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亞洲的成功是由於亞洲各國的政府非常成功地營造了一個低成本的融資環境和降低了換匯成本。如果一旦這樣的環境被打破，比如日元由於金融大海嘯而造成大量套息資本回流從而導致其大幅增值，日企製造業和出口業因此受到重創，日本經濟就會再次陷入蕭條階段。今天韓國受到的巨大影響，主要是因為在1997年的金融危機以後，韓國為了贏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資源，不得不放開了自己的金融體系。於是，在今天這場危機中，由於外資低成本的撤離潮，最終造成了其股市、匯市的大跌，韓國經濟迅速疲軟，完全重演了東亞危機時的大災難。越南也是因為要素市場價格（原油價格、越南盾等要素價格）高企而失去了國際競爭力，所採取的東亞增長模式也因此受到了嚴重的挫折。
由此可見，亞洲政府採取的金融抑制戰略，使得中小企業能夠「躲」在國家匯率的保護下面，不用擔心自己出口所創造的財富會受到匯率風險的損失，也不用擔心換匯成本會受到供需變化的影響，從而利用自己的競爭力積累了一批又一批的財富。中國的中小企業和亞洲其他國家的一樣，正是靠著自身利潤的增長，即使在宏觀調控的嚴峻形勢下，依然能夠做到用自己的流動性來解決再投資時的資金需求。但是今天，在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中，美國企業因為流動性收緊的緣故出現了「賴賬不給錢」的局面，而當要素價格開始變動的時候，如出台《勞動合同法》，燃油價格、土地價格上升等，尤其是當這些要素價格和匯率一起變動的時候，東亞經濟增長的優勢頃刻間就喪失了。包括日本，哪怕它的技術含量比中國高，也出現了貿易逆差的情況。
我認為，今天亞洲的成功很大程度在於我們的要素市場沒有受到外界嚴重的干擾，各國政府的管理和干預還是十分有效的。大家會注意到金融抑制使亞洲的金融環境顯得非常簡單，即政府控制銀行以及政府控制金融市場。企業基本上只能通過銀行這一穩定的渠道來融資，而基本放棄了資本市場的主要融資功能。而亞洲國家的老百姓之所以能夠接受這樣的金融抑制，是因為它成功地支持了企業成長和出口戰略的完美實施，從而能以穩定增長的工資收入和獎金來不斷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日本東京直到今天也是這樣的，它的定位只是一個區域金融中心，亞洲作為製造中心的生產方式產生不了像倫敦和紐約這樣流動性充裕、金融創新發達的全球性金融城市與全球性經濟中心。所以，今天當倫敦出問題了、紐約出問題了，我們就會突然發現任何替代它們的地方都沒有，甚至因為我們自身對外依賴的經濟增長模式受到嚴重挑戰的緣故，我們的金融體系也開始變得十分脆弱起來！
另一方面，除了金融抑制戰略導致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這一因素以外，亞洲金融生態環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也不容忽視。中國缺乏的是一批願意承擔高風險的金融機構和個人，應該讓這樣的機構和個人來承擔高風險的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否則，我們的金融創新總是停留在政治工程和形象工程上，產生不了實際的效果。事實上，我們現在所作的只是讓那些厭惡風險的金融機構——比如銀行去做偏好風險的業務，這是違背它們理性選擇的做法。所以，不管政府出台多少向中小企業傾斜的融資政策，中小企業的融資規模還是沒有出現明顯的增長。相反，銀行更關注的是有沒有實力雄厚的保險公司和政府部門一起來幫它承擔風險，而且即使如此，銀行自身對中小企業的貸款要求還是偏高——看上去雖然中小企業今天可以向銀行貸款了，但是，高成本、少數量、短期限的融資結構根本滿足不了它們的實際需求。
而且，還有一些中小企業家為了減少銀行的擔心和獲得良好的融資條件，做假賬以「討好」銀行的關注，這種違法行為似乎應該要加以嚴格制裁，但是，讓高風險的中小企業家去與厭惡風險的銀行打交道獲得資金，這本身就是一個「錯配」！我們發現在由銀行主導的新興市場的國家中，只有少數中小企業能夠真正獲得銀行服務。可見，中小企業融資難，不光是中國的問題。除了我們所說的它們沒有抵押物、資產規模小以及業務的導向不明確等問題以外，更重要的是銀行不願意跟它們這種高風險的階層打交道。因為在銀行客戶的數據庫中，無法得到這些客戶信貸能力的真實信息，因此它們自然就會被銀行邊緣化。可以說，在金融抑制的環境當中，幾方面的因素限制了中小企業融資的渠道。而且，監管部門也不應該讓缺乏足夠規避風險能力的銀行去參與高風險的貸款業務，否則就會嚴重影響中國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和長期穩定！
因此，建立多層次的融資體系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就顯得十分重要。中小企業不要總要求銀行提供借貸，尤其在危機時刻，它們應該去尋找願意承擔高風險的投資人群。為此，政府應該培養一批能夠偏好高風險的投資者進入市場。如果世世代代的中小企業家因為我們制度的缺陷和生態環境的不良而不得不放棄骨子裡的那股冒險精神和闖勁，採取十分保守和被動的投資方法，那麼，中國的中小企業成長的軟肋就會越來越明顯。也就是說，危機時刻如果我們只強調刺激內需、擴大就業的必要性，卻沒有拿出切實可行的解決中小企業融資的方案，那麼刺激內需、擴大就業就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句不切實際的口號。我們必須加大直接融資的比重，同時，還應該著力培養一批相關的優秀金融人才，確保他們所從事的私募股權基金投資、風險投資和天使基金的運作等，都能在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中穩步發展，從而扶持一大批推動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中小企業成長。這就可以避免在直接融資的過程中產生類似於在美國次貸危機中所暴露出來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嚴重的代理人問題。
今天，在投資團隊建設方面，我們已經看到了大量的政府領導與企業高層遠赴美國市場招攬人才。他們希望從這些人才中挖掘到能夠管理高風險金融產品、願意從高風險中獲取高收益的精英。同時，我們也要提供良好的適度的競爭環境，設立開明的制度，以此留住人才，從而進一步鼓勵他們去開展金融創新業務，努力拓展中小企業多元化的融資方式和融資渠道。具體而言，我們要讓管理制度陽光化、透明化，不給人才設門檻等。只有這樣，這些人才才不會像目前在中國的一批數量較少的高風險項目投資團隊那樣，把自己傾注多年心血、眼下正在茁壯成長的中小企業「無奈」地帶到美國去上市，完成他們獲得前期高額回報所必須經歷的「退市」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政府部門關於早日推出中國「創業板」的決策，對完善退市機制、推動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都顯得十分必要而且意義深遠。
打造「信用評級」的「中國標準」意義何在？
2010年7月1日，我國專業評級機構大公國際發佈了對50個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報告，這是除美國三大國際評級巨頭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之外，非發達國家評級機構的首次嘗試。這和我們最近在推進的「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一樣，標誌著我國如今正在嘗試打開一個爭奪世界「金融主導權」的新局面。
眾所周知，全球開始質疑美國三大信用評級公司的作用是「起源於」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這場全球金融大海嘯。它讓我們看到的是，很多被它們評估為高質量的金融衍生產品在這場危機中都變得一錢不值。尤其是對很大一批海外投資者而言，出於對它們權威性的充分信任而疏忽了自己對所購買的美國機構債權的信用風險的警惕，結果使得自己辛苦打拼下來的寶貴財富的價值大打折扣或化為烏有。即使賬面價值看上去還存在於那裡，但是卻完全失去了過去應有的流動性，無法為我國的經濟發展發揮正常的作用。如今，我國開始打造自己的信用評級公司，目的就在於最大限度地減少信息不對稱給我們的財富管理造成的麻煩，尤其是可以防範美國信用評級公司為了追求「放鬆要求」所帶來的市場份額的增加效果，而下意識地去隱藏美國金融機構的潛在風險和不惜犧牲外部投資者利益這樣的「道德風險」行為的發生！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當希臘債務危機爆發，歐洲政府正在極力尋找挽救希臘等國的辦法以防止問題蔓延到整個歐元區的時候，美國三大信用評級公司卻火上澆油，一而再地調低希臘等國家主權債務的信用等級，導致這些問題國家的融資成本急劇上升，直到完全失去市場的融資能力。而且，這還促成了市場拋售歐元的恐慌行為，事實上起到了幫助美國對沖基金「做空」歐元、牟取無風險暴利的負面效果。可以這樣說，三大信用評級公司的行為再次暴露出它們在信用評級時機把握上的肆意性和不恰當性等嚴重缺陷。所以，今天我國自己信用評級公司的成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信用評級的客觀性和可控性，避免出現像美國信用評級公司那樣「內外有別」的評級內容，從而也就提高了整個金融體系抗衡外部金融波動衝擊的能力。
如今連美國前任財政部長保爾森自己都承認了美國信用評級體系的缺陷和監管制度的落後，造成這種局面最大的原因之一是這個體系存在壟斷，沒有競爭。這就造成美國信用評級公司缺乏研發動力以提高自己評估信用風險的能力。如果今天中國信用評級公司的誕生能夠打破長期以來由美國三大信用評級公司所壟斷的這一信用評級市場，那麼，想通過自己高質量的服務和準確的判斷而贏得市場的信用評級公司就會不斷地去改善自己的信用評級方式，不斷地去探索金融創新過程中所帶來的全新的風險特徵，從而得出符合新產品風險特徵的、準確的信用評級結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公國際的「聲音」不僅是在捍衛中國經濟的利益，而且更是在推動全球信用評級市場的效率改善和質量提高，也有利於世界經濟今後健康平穩地向前發展。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要在全球信用評級市場上爭奪到屬於中國自己的金融話語權，而不是簡單的自娛自樂，我們所要面臨的挑戰會有很多。首先就是「品牌」建立問題。如果我們能夠選擇恰當的時機作出準確的信用評級判斷，那麼，事後準確度高的「輝煌業績」將會漸漸被市場所關注、所接受。國際資本移動就會認同我們真實客觀的準確報道，而不是接納「一而再受到挫折」的美國非客觀的信用評級指標。其次就是「市場」建設問題。如果隨著中國金融業的開放度提高，中國的信貸產品不斷增加，吸引越來越多的外資金融機構來華投資，那麼，中國輸出自己的信用評級體系就會越來越方便，世界上關注中國信用評級報告的機構就會越來越多，中國信用評級的話語權也會隨著中國經濟的強盛和金融體系的發展變得越來越強。最後就是「方式」創新問題。如果中國未來受過規範訓練的金融人才越來越多，中國的信用評級機制能夠容納百川，取其精華，捨其糟粕，那麼，中國信用評級制度的科學性、客觀性和準確性就會使其在世界舞台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總之，我們今天都很重視「自主創新」的問題，都在努力打造人民幣在世界財富創造和管理過程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在尋找創造和管理財富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標準」在國際市場上的重要性。光有自主創新所形成的「獨到技術」還遠遠不夠，光想通過人民幣的國際化來管理世界的財富也有些好高騖遠，關鍵還是要看一個民族靠什麼方式來獲取財富。事實上，確立「標準」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有了制定標準的能力，才有可能將技術轉變為財富；有了制定標準的能力，才容易得到管理財富所需要的貨幣主導權。而今天信用評級恰恰就是一種金融業務運行的重要「標準」！所以，大公國際邁出的第一步，其意義非同小可，但要想最終拿到「話語權」還是任重道遠，還需要我們不懈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