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2日，黑色星期四。
同四大公司的溝通在艱難地進行著，並沒有太多的進展，雖然幾乎每天我們都會發郵件、發短信、見面或者找任何借口溝通。唱片公司的想法很簡單，就是不管你是什麼商業模式，他們關心的是每一個下載最少能收到多少錢。你可以收費也可以做廣告模式，但如果你廣告賣得不好，唱片公司一方可能貢獻了免費的音樂卻顆粒無收。這種想法無可厚非，相當於給廣告分成模式買一個保險，確保唱片公司的最低收入。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底價是多少？
從下午5點開始，章明基、盛軒和我花了幾個小時討論、爭吵，在板上計算，最後得出的結論是3厘人民幣左右風險較低。3厘人民幣的底價意味著，如果每天1000萬個下載、試聽，則一天需支付唱片公司3萬元人民幣，每月90萬元人民幣，每年1095萬元人民幣。無論賣出多少廣告，如果是3分錢，則每天為30萬元人民幣，每年1.095億元人民幣。
而此前，四大公司在討論時提到的底價均超過3分錢，有的下載甚至幾毛錢。對黑板上的數字，我們都很漠然，也許是大腦缺氧的緣故。
這時，章明基決定給Richard打電話，告訴他可能都不想做這個項目了，因為不太可能說服四大公司徹底接受廣告分成或者很低的底價。
我們甚至在想，如果這個項目做不成，公司就轉型做SP，或者乾脆讓Google徹底收購巨鯨公司。我試圖阻止章明基此時同Richard講一個可能的失敗，未果，他還是堅持打電話給Richard。他打完後，我終於忍不住，大家互相指責直到半夜，屋子裡一片狼藉。
第二天週五，我躺在床上完全不想醒來，把手機調成靜音，又睡了一會兒，直到睡不著了，也不想起來，身體完全無力。我呆滯地看著天花板，想起週末開車掠過舊金山街道的情景。「我究竟在幹嗎呢？」轉眼之間，自己已是已婚男人，幹著一份最辛苦的工作，是一家創業公司的創業者、CEO。我決定今天待在家裡，因為帶著這樣惡劣和煩躁的情緒出門，也不會有什麼好事。下午兩點，吃了飯，喝了一杯咖啡，感覺好些了，我給環球的Eugenia打電話，說了昨晚關於底價的計算,也誠懇地告訴她，付費模式和廣告分成模式根本就是兩個模式，很難互相融合。她說可以理解，但這是總部的決策，他們可以報方案，並且該底價在一段時間後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加以調整。我向她表示感謝，實際上這之後我一直感謝她。Eugenia雖然只是環球中國的一個普通經理，但她並不知道有一次就在我幾乎絕望，和她通話時，她用輕柔的語氣鼓勵我說：「沒問題，一定可以的。」當時差點讓我流下淚來，這個情景我會記一輩子。當天我們準備了大量數據和計算，主要是說明為什麼需要零底價或者很低的底價才有可能讓廣告模式成功，然後把這些發給環球。
3月27日上午10點，我和章明基來到華納亞太區香港的辦公室，華納就在黃埔海逸酒店的旁邊，我們坐在19樓的辦公室裡，外面是藍色的大海，香港也有讓人很心曠神怡的地方。原本還約了華納亞太區的總裁拉契·拉瑟福德（LachieRutherford），但他臨時有急事不能參加了，這也讓我預感到這次會議的結果可能不會太好。果然，張健說免費試聽OK，但免費下載還是有問題，主要在於它有可能會損害一個付費市場的發展培育，以及對其他已有生意（例如CD）的損害。當然更重要的是免費下載是革命性的，以前沒有過，所以很難。
我急了，好像我們以前提供的大量的數據和資料來說明這些問題的事都不存在似的。我甚至用了音像協會秘書王炬的音像業報告來說明過去5年CD銷售、彩鈴銷售和網絡下載的關係曲線圖。中國的巨大問題在於中國消費者每年花費上百億元購買CD、彩鈴，再加上百億元的網絡下載、試聽，然而唱片公司只收到不到5億元。也就是說，正版市場的份額才是最大的問題。一個成功的、不斷增長的正版網絡音樂份額，肯定會增加唱片公司在所有音樂相關市場的份額。
我又急切地用一些資料和數據來回答問題。
當然，最後的結論是，「暫時不行，繼續保持聯繫」。
3月的香港已經熱了起來，走幾步就會流汗。我和章明基從體型上看都不是喜歡熱天的人，我們隨便找了一家西式快餐館坐下，還沒有從剛才的會議的失望中緩過來。
我們一起給Alan打電話，說了華納的情況。章明基問Alan，能不能一開始就免費試聽，Alan說：「這很難，無法和盜版免費競爭，這沒有意義的。」我說：「那可否先和兩三家達成協議，而不是所有的？」Alan說：「也許可以考慮，但很難。」下午我還約了英皇的Ian；我們匆匆分手，約好了晚上一起吃飯討論。
晚上我們來到中環的一家混合中西餐廳，環境很好，新潮雅皮的裝飾，遠處是香港美麗的夜景，就同明信片上的一樣。美麗的香港，就如同羅大佑歌曲《東方之珠》所描繪的一樣，也是一座有歷史的城市，風雲變幻，各色人等你方唱罷我登場，留下多少故事。瞬間，我再次感到自己的渺小，同時也感到輕鬆了許多。章明基說：「看來很難，我們要考慮選擇。如果這個項目進行不下去，我們或者賣掉巨鯨，或者關掉巨鯨。」
聽到這句話，我沒有太多感覺，反而更平靜，因為已不是第一次經歷這一幕了。第一次經歷這一幕是在2004年的2月，當普淶公司的股東會決議公司業務暫停時，我的身體和心靈在一瞬間都休克了，之後才感到真真切切的疼痛。我回國後創業的第一個公司普淶在運營5年後瞬間休克了，我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激動、憤怒、掙扎與失望。我同曾經相信過我、熱愛過我、支持過我的人在那一刻決絕。多年後，我才敢回首那一天，意識到自己當時是多麼愚蠢、自大，犯過多少的錯誤。多年後，我一次一次反思在普淶的那一天，我當時在委屈和憤怒的心態下接受了決議；也時常想，如果時光倒流，再來一次，我會怎樣選擇？
而此時，我有一個真實的回答。我說：「章明基，我真的感謝你和姚明對我的信任而投資了這家公司。雖然正版音樂事業面對重重挑戰，但我堅信我們公司是有價值的，否則Google也不會和我們合作。所以我作為股東和創始人是決不會同意關閉公司或清算賣掉公司的。可以有幾種選擇：
1.如果股東們還有信心，那麼請我們共同實現Google合作並投資的方案；如果Google投資項目不成，也可以從其他潛在投資人融資。
2.如果股東們沒有信心，那麼可否考慮賣掉股份？我們將盡力尋找買家，當然要合適的價格。
3.如果股東們沒有信心，一時也賣不掉手裡的股份，那麼公司可否給我們一定時間繼續經營，直到好轉的一天？「因為這3個選擇都會好過現在關門、放棄，好過讓股東們的錢白白損失掉。我作為公司的創始人和CEO，一定是最後一個離開公司的，會為公司的成功而努力。」
這次談話後，章明基再未提起關公司的事情，我也深刻理解他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很多時候，損失別人的錢要比損失自己的錢更有壓力，更難以釋懷。這是一次合夥人之間坦誠的談話。有時，創業合夥人之間的溝通和關係的建立，不亞於婚姻和家庭建立的難度。你很清楚哪一次對話算是真誠的溝通，而這樣做的結果幾乎總是好的。
4天後，Google給巨鯨發來了投資的TermSheet。
EMI是接近我們所希望的合作的。3月初，EMI全球剛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同意銷售MP3格式的音樂文件。在傳統CD唱片銷售以每年15%的速度下滑時，尤其是EMI的一些大牌藝人如Radiohead、RollingStones等離開自己的東家EMI而去流浪時，想必雙方都有太多的痛楚。所以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談何容易？畢竟在面對燦若星辰的大牌藝人，面對曾為自己公司創造了超白金唱片並帶來上億美元收入的傳奇人物和管理者們時，提出任何一個來自數字音樂方面的提案都要準備好接受挑戰，畢竟老大們最後會說：「錢在哪裡？秀給我看看。」
周倩儀家在香港，人則像候鳥般穿梭於京港兩地。我有時候驚詫於她的毅力，不是女強人的那種毅力，而是無論多忙，她都能剛下飛機就同你開會見面，而且在見你時總是笑容滿面，精神煥發。因為瞭解中國，熱愛音樂，她是一個不斷創新的改革者，一直支持併力促這個項目的實現。在她收到關於底價的分析後，我們協商很久，她最後認為可以推動沒有底價的廣告模式或我們希望的底價。我們又用了兩星期時間給她準備了各種文件、數據、圖示等，以便同總部溝通時用得上。同時雙方起草了合約的草案。她說，最近EMI變革很大，在很多創新項目上都是先行者，可能性應該比較大。
4月12日，Sony的Jamie回信了。她說：「這個月內部溝通過了，而且上週二在和香港四大公司的一些人見面時討論過你們的案子了。好像有些人不是很支持，免費下載真的很難。」我關上電腦，難過了很久，中午勉強去了一個午餐會。
「不容易啊，SonyBMG是由兩個相對嚴謹而保守的民族——德國和日本構成的。」當我聽著她用大姐姐的口吻這麼說時，我知道她的心是在哪裡的。
沒有別的辦法了，只能寄希望於環球了。如果EMI和環球兩家公司願意支持和合作，至少項目還有機會繼續下去。如果只有EMI一家，那麼Google也不會繼續下去。這是一定的。
再次致電梁康妮時，她建議盡早同環球高層見面，並說主管環球數字的全球副總裁羅布·韋爾斯（Robwells）可能下個月會來北京，到時候會安排會議討論。下午收到Eugenia的郵件，說和羅布·韋爾斯的會議初步定在5月12日，參會的還有環球數字的全球副總裁西蒙·瓦特（SimonWatt）以及康妮、Larry和Eugenia。正當我在抱怨時間過得太慢時，Eugenia又通知行程有變，推遲到了6月6日下午4點。唉，天哪，那可是40天以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