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字輩為「寶」字，「寶玉」這個名字是滿腹經綸的爺爺起的。在勘探隊裡長大的孩子，注定要比城裡的孩子吃更多的苦。該讀書了，找不到學校，托人找到了，要麼走很遠的山路，要麼聽不懂當地的語言。待差不多聽熟了當地方言，我們又要搬家、轉一次學。
春天，崎嶇的山路常常被山霧蒙得看不見一丈遠，雨下起來沒完沒了。夏天，遇上蛇遇上小野獸還是常事。到了冬天，山裡早早地就披上了白素色的銀裝……這樣的日子也沒過上幾年，到了史無前列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學校停課了，學自然也就上不成了。
然而，遇到波瀾壯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像父親這樣的家庭出身、這樣的學歷、這種性格和從事這行職業的人，外加上對學術的固執已見，對事業的忠誠，對工作的執著認真，他是注定要受到迫害、衝擊，注定是要吃苦頭的。
剛開始，作為擔任大隊長職務的「老八路」許紅心，也弄不懂「文化大革命」到底是革的什麼命，怎麼革法，他還竭力保護像父親那樣的一批地質找礦尖子，要確保找礦任務和工作不受影響。後來，形勢完全超出了人們的所想，全隊鬧革命，一些剛地質學校畢業進隊不久的年輕職工個個成了造反派、紅衛兵，成天穿著綠軍裝、戴著紅袖套到處亂竄，口口聲聲喊叫：「造反有理」。而知識分子、幹部、家庭出身不好的技術人員個個遭到批鬥。
耿直忠厚又沒太多文化，一腔熱血只想幹好工作的大隊長許紅心，他對政治的不夠關心，這自然是吃虧的。許八路人好，對黨有著無比深厚的感情，到後來他吃虧就吃在不會迎合著階級鬥爭，而是一個勁地牴觸、消極，依舊抓生產、抓找礦。
沒想到的是許八路自已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公開批鬥。沒過多久，父親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並和許八路一起被關進了「牛棚」洗心革面。
農村的學校關了，學自然是沒得上了，帶弟弟妹妹，種菜，砍柴，更多的就是打架，成了我的主要工作。地質子女也成幫、成派地鬥起來了，有的穿著綠衣服，心前戴著毛主席像章，腰上束著寬寬的皮帶，戴著紅袖套耀武揚威，跟著紅衛兵一起，抄了東家抄西家。而我們這些父親是「牛鬼蛇神」的子女又成了他們的批鬥對象。不服氣的我們自然要用拳頭跟他們說話。
黨的「九大」以後，劫後餘生的父親在許八路的強烈干預下，才回到總工程師辦公室的技術崗位。那時，我已是個半大的孩子了，已在大隊辦的子弟學校裡讀了一年的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