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那表格上有４生死攸關的壯烈愛情；５為其願放棄一切的愛情；６在國家和愛情之間只能擇一而終的愛情；７為其不計後果，以致導致自我毀滅的愛情……安德烈滔滔不絕地將三項基本選擇之外的選擇一一排列。他告訴我，如果擬這些選擇的是他自己，他的對鉤會更準確。他滿口打趣，但我聽出他在面對表格時，心情沉重而悲壯。他在這樣的壯烈心情中沉默了三天，其間他沒有給我打一個電話，也不接我的電話。第三天傍晚，他在血色的楓林中踱步了一小時，回到公寓，打了電話給航空公司，把他信用卡上僅剩的限額拿出來，買了張一千四百元的機票，他從機場乘地鐵到我打工的餐館時，我還有五分鐘就要下班。我見他兩頰潮紅，眼睛比平常更大，便知道他嚴重地缺覺，並有同我長談的緊急需要。我笑笑說：「你在飛機上刮的鬍子？」他說：「你怎麼知道？！」我說：「你沒給我打電話的三天裡沒睡覺，所以你不必以刮鬍子來開始新的一天。」他笑笑。
我們在一個酒吧坐下時，已經是半夜十一點半了。這是一家關門最晚的酒吧，打烊時間是凌晨三點。安德烈付了一筆瘋狂的小費，要一個老酒保打電話雇計程車。計程車上，他一直攥緊我的手，不斷地吻我。他要乘早晨六點的班機回華盛頓上班。空蕩蕩的候機大廳裡，只有他和我倆人。他替我脫下外套，請我坐下。他的姿態、手勢、神情都非常正式。坐定後，他從他僅有的行李裡取出那份「外交官員安全核審表」。他表情正式地對我說了一聲對不起。我問他對不起我什麼。他說他不得不用手遮住表格的其它內容。我這才注意到，他的兩隻極大的手摀住大半張紙，以免在我這裡洩露了他國家的秘密。
我笑笑，說：「我對你的國家的秘密完全無所謂，一點兒興趣也沒有。」
他說：「你有沒有興趣我都得保密。」
「可我討厭秘密。」
「你討厭也好，不討厭也好，都不關你的事。我得遵守我的誓言。」
「好吧，你遵守吧！」
「對不起。」
「別對不起呀。」
「謝謝你的理解。」
「別客氣。」
我看見紙上僅有的兩英吋空間中，那三項僅有的選擇：１打算中斷此關係；２打算將此關係轉化為非正式的一般同居關係；３打算將此關係發展成為婚姻。我們都沉默著，他慢慢從西裝內兜抽出一支派克圓珠筆。
他看著我，眼睛很大很大。一張表情豐富的面孔此刻很空白很空白。一個選擇花掉他一千四百塊，花去他在信用公司的最後的信用，他開始落筆了。他連夜飛到芝加哥就是要我看他這個簡單的筆觸：先向下摁去，再向上一提。一個鉤打在第三選擇上：「打算將此關係發展成為婚姻」。
飛機起飛前，他將表格放回公文包。然後向機艙走去。在他半個身體已進入甬道時，他回身向我揮揮手，面部表情是烈士的，充滿絕然。我也向他抬抬手。他抿嘴一笑。我使了使勁兒，卻沒笑出來。我突然發現他那身深灰色西裝看起來非常昂貴。他穩穩地向甬道深處走去，深灰西裝合體極了，一派高檔的樸素使安德烈很神氣、很男人了。
我用下頦夾住電話，把一個雞蛋在鍋沿上磕碎，溜進鍋內。接著又去磕第二個。廚房裡有一股令人作嘔的方便面氣味和水浦蛋的氣味。
「請別告訴我！千萬別在電話上提任何人的名字！」安德烈及時制止了我。我原想把理查·福茨這個名字告訴他。
「你記住，」安德烈又說，「別在電話上跟任何人複述這場談話。」
「那不是談話，是審訊。」
「沒錯，是審訊。我很抱歉。」
「你抱什麼歉？」
「我真的很抱歉。我沒想到事情會變得這麼討厭。你要記住你今天對審訊者說的每一句話。躺在床上，閉上眼，好好回憶一下，你今天講了哪些話。把每句話都背幾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這些人很難相處。處不好很討厭。他們可以讓任何人遇上倒霉透頂的日子。他們可以長久地、不傷和氣地插足到任何人的生活中去。他們也拿他們自己沒法子，就是這麼個工作性質，靠麻煩人拿政府的錢。他們有什麼法子呢？」
我們在電話裡戀戀不捨，道了七、八次晚安還捨不得掛斷電話。似乎是身處絕境的一對戀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抑或部落，被自己人孤立得相當徹底。這種孤絕感使我和安德烈變得很纏綿。纏綿到一鍋方便面也煮爛了。
我將小鍋裡稀里糊塗的湯水倒進一隻大碗，端進我的房間，關上門。如果房東不在家，我會連碗都省略，把麵條直接從鍋裡扯進嘴巴。房東是年輕的牧師和他年輕的妻子。他們吃東西向來不被我聽見，所以我也該識趣些，體諒些，盡量無聲地拉扯麵條。有時牧師妻子獨自在客廳裡看電視，一面無聲無息吃著微波爐烹飪的墨西哥或意大利晚餐，被我偶然撞見，她會臉紅起來。年輕的牧師夫婦或許把吃這項活動看成純粹肉體的，相對他們從事的純粹精神事業，吃，這個肉體事務該放到私下裡。就像他們的夜夜做愛，天天清晨在衛生間的各項清理，吃，同樣是不得已的肉體活動。
我趴在書桌上放開音量吃麵條。我每週有兩個晚上不打工，只好自己開伙。其實我挺渴望這樣的晚上，寧靜地伴隨低劣食品。我總是邊吃邊找些東西來閱讀：報紙、雜誌，要不就是減價廣告。有時會有些彩票組織的來信。儘管知道字裡行間佈置得十面埋伏，我還是讀得很認真。他們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語在吃方便麵的時候讀，還是給我不少希望的。只要我不怕上當，一個巨大的甜頭似乎就在那些胡扯八道後面。這些騙子們一般都以一個瘋瘋癲癲的狂喜口吻開始騙局——恭喜！萬分榮幸地通知您：您是七千萬人中的幸運兒，已進入了最後一輪淘汰賽，五千萬美金正向您微笑！……緊接著，騙子們開始替你操心如何開銷這五千萬：他們認為先去乘一個月的豪華郵輪，再去買一幢帶泳池的意大利庭院，再買幾輛波沙或本茨車。為如此的財富我必須做的貢獻很簡單，往往只是在一百來種無聊雜誌中選訂五到十種。
我推開那個超大信封，上面印的兩張臉誠摯熱烈，一點兒也不像騙子。其中一張臉有六十多歲了，跟真正的闊佬沒什麼區別，就是說他辛辛苦苦胡扯了一輩子，到這把歲數總算有了副闊佬的外表。另外的一張臉大約二十多歲，這個勸人上當的行業倒也前仆後繼，新人輩出。這一老一少兩個傢伙最多一個月前剛給我寄過一模一樣的「賀信」，這麼快就又回來了。
我把最難看的東西放到最後來讀。幾份賬單被我放在書桌角落上，不到實在挨不過去，我絕不碰它們。此刻我喝完最後一口味精比例過大的麵湯，把賬單拿到面前。我翻著學費賬單、圖書館押金賬單……我看著一筆筆數目字，心裡檢討：該取消課間那杯咖啡；該跑遠些去買九角九一打的雞蛋；該記住收藏好各種減價券，一張減價券能讓你在買洗頭香波時省五角錢。賬單下面是銀行的月終結算。它是我最怕看的東西。一般我會一混五六天不去拆它的信封；實在混不下去了，我才壯著膽將它扯開。果然那三位數的存款又縮小了。我的存款從沒上升為四位數。搬進來做牧師夫婦的房客，我交納了第一個月的房租和水電煤氣費。一天年輕的牧師太太對我說：「真抱歉打擾你，不過我得告訴你，你給我的支票是壞的。」我並不明白她說的「壞支票」指的是什麼，馬上說：「那真糟——我這就去再寫一張好的給你。」她臉上的笑容十分美好，是那種不忍心揭示殘酷真相的樣子。她是我惟一碰到的在金錢上態度嬌羞的美國人。
她說：「可是，如果你繼續開壞支票，銀行會罰你更多錢的。」
我使勁想，她到底窘什麼？
「是這麼回事，」她說，臉色極紅艷，連比劃手勢的十根手指都漲紅了，「你已經沒錢了，你的銀行賬戶已經空了……你懂我在說什麼嗎？」她實在不忍心繼續揭我的短。
我不敢再去看她的臉和手指頭。它們再紅下去她可吃不消了。我也快吃不消了。我說：「我明白你在說什麼。太謝謝你了。」
「哪裡。」她說著把空頭支票遞到我手上。然後眼皮一垂，迅速走開。當初他們在挑選房客時花費了兩個星期，接見了總共五十來個候選房客。從五十來個男女老少中選定我，是他們認為我看上去體面，負責任，幹不出拖欠房租或開空頭支票之類的事。年輕的牧師夫婦在我搬進來那天大鬆一口氣，幾乎動了感情地告訴我，他們頭一眼就相中了我，對我所具備的優秀房客的素質極有信心。他們甚至搞了一套近乎儀式的午茶會：在正式餐廳擺了一盤餅乾，一盤奶酪，一壺紅茶和牛奶。
我吃著年輕的牧師太太自製的餅乾，心想我一定不糟蹋他們的友善和信賴，一定不禍害這裡的一草一木，一定幫助他們保持一個體面、負責的房客形象，儘管這個良好形象存在著大量不實之處：它大部分基於他們的美好主觀願望。我在那個九月的午後坐在烘烤餅乾的巧克力和香草又甜又暖的空氣中，看出這對牧師夫婦動了真格的了：餐桌上的餐具是節日用的銀器，餐紙是深藍色的，上面印有金色的星星、月亮。他們一再表示能找到我這樣的房客是他們的幸運。我一再說，哪裡、哪裡。他們說，真的真的，在芝加哥這類住宅區，找個人品端莊的房客很不易：光是不抽煙、不喝酒、不聽驚天動地的搖滾、不在電話上一待兩小時或對著電話一口一個「我操」就已經不易了。他們曾經有位房客倒是不抽煙不喝酒，安安靜靜，但後來發現他不聲不響原來是在臥室裡養蛇和蜥蜴。
「所以希望你能長期住在我們這裡。」牧師太太說。她細巧地為我斟茶，細巧地用小銀勺攪動她自己的茶杯。她說：你一看就不是那種有乖戾習慣，或者賴賬、不講衛生的人。
而我在第一個月就辜負了他們。
這時我仔細做著加減法運算：電話七十六元，房租二百元，水費二十元，電費三十一元，煤氣二十八元……得出來的數仍是大於銀行結算的三位數。我可以向餐館預支兩星期的工資，如果老闆不同意，我可以在校園廣告欄賣我上學期用過的書。可以賣出兩百元來。不過這個交易過程很可能會長達三個星期。用不了三個星期，我就會把我在牧師夫婦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徹底弄砸。我估計下個禮拜我再出出進進絕口不提欠他們賬的事，他們就會對我失望過度。我還能從自己這點兒家當裡刮出什麼油水？去賣掉母親給我的項鏈嗎？……急劇的心算中，我下意識打量著我的臥室。我真的喜歡這四面乳黃色的牆，它沒有任何裝飾，曾經掛過畫或相框的釘子被拔去了，洞眼疤痕都經過細緻地修補。
屋內陳設簡潔到了基本——一張單人床，一個寫字檯，一把椅子。床邊一把椅子在沒有客人來訪時便是床頭櫃，上面放一盞檯燈。檯燈至少經歷了三代人，燈罩內襯的一層薄綾其實已是一層灰燼，似乎一點輕微的觸動就會使它碎裂成粉末。正是它給了這座房子某種來歷：一個正統的、有不少美德的、沒出過敗家子的家族的來歷。它消除了我江湖過客的感覺，使我對自己這段很可能是暫時的生活，產生了類似歸宿的幻覺。每當我從學校、從餐館回來，這一簇暖色的燈火能讓我的心馬上穩下來。它因為陳舊而顯得溫暖，三代人之前，它已亮在這裡；隔著整整三代，它接納了我；或者說通過它，一個樸實本分的家族容我躋身其中。這個家族重視傳統，並以傳統為驕傲。對於此刻的我來說，傳統的東西顯得更為可靠。
我端著空碗走出臥室，提著身體的份量，腳步賊似的輕。客廳裡交映著冷調和暖調的光，那是電視和壁爐。除此之外，沒有其它復加的光亮。我的腳起落無聲無息，但這幢舊房的地板卻能把我的動作傳達到客廳。我聽見夫婦倆人朦朧的對話停止了。我不知是前進，還是後退。如果牧師太太此刻藉故走進餐室，就會逮我個正著，我就躲不過去了。惟一的辦法就是再厚著臉皮請她多寬限幾天。那將是他們給我的第四回寬限。儘管牧師太太每回都說：沒關係，等你有錢再說。我知道我在飛快接近我的信用限度。牧師夫婦一定在暗中給我標了極限，他們再真善美也不能容我無度揮霍我的信用。
我快要接近通往廚房的門了。進了廚房便登了安全島，可以避免正面遭遇。我眼睛的餘光看見牧師坐在沙發上，妻子坐在地上的一隻沙發靠枕上，臉枕著丈夫長長的腿。這樣一個宅子，安全實惠，似乎人世間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降落在這間不大的客廳裡，濃縮在這對年輕男女身上。我成功地沒有驚動他們。
我決定明天再同牧師太太談寬限房租的事。我這樣拖延一部分也是為他們著想：在這樣一個充滿祝福的晚上，他們對一切都如此放心，連燈都不必開一盞，卻突然闖來一個異國女人，談起她尷尬的窮困。窮得連二百塊的房租也對她形成致命壓力。我不忍心讓他們意識到，有一份赤貧就在同一幢房子裡；一份赤裸裸的生存急需，緊挨著他們的安全溫馨，威脅著他們年輕幸運的隆冬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