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意思是絕不給我緩衝、調整的間隙，他寧願在我跟前守候。我把話筒放在寫字檯上，脫下另一隻睡衣的袖子。我看見自己的肌膚白裡透青，一粒粒雞皮疙瘩又大又飽滿。在冷空氣中，餐館制服的假綢緞面料顯得僵硬而冰涼。那是國旗的大紅色和暗金色交織的圖案，假得實實在在，一點兒冒充真貨的企圖也沒有。這樣的廉價東西普遍被認為是中國特色。一切低品格、廉價的東西都被當成中國特色而允許存在。你可以低俗廉價，只要你自己對低俗廉價認賬，就隨你去。我打工的餐館就讓我們大膽地俗艷，讓它自己坦蕩蕩地廉價，以俗艷廉價收買浩浩蕩蕩的異族食客。我真不願意去觸碰它——那經緯裡漬透了低檔菜餚的氣味。各民族的低檔菜餚都是這股油膩得讓人反胃的氣味。
這時擱在寫字檯上的話筒輕輕響了一下。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麼，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個盛麥片粥的碗。他真的在等我換衣服。理查·福茨真的一聲不吱，眼睜睜等著這個中國女人更換衣服；他瞪著她片片斷斷的裸露，閃閃現現的私處。氣氛中的侮辱使我動作更加缺乏準確。我脫下絨布睡褲，卻找不到合適的內褲，赤裸的兩條腿扭絞在一起，在特務福茨輕慢的冷冷神色下，它們你掩護我、我掩護你，陷入了絕望的慌亂。
我忽然想起洗淨烘乾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裡，所有的內褲都在那裡。我只得找出一條原打算丟棄的短褲。它是淺黃色，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假如任何人對我的窮困尚未徹底信服，這件短褲足以除去他最後的懷疑。我盡量縮小動作，怕難聽的聲音從話筒傳過去。這場面已相當狼狽，特務理查實在夠損的，居然就這樣穩穩地守著，等著我又脫又穿，手忙腳亂。他面帶尋開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緞子寬腿褲怎樣一次次從我腿上滑落：餐館制服是按最胖和最瘦兩個極端之間的尺寸做的，因此誰穿都費事，誰穿上它都像長了副十分馬虎的身材。黑色話筒不動聲色地看我在褲腰上別一根巨大的別針，總算阻止了褲子的下滑。理查·福茨居然一點兒也不難為情，就這麼乾巴巴地等我從內到外地脫衣穿衣。
「換好了嗎？」黑色電話沙沙沙地說。聲音好狎暱。
我停止了一切動作，看著它。不能想像執行保衛國家的正義使命的理查·福茨會有這樣的見鬼聲音。那聲音從送話器細密的小孔裡「絲絲」地冒出來，將浮在桌面上那層極薄的灰塵輕微吹動。
「哈羅？你換好了嗎？」
黑色電話裡的理查·福茨「絲絲」地同我耳語，同我擠眉弄眼。我覺得他一定把什麼都看在眼裡了：我的赤裸，我的羞恥，我的最不該示人的女性動作，我的醜陋的淺黃短褲。
我抓起話筒：「哈羅。」
「你們三人間，到底誰說的是真話？」
「對不起，我要去上班了。我得掙錢。」
「其實我只想跟你隨便聊聊。這絕不是正式訊問。」
我不語，對著牆上的橢圓鏡子飛快地梳著頭髮，梳了一半，再把電話換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著，梳另一半頭髮。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國人一樣把FBI看成反派？」
我企圖用一隻手把頭髮綁成馬尾，卻一再失敗：「噢，美國有不少人把你們看成反派？為什麼？」
「他們選擇好萊塢的操蛋編劇、導演的立場。這些編劇和導演實在沒丑角了，就弄出兩個FBI到他們的故事裡去。」
「對不起，我必須趕八點的地鐵去上班。」我說著，一隻手挖了點兒底色抹在臉上。餐館老闆對化妝化得好的女僱員沒那麼兇惡。
「……如果我讓你害怕，我很抱歉。」理查聲音誠懇起來。「我個人對你一點兒問題也沒有。可我個人在這個案子裡不算數。」他既誠懇又婆婆媽媽：「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贊同你和我們的優秀外交官戴維斯戀愛。」
我拿出襪子，用一隻手往腳上套。這個嘮叨得沒完的電話非常礙手礙腳：「謝謝。謝謝你的贊同。」
「哪裡的話。」
我出了地鐵站就狂奔。不過還是遲到了四十分鐘。四十分鐘的遲到在餐館嚴格的考勤制度下就算半曠工。只有一半工資。理查·福茨該對我的經濟損失負責。老闆暫時沒注意到我的遲到，他和我的一位女工友正在吵架。女工友四十多歲，從來不肯把長波浪束到腦後。老闆在一盤菜裡扯出一根一尺多長的彎彎曲曲的頭髮，要她賠那盤菜的錢，她自然不肯賠，倆人便由此吵鬧起來。由於他倆的吵鬧，其他工友都心情很好，面孔都因享受了難得的清靜而變得眉舒目朗。
中午十二點，每張餐桌都坐得滿滿的。我一眼看見一個不很高大的身影混在人群裡。理查·福茨偽裝得極好，似乎他和我的不期而遇讓他過度驚喜，以致他明目皓齒的笑容裡出現了一絲放肆。
我捧著的托盤上放了六盤菜和六杯飲料，對他撇一下嘴。他穿著米色風衣，緊緊束著腰帶，因而從肩到腰的形狀極見稜角。得承認，脫離了傑克遜街×××號的大背景，單單來看理查·福茨，他相當英俊瀟灑。他的笑容該屬於一個法學院或醫學院的畢業生。他像是剛結束繁重的學習，尚未來得及長起美國式的膘，渾身是年輕的敏捷。他以他那敏捷脫下風衣，搭在椅背上。他的座位不在我負責的四張桌之內。他微笑地從領位小姐手裡接過菜單，從他嘴蠕動的形狀裡，我讀出他說的是「謝謝你，這是個迷人的餐館。」領位小姐欠身，他對她說了一句頗長的話，一隻手不太經意地擋在嘴旁。領位小姐突然轉臉來看我。她臉上的神情帶有淡淡的醋意：你要打聽她嗎？
我將盤子一一卸下，然後是飲料，與此同時，我接受那位黑人女子的請求，我說：「沒問題，我馬上給你送過來。除了兩小袋辣醬，你還要別的什麼？」……便衣福茨看著我的側影，繼續打問著我非凡的曾經。十八歲的軍隊記者，二十五歲的女少校，這絕對不平凡吧？他這樣問道：「即便在中國，這樣一個女人的經歷也屬於超常，對嗎？」女領位抱歉地笑笑。我一眼瞥見她的歉意笑容；她幫不了他的忙，因為這餐館的工友之間從來沒人談自己的曾經。如果到了一個遙遠陌生的國度，還不去改變或推翻自己的曾經，這遠走高飛還有什麼飛頭。
理查·福茨不知道，我們這些人都不大喜歡自己的曾經，我們的背井離鄉證明了這一點。這份「不喜歡」微妙豐富，同理查·福茨是講不清的。女領位穿著粉紅長旗袍，亮晃晃的假緞子造成她肉感的假象。她指點著菜單上的一隻隻招牌菜，連笑容都廉價起來。她比我大幾歲，還在大學做本科生，還要靠亮大腿掙口糧，她怎麼可能喜歡我的曾經。
我背轉身，麻利地將一個客人留在桌上的一元錢小費抓過來，塞入圍裙中央的兜裡。我感到理查·福茨的目光瞄準著我，我肩上、背上，後腦勺都負載著一種奇特的壓力。我的肩膀單薄，上面曾挎過武器。
晚上下課時間是十點半。所有的同學都說要去學校隔壁的酒吧喝啤酒。我像每次一樣，先是藉故有事，再是托辭不舒服，但末了都一樣：跟著他們走進了帶男性頭油氣味的這家酒吧。我要是硬不來，面子上會掛不住，這等於告訴全體同學我多麼窮。如此之窮，他們也幫不上忙，你要他們怎麼辦。窮到這地步，就不合群了。這點我相當明白。因此我來是來了，卻不喝啤酒，只要了一塊錢的玉米花和一杯白水。這個班曾在學期剛開始時有過一個男同學，叫漢斯，一頭淺色頭髮近乎雪白。他羞怯文靜，從來不換襯衫。一次他向一個女同學借了六塊錢吃晚餐，從此再沒回到教室來上課。大家認為他窮得過火也自尊得過火。直到今天，一提漢斯，同學們還會哈哈地笑，為了赤貧和清高，漢斯把自己給放逐了。而我明白，漢斯若不放逐自己，這個集體也早將他逐了出去。那麼窮誰受得了？那麼窮不是對所有人都是個頗大的嘲諷嗎？
因而我對我的貧窮守口如瓶。
進入地鐵站已近午夜。儘管啤酒會上談的話題都很高雅，我對自己仍十分惱恨。我難道高雅得起？是什麼讓我跟著他們在酒吧裡高談闊論？是虛榮。可我虛榮得起嗎？
地鐵車廂裡只有三個人。我迅速在兩個旅伴中做了選擇，走到那個梳馬尾辮、穿一身黑的亞洲男子身邊坐下來。第三個人在我上車時朝我堆出一個很大的笑容，這不是什麼好事。在深夜十一點四十五分，我選擇一身黑衣的亞洲男子做我的旅伴，並不是認為他完全沒有危險。只能是兩害取其輕。
亞洲男子眼神遙遠，看著漆黑的窗外。他眨眼眨得極慢，細長的手指在椅子上的敲擊卻頗激烈。我從書包裡翻出巨大的筆記本和書，發現他敲擊的手指停止了，卻不是休息的停止，似乎是被我這邊的忙碌打斷了，那些手指不耐煩地僵滯住，等著我忙完，它們好繼續剛才的敲擊。
順著那些細長的手指，我眼睛看上去，看見一層淡得難以捕捉的笑意，就在他蒼白的皮膚下。當那笑意慢慢泛上他面孔的表層，向他的顴骨和眼角、甚至耳根聚集時，你仍舊不能確定那是個笑，只是個笑的許諾。這個時候他眨了一下眼，似乎想打發掉那個令他發笑的荒唐念頭。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他這罕見的寧靜中存在著危險，內向的危險及他自身的危險。
我翻出書包裡的字典，迅速查出在課堂上記下的兩個生詞。我查字典一貫有這種按捺不住的急切響動。這響動在別人聽來大概十分亂心。他湖面般寧靜的側影動彈起來，向我轉過臉，濃黑的眉毛微微擰起。
我驚訝地發現，他蒼白的五官十分俊秀，窄長的鼻樑下，一副嚴酷的嘴唇，再往下，是略向前翹的下巴。我發現自己看他看得很細，連他右眼下面一顆很小的痣也看見了。看著看著，我笑了一下。我知道這樣做是錯誤的，三更半夜對著一張陌生的男人面孔色迷迷地笑一下，算是什麼意思？
他馬上還我一個笑。他笑起來露出一口女孩子的又小又齊的白牙齒。
我想，可以了。我馬上合上字典，拿起筆，剛剛查過的兩個生詞忘得十分乾淨。我朝著筆記本眨巴著眼，咬著圓珠筆屁股。在課堂上我最膩味別人咬筆屁股。除了我之外，幾乎全班的人都會這一招。而這時我竟也犯這毛病，似乎要給這年輕的陌生男人看看：你看看我有我的要緊事要做；我做得這麼專注，根本顧不上你的存在。我感到他的視線落到了我的筆記本上。我不願他看見紙面上的空白，便從嘴上抽下筆。現在他的目光焦距又在我的筆尖上了。而筆尖僅點下一個黑點，隨著車廂的晃動，黑點漸漸腫大。一分鐘過去、兩分鐘過去。我終於承認我並不打算寫什麼，我這套動作是虛擬的，充滿表演性的。我在表演給一個陌生的亞洲男子看，看我思考起來多麼有模有樣，看我有副姣好的思考姿態。這個發現讓我大吃一驚：原來我的心竟這樣不老實！
忽然，我聽見一個聲音說：「你做不出功課嗎？」
我抬起頭，見他正看著我。
我笑笑。趕緊在紙上「刷刷刷」寫下一行字：親愛的安德烈……我頭也不抬地說：「不，我在寫信。」緊急中寫下這樣一行字是什麼意思？安德烈和我從來是不通信的。
我們的對話就這樣撂下來。五分鐘後，我說：「你的中文說得很好。」
他說：「你的也說得很好。」
我笑起來。這笑聲是我十年前的。我一面笑著，心裡便想：停止，可以啦！
又是五分鐘過去，他問我：「你怎麼知道我平常是不講中文的？」
我說：「不知道。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平常不講中文。」
「我九歲來美國的。」
「從哪裡來的？」
「印尼。你呢？」
「從北京。」他的手指又敲擊起來。手腕上有條細長的傷疤。他之所以危險，我似乎找到了根據。他已經又轉回臉去看窗外，但我很快發現他始終在玻璃的投影裡觀察我，正如我對他幹的是同樣的事。
他問：「你住哪裡？」
「艾文斯頓。你呢？」
「那你完蛋了，下不了車了。」他平穩地看著我，手指敲得更激烈了。
「你什麼意思？」
「你沒注意？你乘錯車了。艾文斯頓在你背後。」他說。
這時車停在一個站台上，我一看，他是正確的，我的確乘的是相反方向的車。這是向南走的車，終點是芝加哥有名的貧民區。那裡的夜晚遊蕩著許多孤獨的人，憑空罵著大街或一聲不響地狂怒，偶爾過路的人反而要夾著尾巴，忍氣吞聲，而正是人們對他們的躲避惹出他們的滿心仇恨。那區域維繫著芝加哥的壞名聲和陰慘兇惡的面目。
「真倒霉透了！」我嘟噥著向車門口奔去。車門卻已關上，比我印象中關閉得更果斷、更迅速。我心想這可是活該，遇上一個稍對胃口的亞洲男人，東南西北都亂套了。我轉過身，車廂裡的第三位旅客又抓緊時間對我笑了一下：這副笑容由東倒西歪的牙齒和亂七八糟的皺紋組成。我趕緊避開他，去看那黑衣男子。他剛才也跟著我站起身，但沒有離開座位，見我這時毫無出路地又回來投奔他，他笑笑，輕蔑和哄慰都有了。
他說：「用不著那麼害怕。」
我說：「你當然不怕。」我心想，人家弄不好會怕你。
「我告訴你一件事，你就不怕了。」他見我趔趄著，伸出手及時扶我一把。或許是我先伸出手去找他的手。
「告訴你，我也坐錯車了，」他見我眼睛猛地一瞪，又說，「真的，我住羅傑斯公園，也坐反方向了。」
羅傑斯公園離我住的地方有四五站，那一帶聚集著不少穿一身黑的人。那裡有家咖啡館在我的同學們中享有盛名，他們時常去那裡朗誦在別處絕對沒人懂得的詩或小說。我只去聽過一次他們的詩朗誦，見到的男人全梳辮子，女人一律剃大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