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鼠一樣灰溜溜地進入廚房，把水龍頭的水流量擰到最細，洗著一隻孤零零的飯碗。我真的不是想混一天是一天。因為每過去的一天就給牧師夫婦多一份證明——他們當初瞎了眼。我知道惟一的補救是踩著自己的自尊走到客廳去，走到他們相依相偎的恩愛造型面前，賠上大大一個笑臉和我不壞的儀態，請他們諒解，再給一次寬限。這是辦得到的。這比裝聾作啞、渾渾噩噩地硬賴下去要好些。但我實在做不到。
我打開冰箱，想為自己倒一杯果汁，卻看見冰箱裡放著大半杯剩咖啡，杯口上罩著塑料保鮮膜。冰箱裡常常有半杯咖啡或半塊糕餅，都是用保鮮膜細細包好，打算下回接著吃或飲。房東們還不寬裕啊，他們或許指望我付的房租水電費，好用去支配他們的柴米油鹽。我對著那杯剩咖啡傻站了許久。
把碗輕輕放進櫃子時，我聽見有腳步朝廚房走來。我趕緊再打開水龍頭，開始專注地洗手。在最難堪的時刻，千萬得給自己找樁事忙著，佔著手或大部分注意力。廚房天花板上的大燈亮了，光天化日，我這下可沒處躲了。
牧師太太出現在門口：「怎麼不開燈？」她微笑地責怪我，語氣卻非常溫柔。
「我看得見，」我說，「省點兒電。」我大概像個鄉下親戚。
年輕的牧師太太大概也認為我的確像個鄉下親戚，她咯咯地笑起來說：「美國電便宜啊，哪裡省得出錢來？又不是中國！」
我說電便宜省省也沒壞處。
她馬上說：「你從來不看電視，不會也為了省電吧？」
「要讀的書太多了！」我說，「你知道的，讀文學的人，都要做好讀死在書堆裡的準備。」
她說：「超飽和地讀，反正是記不住的，來和我們一塊兒看看電視吧，下面有個很不錯的電視劇。」
我說：「我一般只看早上七點的新聞。」
她說：「來吧來吧，你不來，斯迪夫該怪我不盡職了，他該說我弄得你很緊張。剛才就是斯迪夫要我來邀請你的。」
斯迪夫是牧師的名字。他們的目的或許在於套出我的真話：我如此沉著地拖欠房租，到底是什麼緣由。他們或許要以盛情來刺激我的良知。我在壁爐邊電視前的一片愜意中會如坐針氈，他們或許要的就是這個。房東一個不缺席，再厚顏的房客也會被提醒：什麼是他們和你之間最本質的關係。
「太多謝了。我真的沒空，還得趕一篇讀書報告。」
我把手在毛巾上左一遍右一遍地擦拭。我盡量把動作弄得很匆忙，盡量把匆忙弄得很真實。我想牧師太太或許聽出了我托辭中的真話：別逼我——明天，最遲後天，我一定交房租。
她歎了口氣。她看出再逼也逼不出名堂來。
「你太客氣了。」她說。
「哪裡。」我說。
「還幫我熨衣服，」她說，「我放在地下室裡的衣服，你全幫我熨了！」
「我是一順手就把它們全熨了，」我說，「反正我自己也有兩件衣服要熨。」我心裡想，她可千萬別誤會，我絕沒有以苦力抵房錢的意思。我究竟有沒有這意思呢？
「你很怪，忙得連電視也不看，倒捨得花費兩個小時幫我熨衣服。」牧師太太說。
「就是一順手的事。」我說。那可不止兩小時，而是四小時。熨那些衣服，需要一個笨手笨腳、缺乏技術的中國女人拿出整整四小時。而我撒謊眼都不眨：「你知道嗎？我喜歡熨衣服，我可以一邊熨一邊打腹稿。我的教授說我的文章結構不怎麼樣，所以我必須多花些時間在打腹稿上。」
「是嗎？我以為熨衣服這件倒霉的事能把天才變成白癡！反正它讓我煩得要瘋！」
我非常警惕，她的東拉西扯裡隨時可能扯出正題來，有關我踏踏實實拖欠房租的正題。
「噢，對了，我想起剛才想跟你說什麼——我這腦子！」
你看，來了吧。我抓起抹布賣力地擦著灶台。
「我昨天和斯迪夫想去找你呢！我們正好開車路過你打工的餐館，想到你萬一早下班，可以坐我們的車回來。他們說你請了假。」
「啊，我是請了假。我得到圖書館查資料。」我信口說道。有沒有替便衣福茨隱瞞實情的必要呢？不是替他瞞，是怕嚇著年輕純潔的牧師太太。她若知道她家裡窩藏著一個正被FBI找彆扭的人，說不定她會給嚇著。你看她看上去多麼安全。那場審訊敲掉我本可以賺到手的二十五塊錢。二十五塊錢，無論如何都能縮短一點兒我和債務間的距離。
「對了！」她兩手一拍，活活一個孩子，「我又差點忘了！今天晚飯前收到一個電話，找你的！」牧師太太輕盈地轉身，跑到書房，眨眼間又回到我面前，手裡拈一張黃顏色的小紙簽。
我接過紙簽，見上面是牧師太太孩子氣的大頭大腦的筆跡：請在晚上十點等電話。我問她此人叫什麼名字，難道不留個回電號碼？
牧師太太說：「他今天下午五點就開始給你打電話，從五點到六點，一共打了三次電話。我問他姓名，他說你不在就算了，他晚些再打……但我肯定不是戴維斯先生。對了，他說他是你的朋友。
我到芝加哥來近兩個月，只有同學、工友、教授、房東，尚沒有朋友。我把黃顏色小紙簽粘在掌心上，對牧師太太說：「謝謝你。」
「哪裡的話。真不想和我們一塊兒看電視？」
我抿嘴笑笑，搖搖頭。我沒錢，廉恥還是有的。一個人光剩了廉恥其餘什麼也沒剩下的時候，你別去理她。你這樣厚待她只會讓她受洋罪。
房東太太講述起電視劇的情節來，一個勁兒說：「我可不想露底給你！」其實她不斷地露底給我。我很好地招架著她，表示深受吸引，其實一個字也沒聽進去。我得設法盡快掙錢。如果我三天之內還湊不出房錢和水電、煤氣、電話費用，我就只剩下最後一招了：接受安德烈的救援，把他給我的八百元支票兌現。入校前安德烈給我寄了那張支票，要我答應他，絕不讓飢餓、寒冷、疾病在我身上發生，一旦發生就拿那張支票去阻止它們。他說，你可別做飢寒交迫的英雄，在這個物質過剩的國家，飢寒交迫可是自找。除非你特別想做當代唐·吉珂德。我想要他放心，把我這樣一個人給餓死可不大容易。我卻沒說什麼，收下了那張支票，把它和母親送我的項鏈放在了同一隻錦緞盒子裡。
電話鈴響的時候，我打開檯燈，看到小鬧鐘顯示器上的數字——7：00。顯然是一個預先計劃要打電話的人。我赤腳跳下床，一把抓起話筒，怕它繼續響下去把牧師夫婦吵醒。他們昨天夜裡一直等到我熄燈，才開始做愛。那場做愛至少歷時一個鐘點。因此該讓他們早晨多歇歇。
「早上好。」問好的是個清醒的男人。清醒的美國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會認出這嗓音的：這沉著、從容，有一點兒尋開心的嗓音。我隨口還了聲問候。他卻樂起來。
「怎麼？這麼快就忘了？」他笑著說。
我腦子猛然一陣蠕動，有些暈眩。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講英文的理查不那麼規規矩矩，有些痞，像那種時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說：「我想你一定是早飛的鳥。我沒猜錯吧？」他得不到我的答覆，馬上接著說：「這個時間給人打電話不算驚擾。我沒驚擾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煩，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我說。我還能說什麼？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興了？」他問道。
「我工作到半夜兩點。不，早晨兩點。」
「你現在不想跟我談話，是嗎？你要我遲些再打來嗎？」他的體諒完全像真的。
「你談吧，我聽著。」你的身份、職業讓你很習慣自討沒趣。
「我可以晚些再給你打電話。」
「好吧。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測試一下竊聽器的功效。正要掛電話的時候，他又叫住了我：「噢，對了，昨天你說到認識戴維斯是在華盛頓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幾號高速公路？」
「我說了我是在地鐵站認識戴維斯的。」你別想趁我缺覺鑽我空子。
「難道我記錯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願冒犯你。我的口氣還算文明，應付著一個明顯的無恥訛詐。
「可是，安德烈·戴維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不會的。」你晚了一步，我們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麼不會？昨晚十一點，我打了電話給他。他告訴我，你們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瞌睡頓時消散。十一點，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話之後。安德烈從來不在晚上十點之後給我打電話，他幫我做個守紀律有教養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萬火急地在給我撥電話，可線路給便衣福茨搶先一步佔了去。
我說：「你昨天問的是認識。相遇不等於認識。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說我昨天已認識你了嗎？」我的聲音平和，邏輯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來。原來這個體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國女人並不好詐，鬥智也夠他鬥一鬥。
「好，很好。」理查·福茨說：「的確是這樣，認識一個人沒那麼簡單。咱們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記不記得是第幾號高速公路？」
「不記得。」
「大概在哪個位置？」
「我對華盛頓的地理又不熟悉。」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個碴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麼可能呢？你想想看，車流量那麼大，車速那麼快。你們怎麼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車撞上你的車。」
「差點兒。」
「什麼差點兒？」
「他的車眼看就撞上來了。不過他車閘很靈，一踩就剎住了。」我的英文夠壞的。壞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個停頓。然後說：「你的車當時嚥氣了。」
「是的。」
「車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嚥氣，就要命了。可車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嚥氣，對不對。所以你只能認了：完蛋了。」
「我們就是這麼說的。」
「怎麼說的？」
「我們說：完蛋了。」
「你們是誰？」
我怎麼把阿書扯進來了。
「我的一個熟人，不相關的。」
「那個熟人是女的嗎？」
「她和這事一點兒關係也沒有。」
他以隨便的口氣打聽阿書和我是怎樣的交情。同時在迅速地推斷，我竭力掩護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條的：存心讓車在那段路面上嚥氣，存心讓安德烈·戴維斯的車撞上來。我一一回答著無關痛癢的問題，同時也在迅速分析：我這樣玩命遮掩阿書，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書並不怕麻煩，麻煩給了她一次又一次機會，讓她證實自己處理麻煩的才能。在處理麻煩的忙亂中，她自豪她生活的充實。到美國的第三天，我交納了三筆考試費用之後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塊錢。她轉眼向別人借了五百塊給我。後來的日子裡，阿書在向我索債和去她熟人那裡爭取拖欠這兩樁事情中，甚至在拆東牆補西牆的業務中，一而再、再而三讓別人和她自己認識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幹，大家的經濟和友情往來才變得如此熟絡。每一件對於麻煩的處置，都會給阿書留下漂亮的記錄。經過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氣告訴理查·福茨，他儘管去麻煩我的朋友阿書。
「她可以為我作證，不單單在這一件事上。」
「太棒了！」理查歡樂起來。他們這個民族很會誇大自己的一點好心情，一點兒小小的得意。這個民族的情緒高昂得令人懷疑。
果然，半小時後，理查·福茨又打電話給我。我正在浴室裡刷牙，牧師太太瞇著睡眼把她床頭的無線電話遞給我。我啐出牙膏沫，聽見理查·福茨說阿書的說法和我出現了分歧。我來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問他哪裡出了分歧。他說根據阿書的記憶，我們當時是在馬里蘭州的一條小路上，並不在高速公路，我們的車的嚥氣地點以及我和外交官員戴維斯的邂逅地點是在馬里蘭州的一條小路上。那是條美麗、楓樹密集的小路。我覺著他突然變得詩意起來，不知他想幹嘛。我抓緊時間漱了漱口。剛才不當心嚥下去的一口牙膏，正在我喉管裡劃一根清涼微辣的線。
「那好吧。就算是在馬里蘭州的小路上。」我看不出這裡面有什麼油水給你撈，「那說明什麼呢？」
「說明你講過的一句話，人的記憶花招很多。」
他是要我認賬，我利用記憶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識破。一條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條是樹蔭隱蔽的幽靜小路，對一場可疑的邂逅，難道能讓他相信，只是記憶的誤差？只是記憶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書、戴維斯和我？
我說：「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這時我已在一答一對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臥室。我找出衣服來，打算換下身上的絨布睡衣。
「你認為她的記憶沒有花招？」他問，聽也聽得出他笑瞇瞇的。
「你認為呢？」
我脫下睡衣，一條胳膊絆在餐館的制服袖子裡，大半個身體晾在空氣中，馬上冷卻了。這點也體現了牧師夫婦的勤儉美德。他們在進被窩之前必定關掉暖氣。
「我認為？」理查·福茨說，「要你是我，你會怎麼認為——你、戴維斯、你的女友，說的是三個不同的地點。你明白我在講什麼嗎？」
「不明白。」
「就是說，你們當中，必定有兩個人在說謊。」
「噢。」
我的聲音聽上去比較無力。受挫的感覺從電話線傳過去，理查·福茨在那邊覺得很來勁兒。他冷冷的興趣也順著電話線傳過來。我說：「對不起，我正在換衣服。我馬上給你打過去行嗎？」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氣再來好好同他周旋。他說：「你換吧，我可以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