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出路咖啡館 第40章  (40)
    她問我同不同意她的看法。我說日本人的確不幽默,不過我是中國人。她又說翰尼格征服她就靠幽默和色情。我哈哈直樂,說:「知不知道翰尼格有位女熟人,總是穿比她身材小一號的連衣裙?」翰尼格在桌布下踢我一腳。十分鐘後那女人去上洗手間,他說:「你剛才胡說什麼?!」我說:「你不是有個二百五女鄰居,專門上你的門請你幫忙替她拉裙子的拉鏈?」他說:「就是她呀!」我立刻說:「祝賀祝賀!」然後我便告了辭,把啤酒的賬留給我的教授支付了。我在馬路上叫了輛出租車,說了里昂的地址。等出租車停在里昂公寓門口,我假裝在書包裡亂翻。然後我把淚汪汪的臉朝著司機,說我的錢包一定被扒手扒了。我摘下手錶,請司機收下。司機心想她真是可憐,那塊破表連十塊錢都不值。司機說:「行啦行啦,我剛從印度來的時候,跟你一樣窮。」里昂見了我便說:「你喝的什麼酒?」我說:「不要錢的酒。」在樓梯上他問我:「你是進去呢,還是在這兒等我?我還有十分鐘就弄完了。」我說:「我進去,也不耽誤你抽大麻。」他說:「我不是這意思。」我說:「我知道你不是這意思。」我頭重腳輕地倚著樓梯的木欄杆站著。這樣的生理和心理狀態下,木欄杆顯得極不結實。我知道我兩頰潮紅,眼神遲鈍。他肯定看出我真正想說:你怕我仗著酒膽跟你進去,仗著酒意任事態自己去發展。他說:「你還是在這兒等吧,我兩分鐘就出來。」我也看出他真正說了什麼:你若進去,你的安全我可不敢擔保。我說:「我想喝杯水。」我實際上說:既然來到這裡,我就是要找死。我跟著他一步一步登著木樓梯,他突然停住,回身,一把將我摟進懷裡,我說:「我在酒吧裡等你,喝了兩杯啤酒。」他當然明白我其實是說:在酒吧,我們會很安全。抑或他聽懂的是:我反正是借酒發揮,我現在的行為不是我該負責的,是酒該負責的……他的吻很輕,但很專注。一個鄰居從我們旁邊賊似的繞過去,上了樓之後,又賊似的朝我們瞟一眼,而里昂被吻包裹,根本對那鄰居沒有感覺。然後他說:「你就等在這裡,我拿了外套就出來。」我頭暈眼花地對他笑笑,說:「不。」他這次真有點兒吃驚,愣愣地看著我。我從他的眼睛裡看到他心裡的鍵盤響成一片,卻一個完整的詞彙都沒打出來:他腦子裡的屏幕上飛快出現的,全是亂碼。我看著那些無法解讀的亂碼漸漸拼合成一絲苦痛。

    「我們之間最真實的感情,就是我們誰也救不了誰,誰也不想救誰。」

    「嗯?!」便衣福茨帶金紅絨毛的手指「卡啪」一響。

    「我只能講清這麼多——他是沒有童年的中國人,我也是。他從印尼逃到美國的時候,童年就中斷了,我的童年中斷在六歲。」

    「為什麼是六歲。」

    我說:「六歲,許多孩子開始撒謊。」而我的謊言,美好而恐怖。「同里昂之間,你愛怎麼理解就怎麼理解,在美國,上不上床,不是實質,對吧?」

    我起身告辭。

    理查突然說:「該死,我差點兒忘了,測謊實驗改在今天下午四點。因為有個重大案子安排到下禮拜四,所以把你和那傢伙對調了一下時間。」他飛快地看了一眼手錶:「也就是問些例行問題,現在你還有半小時,可以準備準備。」

    我看著這張英俊的臉。我在想,這套漂亮五官的後面,一定閃爍著無數計謀,一定精密、繁忙得如同一台宇航操縱儀。在這副「非個人」的職業微笑後面,那儀器精密地捕捉人的弱點,計算人的弱點的最大利用價值,然後去開掘這些價值。人們相愛、相妒、相殘的弱點,對於這架儀器,簡直有著取之不竭的價值。它的計算精確,幫助人們屈從本身的弱點,為了血淋淋的情感膠合到一塊兒,再被血淋淋的利益撕扯開來。它觀望著人們,鼓勵他們去貪婪,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肉體上,或是在情感上。它在人們不禁墜入愛河、慾海,良心煉獄時,發出理查·福茨這樣的超然微笑,這個微笑高高凌駕在人們的自相殘殺之上。沒有人們的相互愛戀、相互需要、相互出賣、相互誅滅,它賴以什麼去存在?它微笑,便是它看見它一再成功地助長人的弱點,這些弱點又一再讓它建立功業。

    我說:「那就非常對不起了,我四點半正好有約。」

    「可我提醒你,安德烈·戴維斯能否赴新任,很重要的一步,在於你。我是根據他們國務院的催促,把測謊實驗提前的。」

    他已不再微笑,只是在玩味一個微笑。他在玩味一個不無邪惡的微笑:哈,你看,你是無法對著測謊儀講你剛才的那番話的。你講也沒關係,我們將根據謊言瞭解你其實在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三角戀愛。

    我的手慢吞吞地卻穩穩地取下我的帽子、圍脖。

    「不過,下面這場談話更直接關係到安德烈的切身利益——下一場審訊,是國務院安全部直接安排的。」

    我的臉盡量擺得四平八穩,我的眼睛一定像愛荷華的玉米農場主一樣老實巴交。但理查·福茨不難看出一個得意的笑,就在我的面龐之下:你們去自相殘殺吧!

    理查一直把我送到電梯裡,陪我乘電梯下樓。他的表情稍微個人化了一些。我想到阿書關於一男一女乘電梯會產生性張力的話。

    「你最近跟阿書通了電話嗎?」理查突然朋友似地問道。

    「沒有,我打不起長途電話。」

    「她要我好好關照你。」

    「那就代我謝謝她。」

    「我發現從中國來的女孩子很不同。」

    「那是。」

    「阿書對於我,有種奇特的刺激。你們的成長環境……」

    電梯的門開了,我一步跨出來,回頭說:「請留步。」

    理查的手一揚,他頭一次顯出疲憊。可能有那麼一瞬間,他對自己煞有介事所做的一切,突然感到荒誕。他竟然也意識到人性的限度,一旦觸及這限度,他也同一般人一樣覺出自己的不支和脆弱。理查的肢體語言告訴我,他並非無懈可擊。

    星期六一早,我被門鈴聲吵醒。等我披上大衣,奔出臥室時,見里昂已下樓去開門了。里昂什麼時候回來的,我一點兒都不知道。他一般在清晨五點結束排練,從我醉醺醺地闖上他的門的那天傍晚起,他決定搬過來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從舊金山回來。在寒冷廣漠的空間裡,我們大致誰也碰不見誰,「做伴」是抽像的。

    我將頭探出窗口,看見樓下停了輛深紅色的車。一個穿米色風衣、戴黑色長圍脖的高大身影正踱著步。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徹底——這個高大男子是安德烈。

    里昂把他領上樓來,在樓梯上就聽見他們在交換姓名,相互自我介紹。然後安德烈說:「這麼大的空間可以開個室內網球場啦!……」

    安德烈上來擁抱我,我瞥見里昂避開眼睛,他說他正在通電話,就不陪我們了。

    安德烈問:「這就是你跟我提到過的音樂家里昂嗎?」

    我並不記得我跟他講到過里昂。

    我聽見里昂在海青的畫室裡繼續通電話。隨口應著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還想問什麼,但克制住了。因為我在搬家前告訴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個女畫家。我見安德烈開始解圍脖,便說:「在這房子裡,你不該減衣服,而該添衣服,一個冬天的寒冷都庫存在這兒。」

    我到灶前去點火,這裡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後,我讓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後左右地跟著我,似乎這麼空蕩蕩的大屋,他不緊跟我就會失去我。他解釋他突然到來的原因:他昨天晚上發現一張航空公司贈送的機票馬上要過期,便當即乘了去機場的地鐵。他說那時已是半夜一點,他無法和我通電話,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機場一連打了兩小時電話都打不通,我這邊始終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車,直接開來了。我想,他這樣解釋可真吃力啊!

    我從冰箱裡拿出一盒雞蛋,裡面還剩四個。安德烈一眼看見蛋盒上的減價簽:幾角幾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過期三個禮拜了。我這兒所有的食品:糖、麵包、麥片、餅乾、玉米油,全是那種白紙黑字的廉價物品,這些簡陋包裝的東西是對貧困者半救濟的出售,這所房子裡到處能見到如此的黑白商標:洗衣粉、洗碗液、洗頭水和肥皂。它們對安德烈來說,顯得刺目地陌生。

    他終於忍不住了,說:「別忙了,我們出去吃早飯吧!」

    我說:「咖啡都煮好了。」

    他說:「走吧走吧。」

    他一分鐘也不想在此處多待,將我的絨線帽、圍脖一古腦扣上來。他感到這個空蕩蕩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掛著的王阿花與海青的作品都冒著一股年輕的怒氣,這股怒氣原是無處可施,而安德烈卻感覺到它是針對他的。

    我們向門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腳,打量了我一下,然後他取下我的圍脖和手套,往門邊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純開士米大圍脖將我的頭和臉仔細包裹好。里昂從海青的畫室出來,正看見這個動作,安德烈的手勢把我弄成了一個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剛剛認識我是誰。

    我假裝隨口客氣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們一塊兒去吃早飯?」我知道里昂從不吃早飯,他一般在下午四點開早飯,清晨五點開晚飯,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飯開在上午八點,他也絕不會跟著我和安德烈去一個布爾喬亞的餐廳。那兒坐著掙月薪、讀股票消息的中產階級。里昂認為中產階級是美國個性消亡的一個鐵的證據,佔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的中產階級是消滅真正藝術的大軍,是精神、文化的垃圾處理器:有多少無靈魂的音樂、繪畫,都可以朝這部巨大的機器傾倒,都會被吃進、消化、排出。這個巨大的機器可以改變藝術的原則,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內的藝術家,誘引他們去畫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燈罩。

    安德烈也說:「對呀,我們一塊兒去吃早飯吧。」

    我在安德烈聲調裡聽見的全是誠意。

    而里昂卻聽出了施捨,他臉上有了層冷酷的笑意。

    我說:「里昂可能剛剛回來,他從夜裡工作到早晨。」

    里昂從我話中聽出的卻是急切的表白:這個藝術癟三跟我沒什麼關係,他活在夜裡,我活在白天。

    里昂說:「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嗎?」

    安德烈說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幾家不錯的。

    里昂說:「那些沒什麼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話裡聽出了進攻,他心裡一陣好笑:你這樣自以為是的人活得連基本體面都不要,可以靠失業金、救濟金去餬口,對辛勤納稅、將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變成稅務交給政府,再由政府變成你的失業金或救濟金——對這樣一批對社會負著重責的人,你的優越感是從哪裡來的?!你認為你那些晦澀不堪的東西就是真正的藝術?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確?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潛台詞中,只聽到他的誠意,他的確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說:「好吧,你帶我們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館。」

    里昂當然不會去,他覺得安德烈把零錢扔給街頭乞丐也是以同樣誠懇的態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殘廢人的福利工廠去當義務,給殘廢人生產的罐頭寫西班牙文、法文、荷蘭文的產品介紹,這事里昂一聽準會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說。

    他對安德烈的邀請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麼了。我看他一眼,他一點兒挑釁的意思也沒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遠的皮夾克,一條馬尾梳得整整齊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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