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分鐘了，這個人到底想拿我怎樣？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是怎樣認識的？」
「在地鐵站認識的。」
理查藍汪汪的眼睛裡滿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訴他我當時在地鐵站等一個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
「那是你們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見面。
理查在本子上「刷刷刷」地寫著，要把我的不實之言落實下來。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東西就接著咬，你又不缺這方面的見識。我六歲就見識過類似的局勢，我那時多沉著。審訊者比這位態度壞多了，手裡一根真正的軍用皮帶，銅帶鉤碰擊出危險的金屬聲響。它每響一次，父親和母親就一塊兒眨眼。銅頭皮帶一聲「丁零」，父母就出來了謊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話。我的謊言卻貫穿一致，毫無矛盾，並圓潤流暢。那句謊言是什麼，已不必去記憶，只記得它給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說，「你能確定那是你們的第一次見面？」
「我確定。」
我看著他清澈的藍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學會，先去找對方的眼睛，深入無論怎樣聰明、狡黠、陰險的眼睛，深入，深入，像獵物找死那樣，緊緊地看著黑洞洞的槍口。我直視著他的眼睛告訴他，如果他認為我的話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氣，儘管推翻。
「你不願再好好想想嗎？」理查問我，他的眼睛變窄了，如同畫家虛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視地去看眼前的畫面。他等於告訴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確切的情報。誰出賣了我？安德烈？還是阿書？或許他們在我今早出門後已經找了安德烈，套出了他的口供，而安德烈已經聯絡不上我，無法與我同謀。我心一橫：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記憶花招很多。」我對理查說。改口講英文，講這類似是而非的話拿別人的語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負擔。
微笑完全沒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動作打開檔案夾。他目光在一頁上迅猛地劃過幾行字，抬起頭看著我。
他改用英文說：「就是說，根據你的記憶，你和外交官安德烈·戴維斯的認識始於地鐵站？」
你看，他在講他自己的語言時多麼鋒利！理查·福茨的多禮、溫和、單純是別人的語言給他的風貌。回到他自己的語言，他是個才幹卓著、體現美國式效率的優秀特務。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鐘會徹底拉下臉，對我說：「你被指控為有中國軍方間諜嫌疑，你現在的每句話，或實話或謊言，都將有後果。」
我在書店裡手腳不乾淨，看來沒有什麼不良後果。不然因為那點渺小的貪圖而受到FBI的處理是比較難為情的。
我說是的，是在地鐵站。在美國半年，我起碼知道，殺人放火，只要拚死抵賴，出路總會有的。我說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紙頁翻出煩躁的聲響，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裡看見理查·福茨的便條時，並沒想到會有這間密不透風的審訊室。便條上寫「請務必在明天上午十點到傑克遜街×××號××層來一趟。希望我們會有一次愉快的面談。」當時我的反應是：寄出的無數份求職信終於有了回復。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寫的便條，他向系裡的值班秘書臨時要了張打字白紙，就地寫的。寫完便交給了秘書。秘書是五十多歲的女人，是離罪惡最遙遠的良民。她對我說她對不住我，因為她完全無意地瞄了便條一眼，「傑克遜街×××號」這幾個英文字是它們自己進入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前後左右看看，問我是否知道傑克遜街×××號是什麼地方。我說我怎麼會知道。她坐在椅子上盡量靠近我的耳朵，聲音很輕但每個音節都吐得很賣力。她說傑克遜街×××號可是個有名的地方，不信問問大馬路上的人，他們都會知道傑克遜街×××號。
「假如今天我不來，你會怎樣？」我的語調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來不要緊，」他說，「我們會持續邀請你。」他現在仰靠著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態是海灘上，日光浴裡的。他用這個姿態告訴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續很久。
「要是我持續不接受你的邀請呢？」
「沒關係，你會接受的。因為你不合作會對戴維斯先生不利，也會對你不利。」
他臉上有了種無恥，同時也有種驕傲。這幾乎是認定自己正幹的是項神聖使命才會產生的驕傲。我也有過這樣的自我正義感，我們都有過。它使許多荒謬的事情正義化了。理查一小時至少掙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絕對不值，但自我正義感使他覺得很值。因而他年輕英俊的臉雖然帶些無恥，卻毫不耽誤他執行正義，他認定的正義。這讓他和電影裡的FBI有著天壤之別。電影裡的FBI連他們自己都不喜歡自己。
「你想好了嗎？」理查·福茨恢復了中文，一點兒也不無恥不油腔的滑調了。
「什麼？」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真實的見面地點和時間。」
「我告訴過你了。」
「你們不是在北京認識的？」
「我說了，我只記得我和他認識，是在地鐵站。能不能問一句：在哪裡跟一個美國外交官相遇，對你來說，很重要嗎？」
「對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說，「不過對你非常重要。」
他臉上的笑容有了點兒恐嚇的意味，一線白牙齒閃著寒光。他必須給這滑頭的中國女人來點兒恐嚇了。這女人二十九歲，學齡混亂，主修文學寫作，窮得只能在舊貨店買圍脖、手套、皮靴，窮得只得去偷書來滿足學校的書籍需求。他確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來，才說：「我要是你，我從現在起就加倍小心，盡量多說實話。」他的中文雖然沒得可挑，但說法是純粹美國的。美國原則是絕不勸你做什麼或不做什麼，而只告訴你，在你的位置上他會怎麼做。「我會非常小心，盡量不說謊，因為……你現在講的句句話都至關重要。我要是你，我絕不會因為把重要的話講錯，而傷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當它好玩，他已經一再示警。事情已經很不好玩了。
「沒錯，我認識安德烈·戴維斯是在地鐵站。」
我雙手交握在胸前，聲音單調。我想我不必偷看手錶，最好大大方方地揚起手腕。眼睛的動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鐘已經過去，審訊大致沒有進展，我們可以客氣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鐘。果然，你看，理查·福茨歎了口氣：
「好吧，」他說，「你在地鐵站認識了安德烈·戴維斯？」
「是的。」我在郊外公路上見到安德烈時，黃昏正在逼近，黃昏十分嫵媚，因而阿書的笑容比實際上要嫵媚得多。在阿書看，我的姿態、笑容簡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網。安德烈的車及時剎在阿書的車後。我看見它是輛七成新的福特，淺藍色。車門打開，下來一個穿北歐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是件深藍和白色織成的圖案，領子一直拉到耳朵。一個年輕的獵人形象，皮膚讓雪原輻射成了深色。他問我們的車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幫助。阿書請他幫著看看，年輕的獵人弓下腰，在打開的車前蓋裡撥弄幾下。我注意他濃黑的眉毛不是在糾結而是在痙攣，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覺都抓成一團。然後他抬起頭告訴我們：「這車太老了。」
阿書大失所望，像美國人那樣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後說：「這還用你來下診斷書？」
他又說：「這麼老的車還能動，非常了不起。」
不久，車在他手下慢吞吞地發動起來。他說：「你看，它沒毛病，就是個老東西，該死了。」
阿書說：「這樣好不好？我們跟你換車，你來開這輛老東西。」
他不置可否，聽覺和視覺都留在爛糟糟的車內臟上，以食指和拇指伸進褲兜，小心地抽出一塊手絹，是一塊折成正方形、在飛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間中顯得極其潔白的手絹。
我對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發生在那個剎那。
他拿潔白的手絹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去。
「怎麼樣？」阿書說，「你來開這老東西？」阿書和美國男人交往起來，總帶點兒欺負的態度。
「那你們呢？」安德烈問。
阿書說：「我可以開你的車啊。」她讓人上當的意思十分明確無誤，十分公然，毫無圈套感，因此人們恰恰忽略了：這是一個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對我說：「學著點，看我怎麼讓人伺候。」阿書來美國五年了，對待我自然像對待晚輩。她鼻子凍得又紅又亮，用大拇指一指，說：「這小子，他要不看見我們倆是女的，才不會停車。」
他掏出車鑰匙遞給阿書。我突然看見他特別濃密、向上捲曲的睫毛，我頭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種族的睫毛。他向阿書交待淺藍福特的種種怪癖，比如每次啟動它都會向後滑動兩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張著，使他有了一副極其聚精會神的面容。
就在這個時刻，我向他發出了一個笑容。我一點兒準備也沒有，這笑容是「走火」出來的。一個剛剛踏上異國國土的二十九歲女人，她束縛不了這個曖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歲的女人什麼也沒有：她赤貧，無助，只有這個笑容為她四面八方地抵擋。只要有一線希望，這笑容就會「走火」地發射出去。
我馬上看見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後便跟上了我。他投給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據。我感到我心裡出現一股感動：他在對阿書說話，知覺卻在我這裡。
他說：「這樣吧，你們倆全坐到我車上，我把你們載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書說：「去加油站幹什麼？」
「那裡暖和啊，」他說，「你們等在那裡，讓他們來拖這老東西。」
「不行！」阿書大嚷起來。「拖一次要七十五塊錢！」
他清白無辜地聳了聳肩——這樣黑心賺中國窮學生的錢，他也認為非常糟糕，但這不是他的錯。我發現他的眼睛轉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的一夥，讓強硬地索取援助的阿書碰些釘子，我對他又來一個微笑。我被事情的進展嚇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夥。
他說：「那你想怎麼辦？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車給陌生人開嗎？」
阿書說：「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塊是絕對沒門的！」
「你聽著，」他說，「你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坐到我車裡去，二是不坐到我車裡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來，已相當密切。
阿書頭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當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開她那老車的門，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讓我把後備廂裡一雙舊高跟鞋，一把破傘，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帶舊貨店霉味的短大衣，兩聽可樂搬進淺藍福特。她怕人偷她的這些家當。搬遷結束，她突然又想不開了，怨憤地大聲說：「憑什麼讓我花七十五塊錢？」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車頂篷上拍了一把，拍出一聲鋼精鍋的聲響。
「因為你不付七十五塊的話，就得付三百塊讓人把它當垃圾拖走」他說。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給了個第三者看不見的笑容。現在輪到他忙了：他在淺藍福特裡鑽進鑽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來本書和四五十本雜誌，一張毛毯還有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樣的錄音機一一清理出來，放進後備廂。他解釋說他對兩個女客人毫無準備，車內的清潔整齊程度是單身漢標準。
阿書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後排。車剛開動，她就伸手去調收音機頻道，同時大聲對我說：「唉，聽見沒有，這傢伙是個單身！」
我笑笑，突然發現他在後視鏡裡看我，也在笑。
「不過他肯定沒什麼錢！」阿書又說，「這車還沒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據說又窮又帥，又浪漫又不負責任。「我覺得你不必和他暗送秋波，他說不定是個郵差，最多是個中學代數老師，你看他的車嘛！」
我見他又笑起來，這次笑得更妙，僅是眼睫毛的一張一弛。他有一副生動的五官，他們都有著生動的五官，因為每一筆畫都那麼濃重。因而那笑容一點兒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書問他，「你是不是教書的？」
他說他討厭教書。他說他在少年時代就常聽夥伴們說：實在什麼都幹不了，大不了就去教書。他反問：「你們倆是留學生？」
「對，職業學生，」阿書說，「業餘保姆，看護，業餘廚子，業餘情婦。」阿書說得自己也大笑起來。她隨便起來比美國人還隨便。瘦小的阿書在貧嘴時就變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鑼般的洪亮笑聲。「唉，你不是教書的，那你是幹什麼的？」
「我？」他說，「我在外交部上班。」
阿書馬上把四分之三的臉對著我：「這小子說他在外交部上班。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她轉臉盯著他的側影：「肯定吹牛。說不定撩起袖子，胳膊上還有刺青。他看上去像干糙活的。」
他突然從後視鏡裡瞅我一眼，說：「業餘情婦，你們怎麼有這麼好的業餘愛好？」
我說：「我剛到美國才幾個月，我這位朋友來了五年了。」我暗中檢查了一下我的英文句法，有三處小錯，一處大錯。這是由於緊張，可我不知自己緊張什麼。很可能我在打這個美國男人的主意，不然我這句答非所問、通體毛病的話算什麼意思呢？只要我想好好給人露一手，就會變得很沒出息，英文漏洞百出。
天完全黑了。我們三人一個接一個地沉默下來。
阿書突然覺得事情有了疑點。
「你把我們往哪兒開？！」她問他。
「你們餓不餓？」他說，「我特別餓。」
「過了兩個加油站了！」阿書揭露性地說。
他在黑暗中笑了。他的聲音都是笑的：「過了四個加油站了。」
阿書用中文說：「壞了！」她聲音壓得很低，「我的高跟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