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國消費者面臨人民幣外強內弱的特點，無論是在消費支出還是在儲蓄方式上，都會更廣泛地去選擇價格便宜的商品、收益更高的投資方式。比如，進口消費品的購買意識和海外旅遊的慾望會不斷加強。同樣，有海外商務和投資題材的企業和金融機構也會備受關注。比如，旅遊業、能源產業、初級產品行業、技術進口依賴的行業等，其股票都可能會受到青睞；有實力的海外投資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群的股票也會被看好。這固然要取決於海內外實際投資收益差距的大小，但也應該看到，目前國外美國經濟衰退和國內物價上漲這兩大負面因素，確實給海內外投資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再加上海內外資本市場在這一輪美國金融的震盪中出現了信心低迷，這也給中國的股票市場的投資環境蒙上了一層陰影。不過，人們的風險偏好程度會因此有很大的向下修正的趨勢。比如，越來越多的人會更加偏好投資稀缺的初級產品和能源產品，甚至投資大都市熱鬧區中的房地產，因為這些「資產」存在明顯的供不應求關係，從而可以確保未來較大的收益空間。這種「無奈」的選擇，事實上對全球產業和新興市場的健康發展是很不利的。
第四，人民幣「破7」後，中資金融機構和外資金融機構之間競爭的殘酷性會更加變得明顯。由於客戶融資成本降低、投資回報增強的要求在人民幣快速升值的環境下會變得十分急切，能否滿足客戶的這種需求就將決定金融機構的贏利勢頭和消費者對中國金融體系的信心。當然，對於前者，中國資本市場並沒有完全開放，中資金融機構在受保護的環境下依然優勢明顯，但是在微觀層面上，國內銀行間、機構間的資源爭奪會變得更加慘烈，差異化的選擇會變得越來越主流。對於後者，中國金融機構如果不能夠有效地為消費者創造財富，那麼，就目前的開放程度來說，資本大規模外逃的可能性不可不防。
第五，與內資相比，外資對通脹的抵禦能力相對較強，對事後風險分擔的約束較弱，所以在人民幣「破7」後，外資對中國人民幣資產的關注度短期內會越來越強。尤其是在美國經濟向下調整的時期，國際資本會重新佈局，而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良好，資本和資產的投資回報率較高，外資大量流入的壓力也就會越來越大。此外，歐美日官員也都會不厭其煩地要求中國開放資本市場。所以，如何以我為主，如何以清醒的頭腦認識外資的作用，如何擺脫世界經濟失衡環境中金融風暴可能帶來的經濟硬著陸的風險，將是所有中國經濟主體所面臨的一個嚴峻的考驗。
五、展望人民幣未來所肩負的歷史使命。
中國選擇漸進式的人民幣匯改模式，從短期來看，有利於提高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應對匯率變化的能力，同時，也可以緩解當前國際收支不平衡所帶來的流動性過剩的壓力。從中長期來看，有利於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而為了使這種變化的社會成本降到最低，就需要同時加快完善社會福利體系、提高收入再分配的效率以及推動中國金融體系的全面發展和有效運行。當然，從長期來看，它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建立一個金融強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經濟的發展規模正在變得越來越大，融入世界經濟的程度和能量也越來越大。世界各國也從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分享到了豐厚的利益。但是，由於我國的貨幣國際化程度不高，中國對外依存的經濟增長模式讓我們創造的巨大財富不得不主要以美元資產的方式加以儲藏。近來，由於美國次級債風波的爆發和美國對外赤字的擴大，美元疲軟和美國利息的下調都已成定局；而且，世界初級產品和能源產品價格高企，但結算貨幣依然是趨於疲軟的美元貨幣，對我國這樣一個消耗大國而言，無法用自己的本幣結算和資產運作，實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縱觀世界經濟強國的發展戰略，本國貨幣的國際化才是它立於世界舞台常勝不敗的最有代表性的特徵。所以，盡快實現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形成機制是讓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當我們的產業結構變化能夠讓我們的企業在世界的舞台上靠附加價值的優勢競爭時，當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基於一個公平的、內需主導的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時，當我國的金融體系已經發育得較為完善、能夠支撐海內外人民幣資產的有效運作時，人民幣國際化的積極意義就變得十分明顯。
首先，因為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貿易、投資清算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支付手段和衡量單位，所以，中國央行已不再需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它的購買力問題和交易條件上，而是可以把自己的貨幣目標像現在的歐美國家那樣，也放在單一的釘住通脹上。政策運行成本和現在相比將大大降低，匯率風險也將不再存在，鑄幣稅收益也會大大提高。
其次，中國企業的融資能力和結算能力會發生質的變化。因為沒有了匯率風險，中國企業和機構的海外投資效率及規模也能夠得到充分體現。而且，資源投入和市場挖掘的全球化戰略憑借人民幣的國際化優勢，也可以為中國企業做大做強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
再次，在中國消費者的投資組合（所持有的金融資產的結構）中，也會多了一份人民幣資產，這大大降低了持有單一貨幣資產所面臨的價格暴跌的風險。另一方面，由於人民幣的國際化，消費生活的範圍和質量也會大大提高。
最後，人民幣國際化會給中國金融業帶來不可想像的巨大商機。最典型的成果就是以人民幣為交易主體的國際金融中心會自然形成。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信託業的一地集中現象會顯現出來。規模的經濟性和範圍的經濟性會讓中國經濟真正步入與經濟強國相匹配的金融強國的時代。當然，這主要歸功於中國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歸功於中國資本市場為人民幣資產的交易提供了最完善的服務。
儘管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展望，讓我們感到了人民幣匯改的緊迫性，但是，考慮到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現階段的比較優勢，我們反而更加感到人民幣國際化萬萬不能急於求成！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實現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形成機制是我們需要為今後人民幣國際化打下的不可動搖的基礎。
我們應做什麼？我們又能做什麼？
在2009年陸家嘴論壇上，中國金融界最高決策層——「一行三會」（即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的領導共同對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發表了意味深長而又振奮人心的演講。筆者聽後深有感觸，這裡想結合自己最近的調查和研究成果，談點這方面的感想。
首先，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這場全球金融大海嘯讓中國看到了自己的外向依存型經濟的脆弱性以及發展失衡的結構性問題：前者表現為由出口主導和投資拉動的增長動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制約；後者表現為由於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和貧富差距的嚴重性，使得我們無法立竿見影地通過刺激內需等有效的方法來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龍頭城市——上海，也因為出口導向的重工業結構以及對資金密集型的金融業的依賴，在國內外市場資金嚴重不足時無法擺脫由於出口訂單減少和資本市場低迷所帶來的負面衝擊。於是，中國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都在思考兩個決定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一是創造價值的方式，二是財富管理的方式。而且，這兩者互為約束，互為推動。具體而言，就是今後我們主觀上和客觀上是否還能夠滿足於加工貿易和重而大的產業結構（儘管它緩解了中國巨大的就業壓力，促進了中國城市化的發展）？顯然，今後不斷加大的貿易摩擦以及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入所帶來的對外人民幣升值，對內流動性過剩的壓力都會讓我國經濟增長的空間越來越小，而經濟調整的難度卻越來越大。
其次，中國若想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和管理好自己創造的財富，關鍵要選擇好國家的產業定位。根據經濟學中的「微笑曲線」理論，一個國家的產業定位決定了這個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高低以及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一般而言，在產業發展的上游，創新、設計和標準是主要的特徵。它是產業發展的初級階段，也是構思「未來價值」的重要環節。所以一旦新型產業在市場上形成價值，這些國家就會因為傑出的定價能力而獲得整個價值創造過程中所產生的巨大財富。它往往具有技術、創新密集的特點。到了產業發展的中游，將思想轉變為能為人類帶來幸福、安全的商品是這個階段的主要目的。大規模生產和製造就是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徵。對於中國而言，生產成本的優勢使得我們成為世界加工廠。由於這個環節缺乏定價能力，替代性強，價格競爭對市場份額的佔有就顯得非常重要。因此，對於中國而言，無論是資本密集型產業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明顯的成本優勢讓我們迅速成為了全球名列前茅的製造大國。到了產業發展的下游，產品價值的實現和增加其附加價值就是這個環節的首要任務。
物流、營銷和金融等都是這個環節最具代表性的行業。它往往具有資金密集型和服務密集型的產業特點，而能否在這樣的產業中具有核心競爭力，關鍵就在於是否擁有良好的制度體系（包括法律、會計、審計、監管、統計、信息披露等方面）、誠信水準以及市場成熟程度。由於它是整個產業價值鏈中的最後環節，其財富分配的直接和間接的話語權都要高於生產和製造業。如今中國恰恰處在中間環節，無論從財富獲取的能力上，還是從產業發展的環境親和程度上看，我國目前的產業定位正處於腹背受敵的不利局面。中國政府想改變這樣的發展模式，而上海最有能力通過打造自主創新的生態環境，率先讓中國的產業結構向高附加價值的品牌和標準制定的先進製造業方向升級，也最有希望通過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讓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從而能夠更有效地管理好我們自己創造的財富。在現階段人民幣沒有完全市場化和人民幣資本賬戶不可兌換的情況下，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和繁榮將會直接影響到上海先行先試的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的規模和質量。而且，金融、航運和貿易三位一體的發展也是紐約、倫敦等城市國際化成功的經驗。
再次，根據歷史上各國發展的模式看，產業配套發展的問題也很重要。很多研究資料表明，技術和創新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往往也需要資金和服務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作為配套；而資本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則需要產業體系外政策的保障。東亞各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政府限制了要素市場的競爭，通過一定的價格管理，來保證企業出口的價格競爭優勢，維持銀行體系穩定的息差收入，滿足廣大消費者對就業和工資增長的切實需求。但是，一旦資本和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與資金和服務密集型的產業結合在一起，就會因為後者需要充分的價格彈性而破壞了前者成本穩定和低廉的前提條件。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意識到傳統出口企業會在要素價格市場化的過程中慢慢失去優勢。如果政府為了繼續維持傳統出口企業的優勢（出於保就業的考慮）而放緩金融產品價格的充分調整，那麼，很可能就會造成投機資本利用不完善的制度所帶來的套利機會進行貪婪的財富掠奪，最後讓僵硬的價格機制不得不走向崩潰，1997年東亞危機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最後，產業結構調整的推動主體也會影響到自主創新的質量和金融發展的效率與穩定。首先以美國為例，產業兩端高附加價值的技術創新（品牌打造和標準設定）與金融創新（服務）領域都是以市場為核心，它有如下幾個鮮明的特徵：技術含金量高而轉讓成本低，硅谷就是一個很好的篩選池；知識產權保障和市場交易制度完善；企業做大做強、社會福利改善多數都依靠資本市場。但是，美國國內（製造）產業空洞化、貧富分化的問題也比較突出。再以日本為例，它不同於美國「分散式」的創新模式，而是採取「嵌入式」的企業創新模式。具體而言，泡沫經濟崩潰前，日本向產業高端部位走的動力主要是來自於企業內部。日本企業主要是依靠大企業自有的資金實力和銀行的貸款進行技術創新，技術向社會轉讓的成本高，而技術質量的評估又無法市場化，於是，也就無法保證企業的創新產品在市場上都有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