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回到家，牧師夫婦都沒睡。我剛把鑰匙****鑰匙孔，門鎖就從裡面擰開，然後我看見了牧師太太驚惶失措的面孔。她的嘴巴仍吃力地擺出微笑的形狀，眼睛卻白熱地瞪著。
我問：「你好嗎？」我想，大概是要跟我清賬了。
「很好。」她馬上回過頭去看牧師，禮貌順著慣性從嘴裡出來：「你呢？」
我說：「很好。」這時我發現牧師已邁著長腿攆上了他妻子，此刻站在離她兩步遠的地方。倆人就這樣一前一後、一高一矮站著看我解下圍脖，摘掉帽子，脫掉靴子。我和他們仍在進行禮貌廢話。比如說：天氣真可怕，交通堵得要命。
然後我穿著又冷又濕的棉襪，跟他們夫妻倆面面相對站在門廳裡，雙方都客套得累壞了。我想說：這個月的房租我下禮拜保證交。想想算了，我信用卡上的赤字比什麼保證都說明問題。我還想說：出什麼事了嗎？他們會想這人看上去挺謙謙君子，其實是個潑皮無賴——白住房、白用水電，在房東和房客之間還能出比這更壞的事？
牧師太太又急速看了牧師一眼。那意思是：你不說我可不客氣了。
牧師終於開了口：「你最近在跟FBI接觸？」
「怎麼了？他們找你們麻煩了？」
「不是。是這樣，今天下午一點鐘，我妻子在留言機上聽到一段很可疑的聲音，你來聽聽就知道了。」
我被他們領到起居室。牧師伸出修長多毛的手指，摁在留言機的倒帶鍵上。倆人以一模一樣的表情聽著機器沙沙沙響起來，不久出來一個喉音極重的男低音。說：「聽到沒有？聽到沒有？……」然後是個年輕些的男聲說：「有了有了，恨不得花了半輩子的時間才找到。你聽我怎麼樣？」男低音說：「還行，你聽我呢？」年輕男聲說：「不怎麼樣……」機器「卡噠」一聲停住。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眼睛瞪得跟他們一模一樣。
牧師太太說：「大概在它發生二十分鐘以後，我接到一個電話，開門見山就告訴我他是FBI的，叫理查·福茨。他問我你的作息時間，夜裡一般是不是都住在這裡。」
牧師說：「他還問你有沒有把朋友和熟人帶到這所房子裡來過……」
「我告訴他，我們的房客跟我們一向有契約的，都不會違背契約帶人回來。」牧師太太顯然對這場莫名奇妙的事有些不高興，很可能她在我進門前正發我的牢騷，連同我的拖欠房租，支票跳票，有一次開了爐子沒關，把爐子上面橡木吊櫃的底子都烤得發了黃。小半輩子沒講過人壞話的年輕牧師太太把所有的惡聲惡氣攢足，全用在我這兒。
我說：「那這留言機上的對話是怎麼回事呢？」
夫婦倆一模一樣地聳聳肩。
牧師說：「從上下文看，很可能是他們正在調試竊聽器，就是說，他們已經聽了我們家的許多私人對話。他們已經侵犯了我們這樣安分守己的公民的權益。」
牧師脾氣很溫和，憤怒都是和風細雨的。
「可是歸根到底，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名堂。」牧師太太手指指留言機，如同指一攤穢物。
我聽起來，像是兩個拿報話器的人在通話，像兩個警察。我說：「便衣福茨實在萬惡，他折騰到最後可能是將我攆到冰天雪地的大馬路上去。」
「也有可能。」牧師微皺著眉，基本是白色的睫毛緩緩地一扇一扇。他每天忙的就是把美好的東西灌輸到人們腦子裡和行為裡，他的灌輸失敗，才會輪到FBI們去忙，他現在輕微感覺到失敗。
牧師太太最大的不適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壞了。她的安全感是她上幾代人離罪惡的遙遠而建立的。她不能確定我是否和罪惡有關，但她更無法確定我和罪惡無關。她突然覺得我離她的認識極其遙遠，她曾自信地在我行為氣質上讀出的謙和多禮原來是錯誤，它們都是神秘內向的東方所給予我的偽裝，而絕不能給她證據證實我的無辜。而壞就壞在我的內向和神秘，使她覺得過去跟我的相處全不能作數，而未來都要在長期的一無所知中相處下去。或許東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個逃犯，像我這樣斯文的一個逃犯。
她聽我解釋這其實是怎麼回事：美國在五十年代為外交官員建立的法規，讓我和安德烈·戴維斯的正式羅曼史受到兩個國家，兩種政體的影響。因為我的國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國家所列的敵人名單上。我對牧師太太解釋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麼也沒聽進去。我接著跟他們夫婦二人講到我的從軍歷史，尤其是我當戰士記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軍隊宣傳骨幹，抑或情報人員。對於他們這樣給我重視，我是怎樣也講不清的。因為他們拿美國軍隊各行各業來套中國軍隊。
我給牧師夫婦舉例說：有一次我跟幾位台灣朋友談到中國軍隊的歌舞團，他們馬上說，噢，康樂隊呀，我們軍隊裡也有。我說那和「康樂隊」不同。他們說：差不多啦，就是讓士兵開心嘛！他們和美國人都把中國軍隊的歌舞團員想成電影《現代啟示錄》中朝性饑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麼也說服不了他們，我們的歌舞團是關照意識形態的，而不是去安撫他們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饑荒的。台灣朋友說：有軍營的地方就有性饑荒，這點你得承認吧？我說：可能是的。他們立刻得勝地大聲說：那就對了！你給他們「意識形態」，他們接受的是性救濟！我說：那就不是前者的問題了。如果一個人賣出去的是飯鍋，結果給買去的人當成了尿盆，你不能說前者就是賣尿盆的！……
我見牧師夫婦眼睛和面孔隨我的手勢上下左右地動，但他們已在我舉的這個例子裡失去了方向。他們想，她在胡扯什麼呢？三個月住下來，他們頭一次發現我原來是個挺能胡扯的人，並在講到尿盆這類詞時語言毫無梗阻，同講到飯鍋一樣坦然。他們還想：這個貌似文雅的人原來是個標準三八。
我想，壞了，他們越來越覺得不認識我。我怎麼在這種時候舉出個幫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沒聽見任何聲響從牧師夫婦的臥室傳出來。他們平穩的日常活動也給我攪了，給便衣福茨攪了。因而我一見理查就說：「FBI得負責給我找房——我肯定會給房東踢出來的！」
理查很驚訝：「怎麼？你給踢出來了？」
「遲早的事！」
「你跟他們應該簽了租約的，租約上又沒說不准FBI打電話。」他年紀輕輕，已經有了老特務的痞勁。他兩手一攤，又說：「如果他們真要攆你走，我家倒有間地下室空著。」他明擺著是跟我瞎逗，臉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們真要攆你，可沒我什麼事。
「我正失業，再去租另一處房，連押金都拿不出來。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東都要看你有沒有固定收入，沒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兩到三個月的房租做押金。就這樣的話，能租到房已經算走運……」
「我當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別去煩我的房東？」
「我也不想煩他們，這是調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辦公樓大廳裡說話，我不願穿過那個安檢通道，讓兩個面無表情的人翻看我書包裡是否裝有炸藥。理查只穿了件襯衣，扎一條非常花哨的領帶，他下巴左側被刮鬍子刀拉了條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襯衫領子。總之我這案子讓他連安安生生刮鬍子的時間也沒了。他做個手勢要我跟他去。
他領著我走到大廳邊的咖啡鋪。
我不領情地說我沒喝咖啡的胃口。
他說他有胃口，他連早飯都沒顧得上吃。那個「陽光燦爛」在去上托兒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開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濕透，理查只好又開車回去，替她換上乾淨衣服。理查說著打了個長哈欠，這讓我看見了他嘴裡的所有牙齒，有三顆牙被補過。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國人牙齒，人為地整齊潔白。他為他的哈欠說了兩聲「對不住」。哈欠打完，他臉上出現了一種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麼了，活得顧頭不顧尾，跟他女朋友的爭執也越來越頻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們生活裡添了個「陽光燦爛」和我。這兩個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給他這個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麼多亂，要他額外操那麼多心，這一點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過意不去，我們不可能不向你的房東瞭解你的情況。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裡……」他的話給他腰裡揣著的呼機打斷了。他皺起眉，把呼機拿出來，看一眼上面的號。「是『陽光燦爛』的托兒所打來的。」他告訴我。好像他給我權力瞭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樂趣和苦惱似的。
「你要是急著去回電話，我可以現在就走。我就是專程來告訴你，你們不要竊聽我房東的電話。」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說，不竊聽他們的話，我們打哪兒下手竊聽你呀？
「並沒有竊聽他們啊！」他說。
「他們都是厚道人，與人為善，樂善好施……」
「什麼叫『樂善好施』？……聽上去特別耳熟。我感覺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語。」他說著從襯衫口袋拔出一枝筆，要我把「樂善好施」寫在餐巾紙上。
我一筆一畫地寫，他一筆一畫地看。然後他點點頭說：「噢，我明白了。比如我們對『陽光燦爛』。」
這小子真油，把事情從竊聽的問題上扯開了。
「所以請你們不要對樂善好施的人幹這種事。」我說。
「幹哪種事？」
「竊聽他們的電話。」
「誰說我們竊聽他們的電話了？」
「他們的話有什麼聽頭呢？他們無非講講教堂裡的事。」最多是牧師外出工作，牧師太太在家，倆人在電話裡交換三兩句夫妻間的甜蜜廢話，比如牧師說：「今早我起來的時候你還在熟睡，我沒跟你道早安。」牧師太太說：「對呀，我不知道怎麼睡得那麼沉。」牧師說：「（狎暱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裡來了幾次？……」牧師太太說：「（滿臉赤紅）哦，看在上帝的份兒上請閉嘴！……」牧師說：「能讓你快樂我很快樂。」牧師太太說：「我也是。（在電話筒上做一個親吻的吧唧聲）我等著你，早點回來。」牧師說：「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牧師太太咯咯樂著，說：「你最好閉嘴！……」
「他們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們幹嘛竊聽他們的電話呢？」我換成英語和他爭，講中文我沒那麼理直氣壯、直截了當。
「你看看！我問你，誰告訴你我們竊聽他們的電話了？」見我一點都不信，他又強調地說：「他們的電話有什麼聽頭嗎？！」
「那你們還去聽？」
「誰說我們聽了？」
「不聽你怎麼知道沒聽頭？」我在這兒等著你吶。
他一看，進了我的邏輯圈套，歎息地笑了一聲。
我端起玻璃杯，呷一口冰水。它惟一的滋味就是那股辛辣的冰冷。美國大概是惟一把冰冷當做美味的國家。冰冷使完全徹底的寡淡無味變得不再寡淡無味，它給你的味覺帶來的刺激強過酸甜苦辣。
理查呷著咖啡，他撕開一袋甜味素，倒一半在咖啡裡，又呷一口，還是提不起胃口，又撕開一隻小奶杯，將濃渾的奶油倒進咖啡。他無精打采地攪動著咖啡，今天咖啡的滋味，就是無精打采。
我說：「我正在寫三門功課的學期終結作業，如果我現在被攆出來，我這三個作業很可能就做不下去了。這麼冷的天，你要我上哪兒找房子去？」
「我不要你上哪找房子。」
「那你要我怎麼辦？」
「在牧師家好好呆著。他們燒暖氣不摳門兒吧？一般牧師都挺摳門兒。美國有句俗語形容人貧窮的程度：那傢伙窮得像教堂裡的耗子似的……」
「我比教堂裡的耗子更窮。」
理查·福茨正把咖啡端到嘴邊，這時定住了，臉從杯沿上端來看我。
我說：「教堂裡的耗子好歹還有教堂，它們至少可以白住房子。」
「慢著，讓我想想——」理查·福茨說：「你倒真提醒了我！」
「什麼？」
「我說你提醒了我，我想起一個教堂！那地方專門收留中國和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來的留學生。那裡的房租便宜到了等於白給你住！……」他再次被他腰上的呼機打斷。他急忙摘下呼機，看一眼，兩道劍眉擰成一道：「怎麼搞的？又是托兒所！」
「那你快去回電話吧。」我做出告辭的樣子，把圍脖往身上一搭。
「絕對是個好主意——那教堂的側面有十來間房，一共住了三十多個各國學生。要不要我去偵察一下，給你找來他們的電話。」
「我不能在學期結束前搬家……」
「這不取決於你啊！」
「可是取決於你。」
「怎麼講？」
「你只要保證不在我學期結束前再給牧師夫婦打電話。」
他想了想，說：「你學期什麼時候結束？」
「一月二十五號。」
「別的學校都是聖誕前。」
「要不要跟我們學校核實一下，看我說的是不是實話？」
「我不是這個意思。」他做出一個善意被曲解的受屈心痛的表情：「你看，我只是希望能更好地配合你的時間和日程安排。」
「謝謝，非常感謝！」
「哪兒的話。」
「那你是答應嘍？」
「你指那個教堂的慈善租賃？我盡快……」
「我是指你不要再和牧師夫婦通電話這樁事。起碼在我三份期終作業完成之前，拜託你，不要往他們那裡去任何電話。等我期終作業一完成，你可以馬上恢復對我的偵察。」
「是調查。」
「好的，隨便你叫它什麼。」
「是調查。」
「那就調查。」有什麼球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