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在美國時髦就能證明它在中國也時髦嗎？就能證明你逮著了我父親趕時髦的把柄？
「時髦的主義都顯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為時髦！」
「噢。」你瞎激動什麼？
「你看！」
「嗯？」看什麼？
我們的交流沒有完全暢通，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證實他知識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們的溝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裡，他無望弄清。我呢，我腦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們跑題已跑得太遠，一時也扭轉不回來，只好隨它去。跑題對我沒什麼不利。
他卻微微一笑，他沒覺得跑題。他的微笑是認為我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終於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該大大加強。他笑著，得意揚揚地輕輕點頭，認為一切都在很好的進展中。他和我這段東拉西扯給錄在磁帶上，讓理查一聽，準會罵起來：操！這倆人胡扯到哪兒去了?而他卻認為自己又博學又機智，句句提問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對話的錯位讓我傷腦筋地對他一笑。我懷疑特務福茨此刻也發出一模一樣的傷腦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號審訊室附近的某處，監聽我們正在進行的胡扯。
「你父親當時十六歲。讓我們來看看——對，十六歲。十六歲的一個孩子，常是漂亮的主義的犧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維特式的漂亮的憂鬱，讓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殺。一些漂亮而新穎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在三四十年代，薩特存在主義在六七十年代，哇！紐約大街上，咖啡館，好萊塢的大小聚會上，年輕人醉倒在這些思潮裡！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來家咖啡館叫『無出路咖啡館』。正像你們中國，三代人醉倒在你們的紅色夢想裡！」
「你去過中國嗎？」你肯定沒去過。
「啊，我幾次想去……」
「結果呢？」結果一打聽飛機票價，算了。你們這些高尚的特務們據說薪水不怎麼樣，讓你們捨生忘死的是你們高尚的動機。就像你剛才說的：無辜的表弟中彈倒下。全人類都輪下來也輪不上沒招誰沒惹誰的表弟，全人類無辜者的表弟。
「種種原因吧。不過我相信我肯定會去中國的。」
「我也相信。」
「沒去過中國的人在美國佔絕大多數。但他們非常為中國操心。我就非常擔心中國的事，包括你們計劃生育的全國大運動。了不得！我完全能夠想像你父親的熱忱。」
「我父親沒有參加計劃生育。」
「當然，當然。」
當然什麼？我父親當然是天然的計劃生育，荷爾蒙減退，尿頻起來，我母親停止了和他做愛。
「你父親，作為一個十六歲的年輕知識分子，會怎樣醉倒在一個漂亮的主義裡。」
「等一等，我父親不是知識分子。」
「怎麼會？！」
「事實就這樣。他在十六歲之前一個字也不識。」
他受了挫折，愣著，兩眼一片空白。腦子裡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麼說，對一個十六歲的少年來說，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馬克思主義，你說呢？」
「可能吧。」十六歲的父親不知道馬克思是誰。不過我懶得跟你講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國，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同情共產主義。好萊塢的藝術家，不同情共產主義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藝術獨創性。中國的三十年代，你父親至少是同情共產主義的。對吧？」
「嗯。」是共產主義同情我父親。不過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
我看一眼手錶，還有三十分鐘到五點。不知他是不是個按時上下班的人。
他看見我看表，臉上出現「別為我操心」的溫和表情。
「沒關係，我不急著下班。」他說，他倒慷慨，「我還是第一次和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交談。我曾經學過兩個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師三十年前從台灣來。他對中國內地的認識比較書本化。」他也意識到自己的上下文有點亂，言歸正傳地說：「我肯定你父親是個浪漫的人。他浪漫嗎？」他見我猶豫地點點頭，勁頭又大起來：「也許中文裡浪漫的定義和英文不完全一樣——別去管它。關鍵是，你父親在十六歲這樣蒙昧的年紀，很難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區別開來。」
「那您是怎麼區別的？」
「區別什麼？」
「您剛才說，我父親的問題，是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們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臉蛋上發著紅光。「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正如美國那些跟你父親同代的知識分子，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混得一塌糊塗……」
「等等，我不記得我是否對你說過，我父親是知識分子……」
「你聽我說，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在美國大多數是知識分子」
「不過我父親不是……」
「能讓我把句子結束嗎？」
「對不起……」
「沒關係。」他定了定神，說，「要不你先說？」
「您先請。」
「還是你請。」
「是您在審訊我呀。」
「不不不，別叫它審訊，就是一般性地瞭解情況。咱們彼此瞭解嘛！來來來，你先請。」
我又一次看看表。這人要是那種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時工錢。
「我的父親十六歲參加了八路軍。不久國、共就合作了，把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隊伍統一整編，為了抗日救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不是以信仰劃分敵、我。因此，我父親參加共產黨的隊伍，不是因為他已接受了共產主義教育。我的英文，您還湊合能聽懂吧？」
「不湊合，不湊合。」
「後來我父親學了文化。在全中國解放的時候，他已經有高中畢業文化水平。」
「高中畢業當部長，我料定你父親一定是個很精彩的人！」
「謝謝您。」
「哪裡。」
「那個時候新的政權很缺人才，我父親又去夜校讀大學課程。兩年後他調任到另一個省份，大學只好擱下了。」
「很可惜。不過不管怎麼樣，你父親都是個精彩的人。十六歲能做那樣大的選擇——我兒子十九歲了，連大學主修都選擇不了！而且從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斷你有個多麼精彩的父親。」
「謝謝！」
精彩的是我母親，一個鄉紳小妾的女兒，挎一個小包袱，裡面有十塊大洋和兩身旗袍，赤手空拳進了城，什麼本事也不憑，只憑年輕，憑她牢牢記住自己是個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佔一個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親腦筋清楚，每一項選擇都不和小兒小女的兩情相悅弄混。她輕蔑那些被你親我愛的事弄得不可開交的少女們；那些和她同齡的女子是永遠不識好歹，不識時務的混蟲。母親在我十四歲情竇初開時這樣教導我：什麼叫頭髮長、見識短？她們那些混蟲就是頭髮長、見識短；胸無大志，百無一用。她說：「你將來要那樣沒抱負，我可白養了你。」於是她一撒，把我放飛了，飛到這舉目無親的陌生國度，包袱裡一樣是幾身衣裳和一點可憐的錢。在機場海關，我回頭看身姿依舊的母親，她眼裡一道狠狠的光：丫頭，看你的了！
「我敢說，我讀過的有關中國的書比你還多……」
原來這期間他一直沒停嘴。我在走神的時候往往讓人誤認為特別專注。
「你看上去像是對中國頗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實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負使他闊大的臉蛋孩子氣起來。
「你知道嗎？」他突然放低聲音說：「我也是一個嚴重的浪漫主義者。我在十六歲的時候，一定比你父親浪漫得還嚴重。」他認為他交待了一項難以啟齒的秘密。這下該我拿同樣的秘密去等換。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親近讓我難為情。為他難為情：一把歲數了，還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親當初參加共產黨的動機，應該很明顯。」
「噢。」
「你非常瞭解你的父親嗎？共產黨的高級官員對我來說，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級官員了。」
「那他做什麼了呢？」
我聳聳肩。他花費許多時間和我母親吵架。剩餘的時間他閉目養神，認識到我母親當年的野心。母親替他鋪好紙，拿來筆，叫他不要空談而是一筆一畫把他的回憶錄寫下來。他一副絕不再上當的樣子，把手拚命往身後藏。他看透了母親，她讓他寫回憶錄，是實現她最終對於他的野心。母親每在此時便冷冷一笑。說：「我就知道你寫不出來。什麼自修大學呀，什麼背了兩千俄語單詞啊，什麼文化素養好的領導幹部啊——狗屁。」這是母親最靈驗的一手，這句話一出她的口，父親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寫給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瞭解你的父親？」
「他是一個很好的父親。」他除了做父親，做其它任何事都很像樣。他給幾家小館子題的字，也還不丟人。
「他和你談到他自己嗎？比如他的青年時代，比如他怎樣做一個副省長？」
「他從不談自己。」我父親什麼都不瞞我。他需要我幫他去招架母親。因而對我的坦誠是他惟一的出路。他說到他丟棄了一個鄉下老婆。那是個一點兒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實女人，男人就是去討飯，她也安安穩穩做他的女人；男人頂戴花翎，她還照樣推磨納鞋底，她手裡拿著鞋底，把父親送到村口，看父親挎著盒子槍一騙腿兒上了棗紅馬，才說：「喲，忘勒，給你收的煙葉子！」父親的馬已經小跑起來，她追著喊：「你等等，我回去給你拿煙葉子……」父親頭也沒回。父親兩行老淚慢慢淌下來，說：「打那時候起，我頭就沒回過。她那時候不曉得我心裡已經有另外一個女人，不是你媽，你媽那時還不知在哪裡，我心裡的是一個下級的老婆。我那下級犧牲了。」
父親對他最小的女兒徹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給女兒去處置。正是這一點使他失敗；做一個父親，在我這兒，他是完全的失敗。他不知道一個父親是靠許多假象來建樹好形象的；父親就該是假象，而他的兒女們都要為這個假象付出她們對男性最初的敬愛。不然我們要拿我們生就的這份敬愛怎麼辦呢？
我第八次看手錶時，已經六點過十五分。餐館的規定是十五分鐘的遲到就罰一小時工錢。一小時是五元錢。離還清房租的目標，我又增添了五元錢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從餐館回到牧師家裡，看見我臥室門口放著一個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筆跡。我抬起信封，感覺它的份量，一張機票的份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點的課就直接去了機場。飛機還有五個小時起飛，我早早地到這裡是因為怕餐館打烊後我必須乘計程車到地鐵站，以免獨自趕十五分鐘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據說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著或臥著一個醉鬼或乞丐。偶爾一次我獨自走那段路去機場，一輛警車在我身後停下，邀請我坐進去，裡面兩個警察見了我就發脾氣，說正是我這樣的冒失者讓他們操心過度，又說上月他們剛逮住個小子，朝女士亮兩腿間的傢伙，像我這樣的亞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簡直是存心給他們添亂。所以我跟一個女工友調換了工時，一出學校就直奔地鐵站。我有足夠的時間在機場消磨。我走過一家家飯店，眼睛瞟過每個門口的菜單和價錢，心想，六塊九角九一份的特價晚餐，你們去敲其他人的竹槓吧。我沒有發現任何一家餐館有我看得上的價位，於是便走進了書店。
書店的女售貨員正在打電話。我走到一個書架前，按字母順序找到了我下堂課要用的兩本書。書店一共有七個顧客，其中三個擠在新書攤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書：《來自火星的男人與來自金星的女人》。第八個顧客晃進來，售貨員小姐把電話從下巴與肩膀間取下，請那人把手裡的飲料擱在門外，再來碰她的書。我朝反光鏡裡看一眼，發現我不在她的視線範圍內。我翻了一頁書。嫌光線不對，又朝右側挪兩步，這樣書架就把我完全擋嚴實了。我扭扭肩膀，活動一番脖頸，任何人看都會以為我讀書讀累了筋骨。在扭動脖頸的過程中，我看見四個角落空空蕩蕩，並沒有攝像機監視我。書店裡一般不設監視裝置，大概因為美國人的閱讀水平逐年下降，書店對書賊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果真有人熱愛閱讀而不惜冒險做三隻手，他們有點兒損失也認了。這將是不小的代價：警方會拘留，會記錄下一個壞名聲，移民局會根據這個壞名聲取消移民資格。
我把一本書塞進羽絨服口袋。心裡相當矛盾：要不要再來一本？那一本比這一本還厚，還是見好就收吧。售貨員小姐已放了電話，幫一位顧客到我身後的書架上找書來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書塞進另一個口袋。白色尼龍綢的滑溜程度相當幫忙，書滑進去一點兒障礙都沒有。我抬起頭，突然發現售貨員小姐一雙大黑眼珠正瞪著我，她說：「需要幫忙嗎？」我想她可真夠損的，什麼節骨眼兒上還逗我玩兒，要捉要拿直接來嘛。她笑了說：「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麼辦？她說：「你是日本人？中國人？……越南人？」我心裡說：隨便吧。她再次莞爾一笑：「我們這兒只有英文書，抱歉。」她接下去又說了兩句什麼，這個笑容謙恭的印度姑娘。我什麼也聽不見了，只聽得見自己的心跳。
然後我走進廁所，進入馬桶隔間，別上門。我穿著褲子坐在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飢餓這時猛烈地向我襲來。我得好好坐一會兒，定定神。我坐在馬桶上從羽絨服口袋裡掏出一本書，第二本卻怎麼也掏不出來。我奇怪當時是怎麼把它擱進去的，擱得那麼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