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來想等她一進去就默默走開，從此走開。我一見劉先生就發現他是那種碰到爭奪，或給誰傷了心就會默默走開的那種男人，是愛情悲劇中一個心碎的背影，一直在走開、走開。那背影上寫著他一生一世的窩囊情債而他自我感覺卻相當淒美。他就是《白夜》裡把心捧給娜斯金卡去碎的窩囊廢。不過直到本世紀初，我們文學的多產有部分原因是由於做這種窩囊廢在舞文弄墨的男人們中挺時尚。一般是他們在理想中做心碎者，在現實中去弄碎別人的心，去攪和別人的戀愛，或去撬人家原本挺天衣無縫的婚姻。我無法知道劉先生是否攪過別人的好景。但我相信他絕不會缺德到亨利·米勒那種程度，鬧得不知多少夫妻間雞飛狗跳。
劉先生叫了聲「菁妹」。
殷恬菁回過頭。劉先生原來也溶解在她廣漠的無知覺中。他走到她面前，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銅鑰匙。她曾為他配了這把鑰匙，怕他在外面等她受冷或受熱。他們疏遠後他便再也沒有用過這把鑰匙，即便來看她，也是跟所有人一樣按門鈴。他剛才見她翻天覆地在那小包裡找鑰匙，心想，不如借這機會把鑰匙還她吧，趁這樣的機會倆人都會好受不少。
殷恬菁很驚喜地說：「哎呀，你幾時來的？」
「來了一會兒了。」
她毫不露痕跡地捏起他掌心上的鑰匙，一點感傷的時間都不給他留。她說：「我剛才還想，你好久沒給我打電話了！沒淋到雨吧？」
「喏，我有傘。」
「要不要上來吃杯茶？」
「不要了，我還要回去理東西。」
她沒有問「理什麼東西」之類的廢話。劉先生心裡又是一陣溫熱的遺憾：要是娶了這個姑娘，一生中要少說多少廢話。她知道理東西便意味著他決意要走了，要淒美悲愴地做個憂鬱騎士遠走天涯了。
她說：「真不要上來嗎？」
他說：「不了。」
他笑一下，心裡又高貴又窩囊。他特別當心，不讓一句話脫口而出。我現在才知道我有多愛你。像他這種才華平平的男人，真心話跟台詞一般都分不清的。
她說：「那也好，我送送你。」
她和他慢慢走出弄堂，十一點的大馬路，濕漉漉的地面反射著霓虹燈。她跟他軋著最後一段馬路，他滿心秋雨地思索著。
她問：「船票訂的是哪天的？」
「下星期五。」
「噢，那還有段時間。」
他想，有段時間還夠你再掂量掂量去留取捨？還是夠你再傷我幾天心？……
他說：「我的電唱機留給你了，回頭我叫司機開車給你送來。」
她沒有接話。
他又說：「還有不少書，不曉得你需不需要。」
她說：「別說這些事，跟一生一世不見了似的。」
他心裡說：可不是不見了嗎！
他口上說：「你的屋子太小，放不下那麼多書的話，先放在魏小姐那裡。」
她點點頭——原來他不帶魏小姐一道走。
他又說：「其它東西，不知你還需要什麼。」
「我不需要什麼。」她的軍用雨衣「嘩啦嘩啦」，走一步響一步。
「我只管把我能想到的，你以後可能用得著的，都留下來。空了你去魏小姐家看看。」他心想他怎麼這麼不浪漫，最後幾句話就講這些俗事俗物！
她說：「我真的什麼都不缺。」
他說：「俄國十月革命後，物質恐慌了那麼多年。我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時候，大家都是瘋了一樣搶購東西。一個人要是想買雙過冬的靴子，他必須在夏天就去商店登記，冬天來了貨如果他不及時去商店，那雙靴子就是別人的了，糧食更是缺得厲害。我是怕你吃苦頭。」
她一陣想哭。她非常捨不得他，她的勇敢沉穩使得她在大上海沒慌過，沒感到心裡無底過，說到底，是因為大上海存在著這個劉先生。
她說：「你出國樣樣要從頭來，要比我難，東西能變賣的，就賣掉，多折些錢，膽子不是壯些？」
他也一陣想哭。她這樣好的姑娘，懂事周全，通情達理，他此生不會再碰到了。
「菁妹，你還是同我一起去美國吧！」
他完全不懂自己怎麼會冒出這麼一句老實話來，他的老實是他毫不遮掩他深深的懇求。
「你為什麼要一個人呆在這裡呢？你的英文程度已經相當好了，去了美國可以……」他停下來，她有些吃驚地看著他，讓他意識到，這樣絕望很沒面子，大概給她看成死皮賴臉了。
其實劉先生讀錯了殷恬菁的表情。我母親告訴我，她一聽說劉先生是去美國，對他幾乎舊情復發。她和他一同看過那麼多好萊塢電影，她心裡一直嚮往那個充滿俊男靚女和財富的國度。她所在的英文夜校，每一個女孩都為美國夢想而忍受枯燥的學舌，不然她們不去搓麻將、逛馬路而在教室裡一熬三小時圖的是什麼？
我母親對我說：「想想看，我圖的是什麼？……就是那天夜晚劉先生告訴我他要去美國，而不是去香港，我才一下明白，我圖的是什麼。」
殷恬菁說：「噢，你下禮拜五走。」
她這句話的邏輯不怎麼樣。她其實是把腦子閃過的一道演算讀出來了：今天是星期六，到下禮拜五還有六天。六天夠把一筆三角情債結清了——夠嗎？她還可以造訪一次李師長，如果他還是沒有同他鄉下媳婦了斷的意思，還是為他的馬團長、驢團長亂拉皮條，她就在星期四的晚上給劉先生打個電話：我決定和你去美國。
美國在我無知的母親心裡沒有種族歧視，沒有憲法中兩度遭遇的「排華法案」，沒有芝加哥滿街影影綽綽的流浪者，沒有給我找麻煩的FBI。她腦子裡的美國是好萊塢華麗的佈景，是畫在天幕上的明媚天空，是將有色人種攔在外面的海灘。在她無知的嚮往中，美國是華爾茲和香檳酒。雲淡風輕的翩翩男女，舞來歌去不食人間煙火。她寬闊深邃的無知裡，美國不存在那種火車、輪船、飛機、有軌電車、公共汽車，上面一律有這樣的標識：「有色人種——這邊；白人——那邊」。她更不知道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白人士兵，他們寧死也不願輸入有色人種的血液。我十九歲的年輕的母親首先要同美國戀愛，其次才是去愛劉先生。
「菁妹，我走了以後，有什麼事你去找魏小姐。她人很好，況且……她是自己人。」
殷恬菁聽出他的言下之意：「對那個解放軍高級軍官，你知道多少？他能讓我放心嗎？」
「你剛才要我跟你一同走？」菁妹問。
劉先生啞在那裡，希望使他渾身發顫。劉先生不屬於文人無形那種文人，像這樣目光癱瘓，嘴角癱瘓以至整個面容都出來一種不雅的呆相——這類時候極少。只發生在他看自己編寫的劇目搬上舞台或銀幕的時候。
「跟我一同走吧！」他說。說完，自我意識才麻酥酥地回到臉上、身上。
菁妹別開眼睛，睫毛低垂，蓋住飛快轉動的念頭。
幾秒鐘後，她才不太情願地點點頭。她心裡想，是好事就先答應下來再說。
劉先生一下子掄起菁妹，搶得她雙腳懸空，黑色高幫學生皮鞋丁零噹啷像兩隻布娃娃的腳。劉先生激情發作也是氣力很大的，菁妹想，提前就做起浪漫的美國人來了。半夜陰濕凋零的上海，就給他狂熱的一個擁抱而抱成了好萊塢海灘。
他深深地把她十九歲的青春吮吸進去。我想那是我母親得到的第一個跟性有關的吻。
劉先生在機場見我時，也在我面額上吻了一下。那只是「說來話長」的一個迴避，抑或封閉。他在我去睡覺後，拿出所有相冊，給自己調了杯雞尾酒，坐在這裡淡遠地翻看。他眼裡的我大致就是他心目中的菁妹。其實我相貌上更多地取了父親的，但劉先生認為我的懂道理，識大體是我母親的翻版。我堅持自己提行李，麻利勁兒也是我母親的。他還認為我有一點我母親的世故，恰到好處，不招他討厭。完全不世故的女人拿不上檯面，在上海生活了不少年的劉先生對此早有結論。比如魏小姐，一把歲數還是天真爛漫，活潑討厭，做她的男人時常吃不消，處處難為情。
那些相冊有不少劉先生和我母親的合影。有四張正式的訂婚照，現在看看是又傻又土。要我被迫去擺那些佳人才子的造型，我非笑得昏死過去。那時我媽可真是佳人：麵粉做的一樣，兩條柳葉眉一張櫻桃嘴，全是照相館的化妝師把她好好的臉糟蹋成了這樣。她穿一件淺色洋裝，不是粉紅就是天藍，朝陽格子，腰裡系根裙帶。裙帶下面，她的小身段尚欠最後成型，但體內卻一應俱全，那些帶出娘胎的卵中，有一枚在多年後孵化成了我。那些卵就在朝陽格子紡的連衫裙下面，正一隻接一隻地成熟。這真是件很奇異、很怪誕的事，我看著相片十八歲半的小小母親心裡胡思亂想。她命中注定了數目的這些卵在朝陽格子紡下面，在那時，有可能給孵化成別的人——不是我大哥、二哥、我，而是一些陌生人。
劉先生很可能在我們兄妹三人的生命起源插足，他險些進入那些卵，從而啟開一些完全不同的命運。
我每次在和劉先生通電話的時候，總會有些不恭敬的閃念出來。這些閃念使他對於我變成了一個身份、輩分都曖昧的人。我從一開始就老三老四地稱他的英文名字。我一接到他的電話就像招呼里昂之類的藝術癟三朋友，或者預料藝術癟三的同學們。我說：「嗨，托尼！你怎麼樣？」
劉先生每星期都會打個電話給我。他說他每個星期也會和他的女兒通電話，他的女兒長著黃面孔實際上比美國人更美國人。
「你還好吧？」劉先生用純正的國語說，「我給你打過幾次電話。」
「對，房東太太告訴我了。我還好，你呢？」
「很好，謝謝！芝加哥冷得要死，我看了天氣預報。你下禮拜會收到一個包裹，我寄了一些衣服給你……你先別謝我，都是我女兒穿過的衣服。原先她尺碼跟你一樣，生孩子後胖了。所以你看看有沒有喜歡的，不喜歡的你隨便怎麼處理好了。」
「我會喜歡的！」
「那些衣服是她出去滑雪的時候穿的，不過她一共滑過三次雪。每次都買全套新的！」
「太好了！」
「她這個孩子不懂省錢是什麼意思。」
我聽著劉先生用抱怨來表現溺愛。我在窮困得走投無路的境況下，竟去忍受翰尼格教授五短的撫摸和擁抱，而我媽的舊日相好卻跟我講他女兒一擲千金。「不懂省錢是什麼意思」是什麼樣的感覺？
「你不要太累自己。你母親那時候真吃得起苦，每天可以工作十來個小時！你可不要像她那樣，她沒得肺癆是萬幸。」
「好的，我一定不像她那樣。」我心裡卻想：我一天工作十四個小時，肺癆弄不好已在不遠的地方等著我。
「你失眠好些沒有？」
「好些了。」
「我女兒也失眠，從大學就開始失眠，大概是遺傳了我的毛病。你父母有失眠問題嗎？」
「沒有。」
「那真有趣，你跟我的女兒這麼像，你不要亂吃安眠藥。」
我嘴上回答著劉先生有關安眠藥的嚴肅詢問，心裡卻很不嚴肅地想，他有沒有跟我母親春風一夜過？我母親的初夜是不是丟失在他那裡？假如在他離開中國之前，他和殷恬菁做了一場大愛，劉先生失眠的基因進入了我的母親，潛伏了十來年後，突然參與了我父母對我的製造。這的確比較有趣。我一面獨自有趣著，一面覺得自己在這方面總是低級趣味，有著過於發達的粗鄙想像力。一個好好的劉先生，也在我這想像中丟掉不少體面，我在這方面真沒辦法。
「你要多運動，我女兒的失眠跟她缺乏運動有關係。」
「是吧！」我說，「我會盡量多運動的。」我心想，你女兒的動叫「運動」，我的動叫「勞動」。兩個階級，兩個性質。劉先生三十多歲就接受了父親在南洋、香港的遺產，四十多歲就開始做寓公。他寫些不疼不癢的散文、詩，後來成立了一個話劇社，自己出錢演戲。他還在百老匯周邊玩了十多年，結果有個抗日的戲被人翻譯成了英文，演了十場戲，是為了紀念「南京大屠殺」二十五週年。五十多歲的劉先生從此開始在好萊塢游擊，十幾個電影劇本至今仍在各種經紀人手裡，被各種正牌的或冒牌的導演們一時垂青，一時又拋棄。瀟灑清高的劉先生不僅票戲、票藝術，也票生活。他正式的生活是夢想，夢想未實現的，將實現的，已錯過的。我的母親是他夢想的很大一部分內容。像劉先生這樣的富貴家族，每隔一代兩代，總會出個品格高雅，不屑鈔票的敗家子。這樣錢也好、權也好、江山也好，就會按它自己的興衰規律去調整和平衡。
劉先生告訴我，他很可能要到芝加哥來看一場實驗話劇。他問我肯不肯陪他看看博物館，聽聽交響樂。
我心想我是太肯了，只要我的失業到時候還這麼穩定。我嘴上說：「那太好了！我請您吃飯！」
劉先生樂呵呵地說：「好啊，好啊！」
我這麼慷慨當然知道劉先生絕不可能要我請他下館子，辭掉餐館工作，我只能等劉先生來改善我的伙食。
我和劉先生聊了半小時。我在三十分鐘裡的每一分鐘都出一身汗，因為我發現自己精神跑得厲害，生怕不小心張口說：「托尼，借我一千塊錢吧。」
我在劉先生的電話掛斷後，在臥室裡團團轉。已經是深夜了，我一面聽著牧師夫婦單調、中速的做愛節拍，一面踱著步打腹稿。我要寫封信給劉先生，告訴他我經濟上的狼狽，請他借給我下月的房租和水電費。這不比我媽當年給他寫「■查理」１信容易。
我給理查·福茨打了個電話，是他辦公室的留言機接的。我口氣簡短有力，只說我需要立即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