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堅建隋
自西晉滅亡後，中國北方一直處於「五胡十六國」割據的混亂局面，直至公元386年鮮卑族拓跋部在北方建立起魏國後，北方才脫離了東晉名義上的統治，使局勢逐漸安定起來。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統一北方。公元471年，北魏孝文帝即位，開始了北魏的重大改革，中國的北方已經開始進入了其民族融合的階段。孝文帝死後，北魏開始逐步走向衰落。公元534年，北魏的孝武帝因不滿當時掌控實權人物高歡的脅迫，出走於長安宇文氏家族，而高歡則另立元善見為帝，於是北魏分裂為東西兩部分。
不久之後，宇文泰將孝武帝殺害，改立南陽王寶炬為帝，與高歡所建的東魏對立，建都長安。公元557年，宇文泰的侄子宇文護得將領支持，逼迫西魏恭帝禪讓，由宇文泰的兒子宇文覺即位，建立北周，建都長安，西魏政權滅亡。在整個西魏統治時期，一直都由權臣宇文泰控制著政權，在他的努力下，北方經濟逐漸恢復，人民安居樂業。
東魏由高歡擁立北魏孝文帝—年僅11歲的曾孫元善見為孝靜帝，為自己登上帝位而鋪路，並與宇文泰所建的西魏對立，建都鄴城。在整個東魏統治時期，一直都由權臣高歡控制著政權，他只是玩弄權術，籌備篡位，因此國內土地兼併問題嚴重，民族矛盾尖銳，而且屢敗於西魏。公元550年，高歡的兒子高洋取代東魏，建立新政權，國號齊，此後東魏全境進入北齊的統治。公元577年，北齊政權被北周代替。
北周宣帝時期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社會矛盾激化，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給楊堅為首的漢人將領奪取政權提供了良機。公元580年，周宣帝病死，即位的周靜帝只有8歲，以大丞相身份輔政的楊堅，控制了北周的軍政大權。公元581年，楊堅在消滅北周殘餘勢力後，以「受禪」為名，廢周靜帝自立為帝，是為隋文帝，國號為隋，改元開皇，定都大興（今陝西西安）。隋朝的歷史就從這一年開始。公元588年，隋文帝以次子楊廣和大臣楊素為統帥，率兵五十餘萬，大舉伐陳。次年，隋兵攻入建康，陳（南朝的最後一個政權）滅亡。從東晉十六國以來長達三百年的分裂割據局面至此結束。
開皇之治
隋文帝完成統一大業後，一面躬行儉樸，一面採取了許多有利於鞏固政權的措施。鑒於東漢至隋南北分裂達四百多年之久、民生困苦、國庫空虛的局面，楊堅以富國為首要目標，輕徭薄賦以解民困，在確保國家賦稅收入的同時，穩定民生。
隋文帝時期在政治經濟制度上進行了大量改革，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他將地方州、郡、縣三級減為州、縣兩級，藉以節省開支、精兵簡政。在中央則首創了三省六部制度。此外，隋文帝還廢止了自曹魏以來中國實行了三百多年的九品中正制，而創立了科舉制度。
經濟方面，隋朝仿北魏的均田制，實行均田法，又減免賦役，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此外文帝下令重新編訂戶籍，並在全國修建倉庫，以便災年救濟難民。文帝又致力建設，在原長安城東南營建新都大興城；開鑿廣通渠，自大興引渭水至潼關，以利關東漕運。
學術文化方面，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廣求圖書，為保留中華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
正由於上述措施的推行，隋在文帝統治的最初二十多年間，政治清明，人口增加，府庫充實，外患不生，社會呈現出了一片繁榮，歷史稱為「開皇之治」。隋文帝實現了自秦、漢以來的又一次長時間的統一，使北方民族進一步融合、南方經濟發展，使隋代獲得了「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的讚譽，為我國封建社會大唐盛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科舉制度的創立
科舉制是由皇帝親自主持、以分科考試形式錄用人才的取士制度。科舉制由隋代創立，完備興盛於唐朝，衰落於明、清。1905年，開始推行學校教育，科舉制度徹底被廢除。
漢代選拔人才的制度稱為「察舉制」。公元前196年，漢高祖劉邦下求賢詔，令從郡國推舉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開漢代察舉制度的先河。把察舉作為選官的一項制度是從文帝開始的。公元前178年，漢文帝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後又下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漢武帝進一步把察舉發展為一種比較完備的選官制度。察孝廉的對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曉儒家經書的儒生，由郡國每年向中央推舉。察舉制在西漢到東漢初曾起過重要作用，為封建國家選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後隨著政治日益腐敗，察舉不實的現象漸趨嚴重。到東漢晚期，已成為豪強或官吏安插親信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網羅人才的作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府選拔人才的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公元220年，曹丕採用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立九品官人之法。它的主要內容是，在各州、郡選擇有識見、有名望、善識別人才的官員任「中正」，查訪評定州、郡人士，將他們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為吏部授官的依據。曹芳時，司馬懿當國，在各州加置大中正，因此有大小中正的分別。但是這種制度執行到後來就演變成只從名門望族中選拔官吏，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狀況。
隋代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打擊門閥世襲，因此開始實行科舉制，規定六品以下官吏須由尚書省吏部提名，廢除了傳統的州郡辟舉制（地方一級的徵聘制度）和九品中正制。隋代的考試制度，除有秀才、明經科外，煬帝時又加了進士科；進士只試策，明經除試策外還試經。這兩種科目都適應了一般士紳的要求，通過考試，即可入仕。由此，就算是一般庶族寒門，只要有才就有機會躋身掌權的統治階層。
二世而亡
隋文帝死後，他的兒子楊廣即位，年號大業，是為隋煬帝，他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位期間，政績和暴政都很突出，他主持修建大運河、長城和東都洛陽城，開拓疆土，暢通絲綢之路，三征高句麗，開創科舉。但是，他對人民奴役征斂十分苛重，濫用民力，使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巨大的工程和連年的戰爭使民生不堪重負，引發大規模的叛亂。在農民軍的打擊下，隋朝統治搖搖欲墜，公元618年隋煬帝在江都（今江蘇揚州）被部將縊殺，隋朝滅亡。
隋是承前啟後的一個朝代，在這一時期，我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均有所鞏固和發展。首先在政治方面，隋朝調整了中央與地方的統治機構，確立了三省六部新制，增強了中央集權統治。通過制定《隋律》穩定了社會秩序。另外，開設了科舉制度，為以後封建社會人才選拔方式提供了一個藍本。在經濟方面，文帝下令整頓戶籍，清查人口，繼而推行均田制，調整賦役。與此同時，為了恢復農業生產和加強漕運力量，開通了「廣通渠」引渭水直達潼關。後煬帝又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通黃河，自輝縣至涿郡，長達兩千餘里，這就是現在的京杭大運河。另外，隋朝統一發行合乎規格的「五銖錢」，嚴懲私鑄錢幣。同時，還規定了標準的銅斗鐵尺，頒行全國。這樣，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創造了良好條件。社會的穩定也帶來了自然科學與人文藝術的長足進步，如隋文帝下令修建西京大興城（大興城的設計和佈局思想，對後世都市建設及日本、朝鮮都市建設都有深刻的影響）和東京洛陽城、著名工匠李春主持設計的趙州橋等，這都為我們後人留下了豐富的物質和文化遺產。
隋朝和秦朝都是二世而亡的朝代，因此人們經常對兩者進行比較。首先，隋與秦都是憑借強大的武力結束了分裂多年的局面，而緊接著完成一系列改革，使經濟得以發展。與此同時，又對人民大施徭役，致使民不聊生，終於使政權毀於一旦。然而，也正是憑借此時國家對物資財富豐盈的積累，為後世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物質條件。從而帶來了秦、隋之後中華民族引以為豪的漢唐文化。
隋末農民起義
隋煬帝驕奢荒淫，連年大興土木，不斷對外用兵，繁重的徭役、兵役使得田地荒蕪，民不聊生。公元611年首先爆發了王薄起義，此後起義軍日益增多，鬥爭地區也日趨廣闊，形成了全國範圍的起義高潮。公元616年以後，逐漸形成了三大起義軍，即翟讓領導的河南的瓦崗軍、河北的竇建德軍和江淮的杜伏威軍。
公元611年，翟讓領導農民在瓦崗寨（今河南）起義反隋，山東、河南的貧苦農民紛紛參加，單雄信、徐世勣、李密、王伯當等人都率眾投奔瓦崗起義軍，使起義隊伍迅速壯大。後來，翟讓認為李密有領導才能，把瓦崗軍的領導權交給了李密，李密任統軍元帥，翟讓為上柱國、司徒、東郡公，設三司六衛，建立了瓦崗軍農民政權—「魏」。在隋朝即將被農民起義軍推翻的關鍵時刻，瓦崗軍內部予盾激化，李密設計殺害了翟讓等重要農民軍將領，導致瓦崗軍將卒離心，戰鬥力遭到極大削弱。公元618年6月，李密率軍投降了唐軍之後又起兵反唐，從而葬送了這支農民軍。
翟讓起兵的同一年，竇建德領導農民在高雞泊（今河北）起義反隋，起義軍迅速發展到萬餘人。公元621年，竇建德起義軍與李世民率領的唐軍在虎牢關交戰，被李世民打敗，竇建德被俘，後被殺害。兩年後，唐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擊敗了竇建德部將劉黑闥，河北起義失敗。
公元613年，杜伏威、輔公祏在齊郡（今山東）組織起義，隨後南下到江淮南部廣大地區發展，力量不斷壯大。隨後，起義軍攻下高郵、歷陽，建立農民政權，杜伏威任總管，輔公祏任長史。隋煬帝在江都被殺後，起義軍內部發生了分化。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杜伏威投降了李淵。次年，輔公祏起兵反唐，建立政權，控制了蘇、皖部分地區，後被唐軍擊潰。
隋末農民起義規模巨大，起義軍作戰勇猛，指揮靈活，採取攻其不備、誘敵輕進等謀略和戰法，節節獲勝，擊敗了隋軍主力，摧毀了隋王朝的統治，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起義有力地打擊了地主階級，特別是士族大地主，削弱了他們對農民的人身束縛，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經濟比較繁榮的時期。
李淵建唐
隋代末年，農民起義遍及各地，使隋朝的統治力量大為削弱，一些貴族和地方官吏也乘機起兵割據。駐守在軍事重鎮太原的李淵家族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胸懷大志的李淵深知自己無力鎮壓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又恐遭到隋煬帝的猜忌，在兒子李世民的建議下，於公元617年起兵反隋。他手下有很多能征善戰、賢能多才的將領，加之部隊紀律嚴明，因此很快壯大起來。
李淵起兵後，一面遣劉文靜出使突厥，請求始畢可汗派兵馬相助，一面召募軍隊，並於7月率師南下。此時瓦崗軍在李密領導下與困守洛陽的王世充激戰方酣，李淵乘隙進取關中。半年之後，李淵起義軍佔領了當時的都城長安，在關中站穩了腳跟。李淵入長安後，立煬帝孫代王侑為天子（恭帝），改元義寧，遙尊煬帝為太上皇；又以楊侑名義自加假黃鉞（黃鉞：以黃金為飾，古代帝王所用，後世用為儀仗，以黃鉞借給大臣，即代表皇帝行使征伐之權的意思）、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綜理朝政。次年（公元618年）5月，李淵稱帝，改國號唐，定都長安。不久唐統一了全國。
李淵在位時期，依據隋文帝舊制，重新建立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又修訂律令格式，頒布均田制及租庸調製，重建府兵制，為唐代的職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課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礎。「玄武門之變」後，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是為唐太宗。
玄武門之變
「玄武門之變」是唐朝統治階級內部一場爭權奪利的鬥爭。唐朝建立後，李淵封長子建成為太子，協助處理軍國大事，實力雄厚的次子世民文武雙全，武功卓著，由此形成兩大勢力。太子建成聯合四弟元吉，準備除掉世民。
在唐高祖統一全國的過程中，世民先參與策劃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後，在討平群雄的戰爭中，他又立功最大。李世民能征慣戰，智勇兼備，已成為唐軍事實上的最重要的領導人，被高祖李淵封為「天策上將」，位在諸王之上，並兼司徒、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還詔令在秦王府中設置官屬。世民自恃才能和顯功，在府中開置文學館，延攬四方文學之士，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謀臣策士。此外，世民南征北討，逐漸在天策府中網羅了不少勇將猛士。擁有了如此眾多的謀士與勇將，秦王世民的周圍自然形成了當時政壇上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直接威脅到太子建成。建成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就聯合同樣對世民不滿的齊王元吉，採取曲意聯絡唐高祖的妃嬪以為內助、加強自己的軍力、收買世民的部下等策略來強化自己並削弱世民的勢力，甚至發展到在世民酒中下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