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年底，「房奴」、「車奴」和「卡奴」等新詞彙開始悄悄地流行起來，它們形象地反映了當今的人們在現代消費信貸生活中所出現的支付壓力難以承受的社會現象。而一項權威機構的調查表明，近八成中國公民買房的貸款在40萬元以上，其中，大約有30%以上的家庭，按揭貸款支付占月收入的比重已經超過了50%；而且，高達98.09%背有房貸的人，心理上都會產生焦慮情緒，甚至有些情緒已經上升到精神抑鬱、錯亂和尋求短見的嚴重程度。另外一項對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大學生的購房調查卻顯示，九成的受訪學生表示「不清楚」信用卡的循環利息，75%的學生算不出銀行貸款利息金額。那麼，今天消費信貸生活中「負翁」群體的出現是否就是因為這些當事者的「無知」所致？還是因為中國缺乏保證超前消費生活方式所需要的健全的信貸文化和信貸體系？甚至是否還存在更進一步的深層次的經濟原因？
以下，筆者將從經濟學的視角來分析上述疑問，同時還將進一步展望信貸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前景和所面臨的挑戰。
一、超前消費無可厚非，但消費的「度」不應該超越。
每次，在金融學課程的第一講中，我總喜歡拿出那則曾經風靡一時、深入人心的美國老太太與中國老太太在天堂的對話，來講解現代金融學所探討的最本質的問題。雖然，中國老太太花了大半生的時間為買房而積蓄，自己享受新房的快樂時間看上去遠遠不如美國老太太那種年輕時向銀行借錢而提前購房的超前消費模式，但是，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和幸福」觀的選擇，我們無法判斷哪一種方式最優。
因為，中國老太太的快樂可能來自於能夠事前驗證為購房所付出的每一次有意義的勞動以及每一筆勞動收入，可能來自於讓自己的孩子共同享受改善居住條件所帶來的家庭快樂，也可能來自於沒有對未來收入變化的那份恐懼。只要中國老太太對自己的選擇感到滿意、感到快樂，那我們就無法指責這種消費方式落伍！對於超前消費而言，也是如此。美國老太太的選擇可能來自於自己能夠盡早感受到不需要父母的呵護而獨立生活所帶來的快樂，也可能是因為有償債的壓力而使自己未來的生活和工作更具有挑戰性。總之，這種選擇只要對當事人來說是快樂、合理的，那就沒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原因。但是不可理解的是，當今中國社會，尤其在年輕人之中為什麼要把超前消費當做「時尚」，卻去取笑和鄙視中國老太太的消費方式？尤其可悲的是，沒有美國老太太的價值觀和社會環境而一味去模仿美國老太太的消費方式，結果，「超前消費」的流行詞不知不覺就被「房奴」、「車奴」和「卡奴」這類悲哀的詞彙所替代了。
因此，從消費者層面上來說，為了不使自己為「超前消費」付出慘重的代價，首先就必須事前對「超前消費」模式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金融學理論無論是對中國老太太的儲蓄型消費還是美國老太太的負債型消費都強調了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人們一生的消費支出不能超過其一生所能獲得的收入！但是，對這個「度」的把握和認識從上述調查的結果中也能看出是很成問題的。有很多人只想到「超前消費」，想出各種法子來實現超前消費，結果當事後銀行的「催款單」堆積起來的時候，他們才開始意識到「度」的存在，才被「度」的無情和懲罰的力量壓得喘不過氣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超前消費的風險教育應該在全民中普及和強化。
其次，必須加強超前消費「度」的管理。在科學的個人信用評價體系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之前，國家應該加大力度約束超前消費的行為。目前有幾個社會現象尤其值得引起大家的重視：一是很多年輕人把自己目前的收入水平和工作環境看成是永久不變的，這種「貨幣錯覺」問題就很容易導致超前消費規模增大而沒有「度」的約束。二是許多人被消費信貸的便利性所麻痺。尤其是在信用卡管理和個人信用評級還不健全的情況下，消費的快樂和超支的懲罰是不同步發生的，甚至強度也是不對稱的。這就會滋長很多人帶著「投機」心理進行超前消費。結果當這種問題形成社會合力而爆發時，它所造成的社會損失就是不可估量的。2003年年底爆發的韓國信用卡危機應該成為我們最好的反面教材。
三是超前消費的權利和義務不對稱使得「度」的約束變得更加困難。比如，買房人為了討好住房人的歡心想盡辦法高檔消費，而住房人只考慮自己是否擁有這個財產的一部分所有權而放鬆對買房人超前消費的「度」的約束，結果這種滿足虛榮心的超前消費行為讓買房人自己淪落為「房奴」。四是把房地產的繁榮景象認為是永久持續的現象，超過自己財富能力地進行房地產投資，結果因為宏觀調控或者景氣週期的變化，又或者房地產投資監管的實施而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負債包袱。五是認為超前消費已經是社會風潮，未來收入的風險不是個人的風險，而是社會整體的風險，所以一旦出問題，國家肯定不會袖手旁觀。於是，隨大流的超前消費比比皆是。如今這種道德風險行為已經開始損害到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建立良好的社會誠信意識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二、消費信貸業務給中國銀行業帶來的機會和挑戰。
自2001年12月11日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經濟進入了新的一輪強勁增長期。根據國際銀行卡產業權威雜誌《尼爾森報告》的相關研究，當一國或地區的人均收入達到1900美元時，居民就達到了信用消費的收入臨界點。而世界銀行2003年的一項研究報告表明，中國當時至少已經有16個城市和1個省份約1.56億人口的收入水平已經達到2000美元。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這些城市中不應該出現「房奴」、「車奴」和「卡奴」的現象，除非是不必要的精神壓力以及與自身社會價值觀的衝突所帶來的煩惱。
事實上，從1997年以來，我國個人信貸業務就得到了快速發展，其總量規模不斷得到擴大。截至2004年年底，中國個人貸款規模已從1997年的180億元增長到2004年年底的22093億元，7年間增長了120多倍，平均增長速度也在90%以上。不僅如此，我國個人信貸規模佔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總額的比例逐年遞增，從1997年的0.23%增加到2004年的10.64%。而且，在這7年間，我國的住房貸款占消費信貸的平均比重都超過了75%。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信用卡貸款也不甘示弱，如今信用卡消費越來越受到推崇。由於信用卡信貸餘額數量難以精確統計，只能通過發卡數量來進行分析。2004年年底，我國銀行卡市場總發卡數量超過8億張，同比增長率為25%，其中可循環信用卡超過1000萬張，同比增長率為100%。雖然信用卡的消費金額很小，但據國際著名投資銀行高盛預測，2006年中國信用卡信貸餘額能達到700億~800億元，利息收入將達到140億元。
為什麼中國的銀行會同時關注和重視消費者信貸業務呢？主要的理由在於以下幾點：第一，中國經濟正在轉型過程中，未來不確定的因素還很多，再加上銀行正在努力改善自身的財務狀況，所以，除了保住大企業和國有企業這類「安全」的優質客戶外，銀行沒有動力再去開拓新的企業信貸業務；第二，中國經濟出現了投資過熱、對外經濟依存度過高的結構性失衡問題，企業業績也因為過度競爭和外部環境的惡化而下降，再加上宏觀緊縮政策，所以，銀行也沒有動力去增加對企業的貸款規模；第三，目前銀行內部流動性過剩，為了平衡資產負債的水準，銀行必須開拓新的資產運營業務，相對規模較大的企業信貸而言，消費者信貸風險較小，而潛在市場又很大，所以銀行業消費者信貸業務的急速增長也是可以理解的；第四，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過渡期結束為標誌，2007年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銀行優質業務的爭奪會更加激烈，所以，在此之前爭奪消費者市場也屬情理之中；第五，隨著金融全球化和技術創新的不斷深入，消費信貸的需求和供給都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也為銀行開拓消費者信貸業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但是，銀行對消費者信貸風險的認識和管理還是存在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個人信用評價體系的缺失會給這項業務埋下潛在的風險。雖然在經濟繁榮時期，超前消費的行為不會影響家庭支付銀行每月的按揭貸款，但是，當這種超前消費行為成為一種社會時尚，那麼，一旦大家的支付同時受到負面影響，就很容易爆發像韓國那樣的信用卡危機，從而殃及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其次，即使銀行在消費者信貸合約中運用自己的專業能力轉移了所有的風險，但是，一旦借款人的違約行為成為社會普遍現象時，那麼再完美的借貸合約也是一紙空文。所以，銀行急功近利的近視眼行為也是造成今天一部分消費者淪落為「房奴」、「車奴」和「卡奴」的原因之一。盡快對超前消費行為進行「度」的監控和對消費者進行信貸風險的普及教育已經刻不容緩。
三、刺激消費的內需拉動政策不一定就能促進經濟增長。
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如今中國儲蓄過多、內需過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缺乏消費者信貸的服務，不能讓閒置的資金充分地利用起來，讓更多的中國消費者去享受美國老太太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沒有個人信貸業務的發展，也就不能通過這種方式去推動內需，從而改善我國銀行和企業的業績，使經濟達成一個良性循環。但是，如今越來越多的「房奴」、「車奴」和「卡奴」的社會現象告訴我們，這種想法是有缺陷的。
第一，超過消費者自身收入能力的消費水平可能會導致內需更冷的結局。因為有負債，人們可能會更加過度地節儉，所以總的消費水平不一定會因為消費者信貸的發展而得到改善。於是，消費者信貸刺激經濟的直接效果是有限的，更別說改善人們收入的間接效果了。
第二，即使消費者信貸業務產生了內需，但可能會因為中國企業缺乏產品的競爭力，需求轉移到了國外，從而沒有出現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效應。相反，濫用消費者信貸業務則會帶來「貨幣錯覺」現象，導致虛假的繁榮。
第三，中國整體儲蓄過剩並不能反映中國居民整體收入能力增強。2006年年底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增長規模（國內生產總值）雖然已達到世界第四位，但是人均收入水平還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排在110位左右。過快地發展消費者信貸業務和內需推動經濟增長的理念不符合中國目前的國情，相反，過分「刺激」內需則會帶來更嚴重的「房奴」、「車奴」和「卡奴」問題。
第四，旨在拉動內需的宏觀經濟政策不一定能刺激高收入階層的消費群體對中國產品的依賴。今天中國經濟還存在很嚴重的貧富分化和地區收入差距現象，真正可能拉動內需的高消費階層已經達到了他們自己所需的日常消費水平，而收入水平很低的階層卻無法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消費主力軍。要想喚起高收入階層的消費，除了提高消費支付的便捷性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對中國而言，供給面的強化政策（改善企業貸款的效率性）要比推動內需的做法（過分地去開拓和爭奪消費者的信貸市場）顯得更合理、更安全、更有創造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老太太的消費模式的形成，不是因為國內金融環境的約束所造成的，而是由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