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我看見她把所有破爛和他的破爛一塊鎖進後備廂了。她讓我把我的皮靴脫下來；那鞋跟不夠尖利，不過比赤手空拳強。我說：「我可不想動手，一鞋跟打下去打冤了算誰的？」她說：「好，那你把靴子遞給我——別從這邊！從右邊偷偷遞給我！」
前面燈光稠密起來。阿書催促我快脫靴子。我說：「我可就這一雙過冬的鞋。」她不耐煩了，頂我一句：「不就是兩塊錢在舊貨店買的嗎？」我說：「那麼大個舊貨店我在裡面開礦開了一下午，開出一雙湊合能穿的鞋是容易的嗎？」她簡直像吵嘴一樣說：「打又打不壞！打完他你再接著穿唄！」聽我不吱聲她又說：「前面好像是個大住宅區，我叫他停車，他要是不停，你就往他後腦勺上拍一下，你那皮靴夠沉。」我說：「不是說好你拍嗎？」她說：「我怕你捨不得你的破皮靴！」我說：「那你湊合著用你的鞋拍吧。」阿書說：「誰讓你坐後面？我要坐後面我就拍……」
他突然說：「以後可別隨便搭陌生男人的車。你們常搭陌生人的車嗎？」
我正要說我們從來不搭陌生人的車，阿書卻搶先開了口。她大聲說：「對呀，我們最喜歡搭陌生人的車，陌生人才禮貌客氣。這個鬼國家，一成了熟人，才沒人來理你！」
他說：「聽說過年輕女孩失蹤的事嗎？」
「那是年輕女孩！」阿書說，「我們又不是年輕女孩。真比劃起來，吃虧的還不一定是誰呢！一般帶大武器太累贅，隨身揣把微型手槍、催淚瓦斯什麼的，大致可以打遍天下。
他說：「噢！」然後他轉臉問阿書：「你叫什麼名字？」
阿書抬槓一樣反問：「你叫什麼名字？！」
車進入了人煙旺盛的地帶，一群十四五歲的男孩在人行道上溜冰，還順手向過往的汽車上扔雪團。阿書緊急向我佈置：「現在車速才三十邁，跳下去摔不死。他不停車我就喊一二三，你跟著我跳！……」她扯了嗓子便喊：「停車！叫你停車！」
「好的。」他心平氣和地說。車平滑地飄過極光潤的馬路，兩岸的公寓滿是溫暖的燈火。
「停啊！」她對他叫道，同時氣急敗壞地對我用中文說：「你怎麼回事？！拍呀！怎麼這麼飯桶？！」
我說：「你不飯桶你來！」
「你看你看，他就是不停車！」阿書要嚇哭了，「停車！」她吼得肺腑震動。我知道她一半是在吼我。
「好的，馬上就停。」他答應著，一點兒也沒聽出阿書聲音裡的哭腔。他的腳在油門上加了一把勁，車速平穩地上去了。阿書說：「完了，跳車也沒法跳了。」他倏地笑出聲來，輕打一下方向盤，我們進入了一個小小的鬧市區。車子不動聲色停在了一家餐館門口。
在他笑嘻嘻請我們下車時，阿書仍感到一陣可怕的癱瘓。他的臉在餐館霓虹燈的映射中，顯得神氣十足。他說：「這下明白了吧？上陌生人的車，是很難下車的！」
點菜時，我發現阿書開始報復。她點了三道二十五塊以上的海鮮。表情全無，殺人不眨眼的從容。
我說：「哎，行啦，吃不完的。」
阿書立刻打斷我：「誰說你了？我吃得完。」然後改用中文說：「這小子把我嚇得半瘋，你知道嗎，恐懼特消耗人的體力！」
他笑著看著阿書，又來看我，勸我說：「隨她去，我反正沒帶那麼多錢。」
阿書食指向他一指：「用信用卡。」
他還是笑瞇瞇的：「我在國外工作了很多年，信用卡沒及時付賬，信用公司現在都歧視我，只給我很低的信用限額。我這月已經超額啦。」
「就是說吃不起海鮮了？！」阿書惡狠狠地瞪著他。「我沒估計錯吧？」她看著他對我說，「這是個窮小子，還摳門兒。」她拍拍菜單責問道：「那我們吃得起什麼？！」
「吃得起『飽』。」他說。
我草草點了五塊九角九的「天使頭髮」，配番茄澆汁，然後就把菜單合上了。他在認真地讀菜單，面孔都被嚴嚴實實罩住了。
阿書拍拍我胳膊，拇指向菜單後面的他一指：「怎麼樣？我說中了吧？我就知道他沒什麼油水，比道格拉斯還不如。看見沒有，他看菜單是從右邊往左邊看。」
他這時從菜單後面露出面孔：「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口字正腔圓的中國話。
我看見阿書的臉先是一紅，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見了我臉色的變化。
「啊呀！」阿書用巴掌摀住半張開的嘴。
他無所謂地說：「沒關係，你又沒說錯——我是挺窮的。美國外交官，也就比郵差闊那麼一點兒。」
他看著大敗給他的阿書，哈哈直樂。我慶幸除了和阿書琢磨用皮靴幹掉他，還沒講他太多壞話。我發現自己也跟著他在哈哈地樂。阿書的下場很可樂，但我主要是想讓他明白，我是他惡作劇的好觀眾。
後來安德烈告訴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書，她給了他很大、很關鍵的一個機會，讓他把他逗樂的天分、語言的天分展示給了我。
「你看，我已經重複五遍了。」我向特務福茨偏著臉張開兩個巴掌：「我只記得我和戴維斯是在地鐵站相識的。」
我不願把阿書扯進來。
理查·福茨送我出來時，已近中午。
我走出傑克遜街×××號的時候，天色鉛灰，脹鼓鼓地憋足一場大雪。氣溫很暖，不懷好意的暖，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幾天。人群像是從大衛·帕克畫中走出來的，匆匆的各種皮靴上滲著灰白鹽漬，半個秋天一個冬天，他們的靴子就這樣被化雪的鹽飽飽地浸泡、醃漬，成了城市中最難看的一個畫面。
從辦公樓裡出來抽煙的男人和女人們，縮著脖子站在角落裡，每吸一大口煙，脖子便縮得緊些。他們或許知道或許不知道他們自己有多麼難看，但我感到，給他們看到眼裡的一切，一定更加難看。我突然感到一陣恐懼——我是這醜惡景象中的一個細節，因而他們闊大無邊的厭惡包括了我。我也是他們廣漠的痛苦、無奈、無趣的誘因之一，在他們冷漠呆滯的灰色、藍色、棕色眼睛裡，我要對這麼難看的街景負一定責任。正如九十歲的貴婦米莉認為，大多數潛入美國的移民要對日益粗俗的民風、市容負責。
邂逅安德烈的當晚十點，我正給米莉喂芒果布丁，電話鈴響了。米莉手裡握著電視遙控器，一聽電話鈴就立刻摁啞了電視。老貴婦最愛做的事就是接電話，最大的幸福就是接著了兒子的電話。一接電話她頭顱的搖顫幅度就會加大許多。我替她端著話筒，她嘴巴夠著送話器，以假嗓子說了聲哈羅。米莉只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歲那年再次度過一次變聲期，真嗓子在那個時期失去了。她搖頭搖得輕了，對我說：「是找你的，寶貝兒。」剛才那陣激動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搖得滿臉都是。老貴婦向我使了個眼風說：「嗨，是個迷人的男中音。」
我已經猜到是誰。我對著電話那頭的他說：「很意外這麼晚接到你的電話，戴維斯先生。」老貴婦米莉看著啞巴電視看得很出神。我仔細地把英文講正確，講得懂禮貌有教養。米莉不喜歡我在她面前講她不懂的語言。
「我見過你。」戴維斯先生說，「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見過我這麼個人？那時我瘦些？」他講著流暢的中文，「一年前的聖誕節，在北京，很大一個聖誕晚會？一個穿綠色羽絨服的姑娘，戴一條灰色男式圍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裡，才脫下……」
我不時抱歉地笑幾聲。我的確有一件羽絨服，綠得像郵筒。可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什麼晚會了。晚會突然在那個冬天變得很盛行，晚會上總有些美國人或歐洲人。我不願讓他失望，便說：「噢，想起來了！那時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卻說：「把那事忘掉。」
我說：「把什麼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見過面的事忘掉。尤其忘掉它發生的地點：北京。」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國句法，變得難懂起來。他一個勁兒叫我忘掉我本來就早已忘掉的事。我痛快地答應了他。我說：「好的，忘掉它。」
他又說：「那件事在北京沒發生過——如果有人問，你就這樣回答。」
「哪件事沒發生過？」
「就是在北京的聖誕晚會。那個晚會從來不存在。」
「好的。可是為什麼？我其實……」
「請講中文。」他說，聲音聽上去非常正式。
我只要改說中文。米莉馬上摁一下遙控器，電視上的人物們馬上恢復了聲音。我看她一眼，她在賭我的氣，正一點兒一點兒提升電視的音量。
我說：「別擔心，我一定忘掉那個晚會。」
「別問為什麼。」
「好的，我不問為什麼。」
「謝謝你。我打電話就是為了得到你這個承諾。但這個電話你也從來沒接到過，明白嗎？」
這時米莉已不去看電視，而是不可按捺地看著我。這個一向很乖的中國侍女今天居然當著她的面講了這麼長時間的中國話。她搖頭搖得極輕極輕，因此輕微搖顫的頭使米莉恢復了她原有的尊貴和傲慢。我趕緊轉回到英文上來。
安德烈說：「那好，就不多打擾了。你知道我發現了什麼？我發現跟你打交道真不費事。你大概是個不費事的女人。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類女人你認為不費事？」
「就是很難碰到的那類。」
他的中文詞彙被英文思路、英文語法串成句子，聽來有陌生的趣味。我們用對方的母語交談，不斷出現的意外的理解和誤解使我深受吸引。
掛上電話後，米莉搖顫著頭盯著我。十七歲出嫁、三十歲守寡的貴夫人米莉看不起現代人的生活。她盡量離現代生活遠遠的，以一種高姿態去看盛在電視機玻璃櫥窗裡的現代生活。她對我們這些男男女女整天在輕輕搖頭，把我們的感情方式、穿著方式、語言風格一一否定。她整天就這樣不可思議、不屑一顧地輕微搖頭，在她瞭解安德烈之前就早早否定了我和他交往的前程。瞭解不瞭解都沒關係，反正她反對。但米莉的反對是高貴而傲慢的，她傲慢得連介入都懶得。她見我穿了條牛仔褲去見安德烈，脫口叫起來：「你就這樣去和他吃午飯？！」我問怎麼了。她微翹著下巴輕輕搖頭，叫我快去快去。
似乎她不屑於對我們的一切過問、插嘴、評點，甚至不屑於她自己的不屑於。每次約會回來，她用甜美的假聲說：「我說他不會帶束花給你的。」或者說：「我就猜到他不會送你香水。」或者說：「我料定他不會請你看芭蕾。」有回我見一個花鋪正大減價，花了兩塊錢買了一束花插在米莉床頭。米莉帶著微微的噁心朝花搖一陣頭，說：「你看，我告訴你他只會買這種雜花——這種七拼八湊的雜花。你們這些人裡沒人懂得該怎樣送花：什麼人送什麼花，什麼花代表什麼，統統亂七八糟。這樣亂七八糟，當然什麼都可以被忘掉。」我問：「你指什麼被忘掉？」她說：「不是上次你們在談論『忘掉』嗎？」我大吃一驚：九十歲的米莉竟有這樣好的記憶力。
我承諾「一定忘掉」之後，安德烈和我心照不宣地就此不再提及那個電話。
這時我突然站住，回頭去看傑克遜街×××號那幢龐然大樓。我是怎樣被它吸進，又怎樣被它啐出的？我感到我和它在體積與力量上的可笑懸殊。從它那一個個雪亮的窗口收回視線，芝加哥更暗了。雪就要來了，我可不能誤課。
站在角落裡抽煙的人們視而不見地任憑無數雙腳濺起細小的一蓬蓬泥漿走過去，走過來。我這雙兩塊錢買來的舊靴子亦混跡其中。抽煙的人們的心情被難看的街景弄得壞透了。他們在痛苦地想，該拿這心情怎麼辦，拿這難看的芝加哥怎麼辦，拿我這個入侵的另類怎麼辦。他們吸一大口煙，再吐出來，和著午餐的洋蔥、大蒜氣味吐出來，同時任其自然地惡毒，任其自然地絕望和痛苦。我瞟著大樓陰影中一張張忍受著我的面孔，全靠他們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倖存。
大樓陰影中的一張張面孔看著一個瘦骨磷峋的異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審訊更劇烈的恐懼。
我一邊切菜一邊對著電話複述審訊的過程。安德烈最初的驚訝漸漸緩解，他開始以一種被逗壞了的口氣插一兩句話，或像啦啦隊那樣叫喊一兩聲。再聽下去，他實在覺得這事太可樂了——我居然坐進了六平方米的審訊室，居然一本正經給審了一小時。他等我說完，便放開音量大笑起來，我等著他笑。
我發現自己很不高興他這副態度。我說：「安德烈，有關我的事，你到底攤了多少底牌？」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就那些，你曾是軍人，少校，父親是老革命，就那些。」他話音帶著笑的餘波。
他的意思我明白，電話裡僅僅重複他和我的「供詞」。兩個星期前，他突然收到一張「安全核審表」。他在電話上再三叫我別緊張，它不過是外交官員的例行核審。但我聽得出，他緊張極了，一句中文裡有三個單詞是英文。他一緊張中文詞彙量就立刻縮小。「安全核審表」和美國海關表格、移民局表格，以及絕大部分試卷相同，每項提問有三個選擇。因此不論多細緻多複雜的問題只能有三種「是否」。表格上有這樣一項提問：你接觸了一位來自共產黨國家的女性；你和這位女性發生了１臨時的性關係；２較長期的性關係；３趨向婚姻的正式羅曼史。安德烈在第三選擇上打了鉤。於是，他和我之間進行著的這樁事便是正式羅曼史。他告訴我他那一刻突然醒悟這種三項選擇式問答有多萬惡。你不得不粗率簡陋，你不得不摒棄最貼切最精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