的貨幣應該相對美元升值才能吸收美元危機的衝擊。根據當時美聯儲採用的貿易加權美元指數所反映的美國貿易夥伴幣值對美元幣值的影響程度，依次為加拿大元、歐元、日元、墨西哥比索和中國人民幣。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在分析報告中指出，由於歐元在過去幾年中兌美元的升值幅度很大，再讓歐元吸收美元貶值壓力的餘地已經不大，何況英國正在陷入泡沫經濟，德法經濟正在衰退的邊緣徘徊。而加拿大元吸收美元貶值的可能性亦不大，因為畢竟加拿大和美國經濟週期高度同步，並且是美國工業原料的重要進口地。關於墨西哥比索，近幾十年來的比索危機及與之相關的金融動盪已經使美國「於情於理」都不可能讓它充當美元貶值的發動機。那麼剩餘的只有兩種貨幣：日元和人民幣。
但人民幣作為釋放美元泡沫的載體而被迫升值的壓力較日元要大得多。畢竟日元名義上已經是浮動匯率制度，而且又經歷過一次大的妥協——「廣場協議」，並為此付出了經濟長期衰退的慘重代價，何況那些年日元兌美元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升值。因此，國際收支雙順差狀況不斷擴大、一枝獨秀高增長的中國就首當其衝地成了美國「攻擊」的目標：反覆要求中國放棄人民幣-美元間的掛鉤（所謂固定匯率制度），人民幣不應隨著美元匯率的下調而繼續貶值。在那段時間，日本政府也緊隨美國之後，大刮「中國威脅論」、「中國通縮出口」和「人民幣升值」的逆風，以轉移外界對日元受其低息政策影響而長期疲軟的指責。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分析，日本的這種「排華」策略確實失去了幾分「理性」。因為，畢竟當時大量的日資企業是仰仗著中國的價格優勢，再加上自己獨到的技術，才能馳騁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從而保持其良好的業績，實現以外需促進其經濟復甦的發展戰略。
第二，從國內宏觀經濟層面來看，原因是「外匯占款」帶來流動性過剩的壓力。由於中國經濟對外依存的程度較高，對外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緩解就業壓力兩大不可撼動的支柱。為此，中國政府提供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低成本投資環境。強制結售匯制度和固定匯率制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也就是說，為了保證有限的外匯資源能夠用到更好的稀缺資源和技術的進口上，以及鼓勵企業出口創匯，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不惜代價承擔企業外匯結算和匯率波動的風險。
於是，企業的出口業績越好，外商來得越多，雙順差所造成的外匯儲備就膨脹得越快，中國貨幣增長的速度自然也就越快，流動性過剩的問題隨著投資過熱、資產泡沫和通脹壓力等宏觀經濟過熱問題也就變得越來越嚴峻。而且，人民幣由於內外經濟發展的失衡，造成其貨幣供需均衡的價值開始偏離國內價格調整後的購買力價值。儘管金融開放程度有限，但是，根據上述內外經濟形勢的判斷，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已經開始形成，並越演越烈。通過各種「合法」形式包裝後流入的熱錢，規模也由小變大。為了保證中國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緩解流動性過剩對經濟發展造成的負面衝擊，央行開始加大力度進行宏觀調控：通過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利率提升、央票發行以及對銀行的窗口指導等政策手段，來吸收市場中過多的流動性。但效果並不好，外匯占款問題越來越突出。人民幣升值已經被市場認為是抑制流動性過剩的有效手段和必然選擇。
二、人民幣升值要走「漸進式」的改革模式。
中國政府儘管知道人民幣升值的必要性，但並沒有屈服於內外的壓力，在一開始就迅速大幅度調整匯率。其最根本的理由可能是：對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匯率制度的選擇及其調整，並不只是為了解決國際收支的失衡問題，以緩解上述貿易摩擦和貨幣流動性的衝擊。事實上，我們的政府至少要關注兩個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十分重要的指標：一是經濟增長。因為有了它，就能解決就業，就能保證人民的生活。尤其在我國貧富分化、區域差別、勞動力過剩和政府資源再分配能力有限的現狀下，任何引起經濟增長迅速下滑的要素都應引起政府高度的關注。二是維持物價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