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的是一點鐘的「紅眼睛」班機，是機票最廉的一個航班。到達華盛頓是早晨四點半。機艙甬道口孤零零站著安德烈，他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紅玫瑰，是從投幣售花機買的玫瑰，十元一枝。他還是剛被鬧鐘擊醒的臉，看見從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幾分。我眼睛發紅，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斷著，笑嘻嘻問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麼。
他摟著我的雙肩，眼睛機敏，向四周掃一圈。機場空曠得像個荒誕的夢境。
我做了一路準備，本來想好一個下飛機就對安德烈講那句話。不知怎麼就錯過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會越難張口，安德烈的優點會再次一一排列到我面前，我會被他的禮貌、教養、率真再次弄得潰不成軍。從九月到十一月，我們見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長處正在對我形成全面的包圍。除了和他在「正式羅曼史」中一條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選出路。
早餐店剛開門，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對客人。他為我點了一盤鮮果沙拉，一份烤華夫餅加鮮奶油和楓樹糖漿。他對侍應生認真交待：「鮮果裡不要有不夠熟的橙片，她不愛吃酸東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沒睡覺。」他稍一遲疑，改正道：「乾脆，給她一杯無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嗎？……太好了，她不適應一般牛奶。」
侍應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這男人把這女人慣得夠嗆，慣得她講究得不得了。安德烈為自己點了煎蛋火腿，鮮搾果汁。
「就這些，夠了嗎？」侍應生問。
「沒辦法呀，」安德烈對傳應生微笑，聳聳肩說，「美國的早餐裡面，絕大部分的花樣她都不喜歡。」他笑著轉向我：「我沒說錯吧？」他再轉向侍應生：「就算她吃，也只有個小鳥胃口！」他出聲地笑起來，侍應生也笑笑。他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優雅的手勢展開它，鋪在我的腿上。我心裡懊惱自己的不爭氣：餐桌上的教養老被我忘得如此乾淨。
餐布是粉紅的，那種不必漿熨就一絲不苟的面料。我雙手將它拎起，輕輕按了按嘴唇——這樣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張餐桌的女子，才配這枝紅玫瑰和一堆飲食上的怪癖。我在飛機上想好的與安德烈分手的話，一句一句退縮。安德烈記著我所有的飲食習慣，我的一切無道理的好惡，都被他當教條來執行。他的兩隻眼睛是看著他心愛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這樣嬌縱這孩子的偏食、任性、無理取鬧。他為他自己對這孩子無條件的嬌縱而驕傲。
安德烈合上菜單，眼睛看著我把它遞還給侍應生。侍應生咕噥著「馬上就好，請稍等」，人已轉身走了好幾步。
我忽然說：「等一等！」
侍應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為我不會開口卻冒出一句他們的語言，他完全沒料到。他說：「還要添什麼別的嗎？」
我說：「把鮮果沙拉去掉，對不起。」
安德烈問：「為什麼。」
「我想點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覺得吃不下？」
我笑著點點頭。真實的原因我當然不能說，對於豪華，也容我有個適應過程。在這個季節吃南美運來的鮮果，我得調整一番腸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塊錢。我一小時的勞動價值。
我見安德烈有些懷疑，又有些掃興，便說：「這個季節我很少吃水果。」
「對一些水果過敏？」安德烈嚴肅地看著我。
「啊，有點兒過敏。」我說。我的目光從他擔憂的眼睛下溜過，和食物鬧彆扭是一種嬌貴，我過得起敏嗎？只有什麼都吃得起的人才過敏。在未來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個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訴朋友：「請別給她吃這個，她過敏；請別給她碰那個，她過敏……」實在很平常的一個女人，「過敏」使她有了特徵。
「你在笑什麼？」安德烈停下優雅的刀叉姿勢問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說：「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們的妻子也有對食物過敏的？」
「當然，」他說，「我有一個女同事，我們背後叫她波拉克公主，１（即美國人對波蘭人的俚稱，有不敬之意。）她對絕大部分食品都過敏，一塊兒出去吃飯，她就點個蔬菜沙拉。她父母闊得要死，為她從小各種過敏付很高的醫療保險。有幾次她過敏過得要叫救護車！所以你要對什麼過敏，千萬別強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對價錢昂貴的東西過敏。
我心裡有些愧：安德烈多麼把我的一切當回事。我伸過手去，握住他擱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夾克搭在我倆之間的一把椅子上，口袋裡插著今天的報紙。他一份報通常讀三部分：時事頭版，運動版和幽默漫畫。他讀到精彩的幽默故事，會打長途電話講給我聽。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撲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們的手指編織在一起，越編越密。所有的麻煩——便衣福茨給我的麻煩，都很值得。在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麼？」他問。
「沒在想什麼。」我笑一下。
「那你沒在想什麼？」他笑起來真明亮，「把你沒想的告訴我吧。」
我笑著避開他。
「你肯定想告訴我什麼事。」他說。
「沒事。」
「我就喜歡聽你的『沒事』，快把你的『沒事』講給我聽。」
我看著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們的見面一開頭就弄得沉重。我縮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層雕塑般精美的奶油，塗在華夫餅上。它的表層有一個個方形的小孔，我盡量讓每個小小凹處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層焦黃的餅一接觸奶油便立刻發出折磨人的香氣。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卻仍不慌著下刀。熬得滾熱的楓樹糖漿從容器裡澆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線，線的一端墜入華夫餅的方形凹處。棕紅和奶白漸漸溶為一體。對一個飢餓的人來說，沒有比這奶油和糖漿的顏色更賞心悅目的東西了。我盡量矜持，盡量不露痕跡地嚥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從昨天中午到現在，我是第一次進食，似乎咀嚼和吞嚥這套動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嚥在我食道劃下傷口般清晰的軌跡。過分的飢餓使豐富的早餐不那麼美味，有些殘酷。豐富而殘酷的早餐劃開一條界線，一邊是我清貧的留學生日子，另一邊是未來外交官妻子的豐足。
安德烈說：「我訂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勞拉和我們一塊兒去。她主動提出陪你去買衣服。」
「買衣服？」
「我想你肯定沒帶著看芭蕾的衣服。」
「勞拉是誰？」
「就是我剛才說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錯，志願陪任何女朋友買衣服，志願為你設計。」
我想，兩種日子的懸殊就是我食道裡這條微痛，創傷如此新鮮。
他說：「你好像不餓？」
「還好。」
「我記得你最愛吃華夫餅！」他說。
優秀的未婚夫總是必須替他們心愛的女人記住她們的最愛和過敏，安德烈是個沒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們一塊兒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沒課嗎？」
「理查·福茨跟我約了星期一上午十點談話。」
「取消它。在他辦公室的留言機上留言，讓他改個時間跟你談話。」
「是審訊，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麼。難道正常生活要給非正常事務讓位？」
「正常生活什麼時候敢不給非正常事務讓位？」我說。
他考慮了一瞬，說：「嗯，你是對的。這些人很煩，怪不得好萊塢的電影都把他們當反派。我發現他們很樂意當反派。」
侍應生過來為我添水，兌熱咖啡。我們的話馬上停住。侍應生意識到插在了我們一句私房話中間，手腳立刻加快，嘴裡低聲說著「對不起」。我看著侍應生的背影說：「別那麼大聲地講FBI的壞話。」
「他不懂中文。不過你剛才說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複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塊兒笑出聲來，那傳應生猛地回過頭，一見他回頭，我倆更笑得響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傳應別人，好不容易同這墨西哥愣小子調個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塊兒多好！好得讓我想到那句咒語——「好景不長」。
安德烈用叉子的齒刺破了他盤子裡的煎蛋。讓蛋黃流出來。他絕不用蛋黃這類益處不大的東西塞滿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來。假如換一個人像他這麼幹，我一定請他把蛋黃留給我。假如把安德烈換成里昂的話。可里昂大概不捨得丟棄一隻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問我是什麼原因要取消約會呢？」
「很簡單，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們倆見了面……」
「是見了面，不見面怎麼進行正式羅曼史？」安德烈一樂。
這時餐廳裡已有了幾位顧客。一個黑姑娘夾著她的孩子走到我們旁邊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抱法很輕鬆也很隨便，讓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只需一條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對我們笑笑，問了早安，然後坐下來。
我說：「他們會以為我們攻守同盟。」
「我們不見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兩邊一攤。
黑姑娘這時說：「嘿，對不起，我想問問，你們講的是哪國話。」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淺藍色。
「中國話。」安德烈回答她。
「謝謝。」她說。
「別客氣。」我說。
她有些吃驚地向我看過來。她心裡奇怪，既然我會講她的語言，何苦要把餐館其餘的人封鎖在我們的對話之外？但她馬上理解地一笑，我們是熱戀中的男女，無時無刻地絮叨著甜蜜的廢話。
她問我：「你從中國來？」
我說：「是啊。」
她臉上有憐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國意味著永久性的缺吃缺喝，於是我的苗條不是苗條，是骨瘦如柴，一個地道的災民形象。她說：「歡迎你來美國。」
我說：「謝謝。」
她又說：「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會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為我好，勸我抓緊時機，吃一頓是一頓。
在我和她這段對話的進行過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撿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膠皮奶嘴，然後將它在自己的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還到孩子手裡。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撿。
安德烈用中國話對我悄語：「快誇誇她的孩子。」
我馬上說：「你的孩子真可愛。」
她說：「謝謝。」
她再次撿起奶嘴，說：「沒想到我會這麼近地和一個中國人坐在一塊兒吃早餐。」她臉上是經歷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愛，簡直是個天使。」
安德烈說：「你不會別的詞兒？」
她說：「謝謝，謝謝。」她把膠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進孩子嘴裡。
「歡迎你來華盛頓。」她說。
「謝謝你。」我說。
她從侍應生手裡接過菜單，眼睛卻仍看著我。她說：「你喜歡美國早餐嗎？」
「很喜歡。」我說。
安德烈對她說：「對不起。」他臉轉回來對著我，說：「他要問你取消談話的原因，你就告訴他，這毫不關他的事。你來這兒看我，純屬私人的事。你是來和我約會的，約會是該反犯罪最高機構過問的嗎？」
「就說這和他無關？」
「本來也和他無關。」
「可是這樣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虛？」我和安德烈討論著。黑姑娘明澈的大圓眼一會兒看我，一會兒又看安德烈，我們笑，她稍稍遲疑，馬上就跟上來，笑得遠比我們好。
「什麼叫故弄玄虛？」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語偶爾會有點兒問題。
我解釋說：「故弄玄虛就是吊人胃口。」
他說：「噢。」他在把這個成語仔細儲藏到記憶中，「吊胃口有什麼不好？我不反對人家吊我胃口。」
我覺得他對某些中文詞彙的理解還是有微妙的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們，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視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輕十歲，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長輩式的，就像年輕的牧師太太，時常對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兩點——喔，小可憐兒。」
早晨我醒來，發現外面下了場大雪。一場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綠一樣好。
安德烈還睡得很沉。我看見自己的手指輕輕觸碰他曲蜷的黑髮；那些彎曲都相當強，剛弄直它，我手一鬆，它馬上捲回去，還原它本來的模樣。我看著我的手指心事重重，欲說還休。氣氛如此太平溫馨，誰忍心來破壞它。我想告訴他的話會血淋淋地撕壞這好氣氛。從昨天早上到這時，整整二十六個鐘頭，我一直想告訴安德烈：別為我斷送前程，這可不值。這年頭的愛情該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躊躇滿志，要把它弄得極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對，我正是這意思，我看見福茨來勁兒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為我將付出的代價，何苦？美國是樣樣方便的國家，我們幹嘛要找頂不方便的這樁事來做，這樁被稱做「正式羅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這意思：我們拉倒吧，就此分手。這樣一來、大家都鬆一口氣，你、我，還有福茨。
我發現自己在心裡口若懸河，對著睡得踏踏實實的安德烈，滿心的道理。他現在只要一睜眼，我立刻把這些話講給他聽，他一定承認我有道理，他會在我的勸導下想開，可是他就是不肯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