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終於等來了同楊俊榮的晚餐，Adam安排我做東，約在朝陽公園西門的意大利小館吉薩。之所以期待不僅僅是因為我們需要討論巨鯨同傑威爾唱片公司的合作。傑威爾唱片公司是楊俊榮、周傑倫、優秀詞人方文山合夥的公司。周傑倫和方文山已經不用過多介紹了，而我實際上對楊俊榮並不陌生。
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楊俊榮在台灣已是大學著名歌手，出過7張專輯。在同一年代，我們組織的「流行色」樂隊也在北大登台演出，不過那時中國還沒發展到要給我們幾個學生出唱片。他的專輯《傷感列車》是我去波士頓中國城一家小店，一眼看到封面就喜歡上而買下來的。唱片的封面上那個儒雅帥氣的楊俊榮同學身著黃色夾克衫，背著包，左手指向天空。專輯裡的一些歌都曾喜歡過，如《傷感列車》、《我依然堅強的存在》、《大皮鞋與愛情》等。每次放假完畢，帶著隨身聽上了回北京的列車，看著遠處蒼茫的黃土高原就會想到：「傷感列車不回頭，不管路途有多遙遠，黃昏時分駛過大地，孤獨的明天讓我慢慢走過。」
吉薩是一對意大利夫婦所開，在二樓，它的比薩、羊排、蘆古拉沙拉以及葡萄酒都很好。我和楊俊榮、崔震東在中間的一張桌子旁坐下，點了幾個名菜以及葡萄酒。這樣的時刻，這樣的地方對我而言，更像是老友下班後的相聚聊天，怡然自得。此時我更希望的是聽到友人的故事和人生的感悟，我便好奇地從他做大學歌手開始問起。楊俊榮回憶往昔，依舊豪氣雲天，說在大學也是著名歌手，出過7張唱片，不過就是掙錢很少。楊兄借酒感歎，回顧人生，說出他總結的四種人生：
「第四等人是有名無利，最慘！因為有名了，還要端著，下不來了；第三等人是無名無利，這種人要好點，反正一無所有地去打拼，沒面子，只要裡子；第二等人是有名有利，比如周董；第一等人是有利無名，比如現在的我。
「哈！周董很辛苦。他演出時去過的地方很多，住過的好酒店也很多，但他幾乎從不記得酒店是什麼樣，每次都是有人陪同從房間直接到地庫上車去演出現場，雖然有錢但沒時間花，也沒機會花。要休個假基本都要去外國才行。而我呢，沒人知道我楊俊榮是誰，想怎樣都行，自由，就像現在。若是周董今天來這裡，就沒法吃飯了，都是排隊簽名的，氣氛都沒了。」
我們都喝了一點酒，微醉，舉杯相碰，一直聊到小時候的事情。楊兄講到小時候家境貧寒，所以他父親當日本僱傭軍去東南亞同美軍作戰的故事。「那時候美軍的子彈已經很厲害，基本上打中小腿就沒了，打中胸以上就死得很快，只有打中肚子的死得比較慢，受罪。因此大家還互相傳授經驗，如果是被追到開闊地裡跑不了了，就用大石頭擋住肚子。那個錢不容易掙，是命換來的，全村一起去了二十幾個人，只回來兩個，父親是命大的一個。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就應在我身上了。」
相談甚歡中，時間過得很快，最後關於合作，他只說了一句：「把合約發給我，讓助手辦，會合作。」人生這樣的時刻不多，我總是很珍惜與音樂行業的三五知己暢談人生體悟和音樂故事的時光，這確實是很好的享受和學習。他們的身上總是有那麼多或精彩、或悲傷、或孤獨的故事，現實和夢想的交錯有時就像米蘭·昆德拉一本小說的名字——《生活在別處》。
在北京已漸涼的晚秋初冬的夜裡，空氣異常清冽，我們握手道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