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死後，漢惠帝劉盈即位，但此時政權實際已掌握在太后呂雉的手中。呂後尊劉邦遺囑用曹參為丞相，沿用劉邦的「無為而治」的政策，達到了「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的效果。公元前183年，劉恆即位，為文帝，他與景帝（文帝之子，於公元前156年∼前143年在位）都繼續執行高祖所制定的「與民休息」的政策方針，減輕人民賦稅，使漢朝經濟蓬勃發展，人民生活安定，國力大大增強，史家稱為「文景之治」。通過「文景之治」，漢朝國力逐漸強大起來。
蕭規曹隨
漢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丞相蕭何病重。漢惠帝親自探望，問他將來可以接替丞相的人選。漢惠帝問他：「曹參怎麼樣？」蕭何和曹參早年都是沛縣的官吏，蕭何明白曹參是個治國的人才，所以漢惠帝一提到他，就表示贊成。蕭何死後，曹參接任丞相。可是他一天到晚都在請人喝酒聊天，好像根本就無心治理國家。惠帝感到很納悶，於是就讓曹參的兒子曹窯回家問問。曹窯接受了皇帝的旨意，回家後跟他父親閒談。曹參聽了兒子的話後，大發脾氣，還把兒子狠狠地打了一頓。曹窯挨了父親的打罵後，向漢惠帝大訴委屈。惠帝聽了後就更莫名其妙了，於是就在第二天找曹參單獨交談。曹參大膽地說：「請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誰更賢明英武呢？」惠帝立即說：「我怎麼敢和先帝相提並論呢？」曹參又問：「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蕭何丞相相比誰強呢？」漢惠帝笑著說：「我看你好像不如蕭丞相。」
曹參接著說：「陛下說得好。既然您的賢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蕭丞相，那麼先帝與蕭丞相在統一天下以後，陸續制定了許多明確而又完備的法令，難道我們還能制定出超過他們的法令規章來嗎？」漢惠帝聽了曹參的解釋後就立刻明白了。
曹參在擔任丞相期間，極力主張清靜無為，遵照蕭何制定好的法規治理國家，使西漢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百姓們編了一首歌謠稱頌他：蕭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齊；曹參接任後，遵守不偏離。施政貴清靜，百姓心歡喜。這就是歷史上的「蕭規曹隨」。
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是發生在漢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一次諸侯王國的叛亂。參與叛亂的是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昂，其中吳王濞是這次叛亂的主謀。七國之亂的根源，是強大的王國勢力與專制皇權的矛盾。漢初，劉邦一面剷除異姓諸侯王，一面分封同姓的子弟為王。後來受封的諸侯王割據勢力迅速擴張，嚴重威脅中央集權。呂氏當權以及漢文帝劉恆（庶出）登基等政治事件，加劇了這一矛盾。
漢景帝劉啟採納晁錯的《削藩策》，下令削奪王國土地。景帝的這一舉措在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動，被削地的諸侯王們心懷不滿，而未被削地的諸侯王們兔死狐悲，也都惶惶不可終日。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冬，景帝下令削奪吳國的會稽、豫章郡。吳王劉濞聞訊後，串通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等六國的諸侯王公開反叛。劉濞共聚眾三十餘萬人，號稱五十萬，又派人與匈奴、東越、閩越貴族勾結，以「誅晁錯，清君側」的名義，舉兵西向，從而開始了西漢歷史上的吳楚七國之亂。
由於劉濞早有預謀，所以七國軍隊在叛亂之初進展順利，先攻梁，再圍齊，前鋒直指今河南東部。景帝見叛軍來勢兇猛，一時慌了手腳，聽信了爰盎的讒言，將晁錯腰斬，以圖換得吳、楚退兵。但叛亂的諸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但沒有退兵，反而認為景帝軟弱無能，劉濞公然自稱東帝，與西漢政權分庭抗禮。當此之時，景帝才恍然大悟，下決心以武力鎮壓叛亂。太尉周亞夫奉命率軍出藍田經武關至洛陽，出奇兵斷絕了叛軍的糧道。當時正值天寒地凍，叛軍士卒糧盡援絕，終於自行崩潰。周亞夫率軍追擊，大破吳、楚聯軍，吳王劉濞逃走後被殺。此後，其他諸侯王的叛軍也相繼被擊敗，紛紛投降，叛亂被平息。
吳楚七國之亂在三個月內全部平息，同姓諸侯王的勢力受到致命打擊。景帝趁勢收奪各諸侯國的支郡、邊郡歸朝廷所有，同時取消了王國自行任命官吏和徵收賦稅的特權，削減了王國的屬官，王國的丞相改稱為相，相還負有監察王的使命，規定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稅」，即按朝廷規定的數額收取該國的租稅作為俸祿，王國的地位已與漢郡無異。七國之亂的平定和諸侯王權力的削弱，沉重地打擊了分裂割據勢力，在制度上，基本解決了劉邦實行諸侯王制度時所產生的弊病，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度。
漢武帝的雄才大略
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6年∼前87年），生於長安，幼名彘，是漢朝的第七位皇帝。四歲被冊立為膠東王，七歲時被冊立為太子，十六歲登基，在位五十四年，葬於茂陵。漢武帝創立年號，同時也是中國第一個使用年號的皇帝。
他登基之初，繼續他父親生前推行的養生息民政策，國力進一步增強。在之後的統治期間，武帝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銳意進取，使得漢朝的政治、經濟、軍事變得更為強大。在政治上，武帝加強皇權，採納主父偃的建議，施行推恩令，以法制來推動諸侯分封諸子為侯，使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縮減；同時他設立刺史，用來監察地方。在軍隊和經濟上，武帝加強中央集權，將冶鐵、煮鹽、釀酒等民間生意變由中央管理，同時禁止諸侯國鑄錢，將財政權集於中央。在文化上，他採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儒學在古中國的特殊地位鋪平了道路。在外交上，武帝派張騫前往西域聯絡大月氏，開通了「絲綢之路」。
漢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統治期間，以漢民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得到了鞏固，中國開始以高度文明和富強的國家聞名於世。但是由於連年的戰爭，漢朝的國力逐漸衰弱。漢武帝在執政後期也意識到這些問題，於是採取了一些積極有效的措施，使得漢朝的經濟繼續發展。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初，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武帝即位時，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的性格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在位期間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董仲舒認為，「道之大原出於天」，自然、人事都受制於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他把儒家的倫理思想概括為「三綱五常」。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儒學開始成為官方哲學，並延續至今，從此，經學研究在漢代盛行。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其時代特點，他推崇的儒術，實際上已經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各種不同學派的思想，與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漢武帝把儒術與刑名法術相結合，形成了「霸五道雜之」的統治手段，對後世影響頗深。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當時的漢王朝，邊境不穩，時常遭受匈奴人的侵擾。作為遊牧民族的匈奴，幾乎把農耕為生的漢朝當成了自己予取予求的庫房，燒殺擄掠無所不為。而面對這樣的局面，長城內的國家卻從秦以來就無力從根本上改變，勝利的時候極少，秦只能寄希望於修築長城進行消極防禦，而漢朝卻以和親以及大量的「陪嫁」財物買來暫時的相對平安。
公元前123年，十八歲的霍去病跟從衛青（霍去病的舅舅）領軍征戰。衛青任命霍去病為嫖姚校尉，帶領八百騎兵，作為一支奇兵脫離大軍在茫茫大漠裡奔馳數百里奇襲匈奴，打擊匈奴的軟肋。這次戰役霍去病斬敵2028人，殺匈奴單于的祖父，俘虜單于的相國以及叔叔。霍去病的首戰，以這樣奪目的戰果，向世人宣告，漢家最耀眼的一代名將橫空出世了。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被武帝封為驃騎將軍，春、夏兩次率兵出擊佔據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區的匈奴部，殲四萬多人。同一年秋，他奉命迎接率眾降漢的匈奴渾邪王，在部分降眾變亂的緊急關頭，率部馳入匈奴軍中，斬殺變亂者，穩定了局勢，渾邪王得以率四萬餘眾歸漢。從此，漢朝控制了河西地區，打通了西域道路。公元前123年，霍去病與衛青各率五萬騎兵過大漠（今蒙古高原大沙漠）進擊匈奴。霍去病擊敗左賢王部後，乘勝追擊，深入兩千餘里，殲七萬餘人，後升任大司馬，與衛青同掌兵權。
霍去病用兵靈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斷，每戰皆勝，深得武帝信任，並留下了「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千古名句，病逝時年僅二十四歲。
張騫通西域
在漢朝，人們將玉門關和陽關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以及新疆以西的廣大地區統稱為西域。
漢武帝為了聯絡大月氏夾攻匈奴，於公元前138年派張騫出使西域。這次出使雖未達到目的，但瞭解到西域各族的政治、經濟、地理、風俗等情況。史書上把張騫的首次西行譽為「鑿空」，即空前的探險。
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訪問了西域許多地區。西域各族政權也派人隨漢使到漢朝答謝。從此，漢朝同西域的往來頻繁，西域的音樂、舞蹈藝術，農作物如葡萄、苜蓿、核桃、胡蘿蔔等相繼傳入內地。內地的鑄鐵、鑿井等技術也傳到西域。漢朝同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豐富了漢族與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
為了促進西域與長安的交流，漢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給的貨物，到西域各國經商。在這些具有冒險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為富商巨賈，從而吸引了更多人從事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原與西域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同時漢朝在收取關稅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潤。出於對匈奴不斷騷擾與絲路上強盜橫行狀況的考慮，漢朝加強了對西域的控制，於公元前60年設立了漢朝對西域的直接管轄機構—西域都護府。以漢朝在西域設立官員為標誌，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的時代。
絲綢之路的開闢，有力地促進了中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對促成漢朝的興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這條絲綢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條重要通道。
鹽鐵之議
漢武帝劉徹在位期間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經濟政策，如統一幣制、鹽鐵和酒類官營，實行均輸平准、算緡告緡等。這雖然充裕了封建國家的財政，為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經濟基礎，但是伴隨農業生產的發展，土地兼併現象日益嚴重，廣大農民的負擔愈來愈沉重。鹽鐵、官營等政策的弊端也逐漸顯現。至武帝晚年時，已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另一方面，經過漢王朝的連年出擊，匈奴力量大為削弱，邊患有所緩和。這些客觀情況，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發生重大改變，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漢初的「與民休息」政策。
武帝死後，昭帝繼位。為保證「與民休息」的政策實行，在公元前81年昭帝下令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賢良文學詢問民間疾苦，賢良文學與桑弘羊意見不一，就漢王朝的內外政策進行了辯論，這就是有名的鹽鐵之議。鹽鐵之議後，雖然沒有廢止鹽鐵、官營，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挫折，來自社會中下層的賢良文學活躍一時，酒類專賣廢止，「與民休息」的政策進一步得到肯定，對昭帝、宣帝時期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漢室柱石霍光
漢武帝末年，圍繞繼位問題的一場明爭暗鬥已經逐步展開。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悉心培養的太子劉據因巫蠱之禍被逼自殺，這場鬥爭就更趨於表面化。漢武帝為了避免他死後政局發生變亂，將幼子弗陵立為太子，隨即將其母鉤弋夫人處死，以絕後宮專權之患。不久，便命畫工畫了一幅周公背負周成王的圖畫賜予霍光（名將驃騎將軍霍去病的同父異母兄弟），囑托霍光像當年周公輔佐年幼的周成王一樣輔佐劉弗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