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前人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頗能表現魏晉名士精神特徵。這「師心」與「使氣」便是直抒胸臆，表達對現實的不滿與憤激。應當說，這些名士大都是些胸懷大志甚至是「志深軒冕」的人。他們生逢無道之世，文化的發展把他們推向了懷疑君主專制、實現文化理想的階段，所以他們處於進不能攻、退不能守的尷尬境地，他們的心靈忍受著撕裂磨嚙的巨大痛苦，即使平和如陶淵明，也還是寫出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剛怒目式」的作品，足見其人格的分裂。所以說，魏晉士人欲做直臣而不得，欲做隱士而不能，他們在這特殊的歷史文化境遇中，如病蚌生珠一樣，創造出了豐富的文化價值，為後世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能量。
【事典】
在魏晉時期，「竹林七賢」是十分有名的，「七賢」是指阮籍、嵇康、阮鹹、劉伶、王戎、山濤、向秀。這七人均是當時著名的詩人，也是天下人望所指。他們思想接近，志趣相投，「相友善，游於竹林，號為七賢」。這七人又可分為兩類，一類以王戎、山濤為代表，在司馬氏殘酷地殺戮異己而對他們又不斷利誘拉攏的情勢下投靠了司馬氏政權，甚至成為西晉王朝的佐命功臣，一類以阮籍、嵇康為代表，其中還包括向秀、劉伶和阮鹹，採取了不合作的態度，因其不合作的方式各不相同，其結果就或被殺害、或抑鬱而死、或斂跡避禍而各不相同。
所謂「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竹林七賢」的分化正是隱逸文化的摶成時期沙汰的結果。山濤曾任吏部尚書、侍中，替司馬昭做說客，引出了嵇康的鴻篇巨製《與山巨源絕交書》，徒以遺羞後人。王戎官至中書令、光祿大夫、司徒，可謂司馬昭手下的第一人，但此人極為貪婪吝嗇，「廣收八方田園水碓，周遍天下，猶未知足」（《世說新語?儉嗇》），並親自動手計算錢糧，晝夜不停。家裡有棵好梨樹，在把梨子賣掉時，總是一定要把梨核取出，生怕別人得了梨種。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偏偏生了個喝涼水也上膘的傻兒子，王戎讓他吃糠減肥，他卻越吃越胖，未成年就死了。王戎的人格卑下至此，實在有辱「竹林七賢」的清名。
與王戎、山濤相反，嵇康是一條鐵骨錚錚的漢子，他是當時最著名的詩人、玄學家，當時天下人望所歸盡在嵇康等人。在嵇康看來，宇宙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萬事萬物平等無差別地同時存在於這個整體中，即便聖人也要根據宇宙的和諧規律來處理政事，因此，嵇康玄學的最高概念是「自然」，這就必然導致「非湯武而薄周孔」的結果，對司馬氏所提倡的以孝治天下的「名教」也有著內在的衝擊。
對嵇康這樣的人物，司馬氏當然是要拉攏的，當司馬氏殺了曹髦即將篡魏時，就更需要嵇康這樣的精神領袖來為其製造輿論。於是，司馬昭派山濤去說服嵇康，結果嵇康寫了一封長達一千七百多字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並公之於眾，不僅宣佈與山濤絕交，還把司馬氏暗罵了一番，明確表示了自己的不合作的態度。這篇文章尖刻潑辣、嬉笑怒罵，痛快淋漓地奚落了司馬氏，揭露了其真面目。嵇康由此而聲望日隆，但同時也埋下了殺身之禍的種子。
然而，嵇康「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司馬氏也很難找出他的過錯。其實，嵇康的不合作本身就是對司馬氏的反抗，天下士人翕然從之，司馬氏便很難控制社會輿論。當時的所謂名士鍾會依附了司馬氏，便想通過整治嵇康來博取司馬氏的歡心。有一次，鍾會親到嵇康的住處探聽情況，見嵇康正與人在門下打鐵，便站在那裡等待嵇康開口。嵇康哪瞧得起鍾會，只是低頭打鐵，眼皮都不翻一下，鍾會也故作高傲，不肯先行開口，僵了好大一會兒，鍾會只好無趣地走開。嵇康衝著他的後背說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這種調侃諷刺而又抓不到把柄的話使鍾會難於回答，只好耍賴似的說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訕訕地走了。
嵇康曾為朋友呂安辯冤，頂撞了司馬昭，最終司馬昭以嵇康與呂安案有牽連的罪名將其逮捕。鍾會為了迎合司馬昭，誣告嵇康曾經謀反，並說嵇康「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所不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還進一步危言聳聽地告訴司馬昭：「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晉書?嵇康傳》）在鍾會的挑唆下，司馬昭終於下定了殺死嵇康的決心。處死嵇康的命令一經傳出，全國輿論大嘩，京師太學生三千餘人聯名上書，籲請赦免，但未能奏效。據記載，嵇康臨刑前神態十分坦然自若，到刑場後索琴彈完一曲《廣陵散》，慷慨就義，《廣陵散》亦成為絕響。
嵇康之死的意義殊大，這是集權制度與士人、仕與隱、名教與自然等諸多矛盾發展激化的結果。從本質上講，嵇康與司馬氏的矛盾不是臣下與皇帝的矛盾，而是文化理想與現實集權政治之間的矛盾，嵇康犯的是「思想罪」。嵇康之死表明，上述矛盾如果得不到較好的解決，士人離心、民眾離心將是不可避免的，某個政權的傾覆也將指日可待。在《與山臣源絕交書》裡，嵇康歷數了許由、接輿、老、莊、東方朔乃至近世的管寧和當世的阮籍，指出他們皆以冠冕為腐臭，對秦漢以來的君主集權理論進行了深刻的懷疑和否定，強烈要求把儒、道的有關政治理想輸入現實的集權政治制度。後代的封建統治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這一點，科舉制度的建立就是其有效的補救方法之一。在野士人通過科舉而把自己從書本上得來的文化理想提升到現實運作的層面上來，在相當程度上增加了社會的活力，這便是盛唐出現的根本原因之一。至於後來科舉成為籠絡人心、禁錮人心、扼殺人心的工具，那就已臻末流，另當別論了。
嵇康之死可謂澤被後世，後代士人從其中汲取精神力量，以保證自己人格的獨立，甚至成為某些士人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但士人同時也看到，士人的獨立是有一定的「度」的，超過了這個限度就無法生存下去，因此也迫使他們尋找更為切實的途徑來實現自己的價值。嵇康之隱實在是以隱作為反抗的方式，以丘壑皋壤、山林泉石為反抗的據點，此類隱士的真正意圖是要建立一個符合自己理想的社會。他們的隱逸活動具有極其豐富的精神價值，中國的人文精神的承繼、文化理想的存續，倒有一半應該歸功於他們。
東晉至南朝結束這一階段，名士的代表人物非陶淵明莫屬。他生活在一個「亂」與「篡」的時代，抱負和理想盡皆付諸東流。陶淵明不斷出仕，又旋即辭官，這一事實就足以證明他對現實的不滿和不適應。蕭統《陶淵明傳》記載：「會郡遣都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陶淵明屢次去職的根本原因，而他的《歸去來兮辭》更從生活情調的深處說出了這一點：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心為形役」是他最大的精神痛苦，他決心要擺脫自身軀體及物質的役使，獲得心靈的自由高蹈。他在歷經了官場的齷齪和束縛之後，終於迷途知返，把「良辰孤往」、「植杖耘耔」、「東皋舒嘯」、「清流賦詩」看成自己的「天命」，因而從心靈的深處釋放了政治上的失落感，「乘化歸盡」，找到了生命的歸宿。
這位被推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大詩人本身就是一個大隱士，對於隱逸，他有著最為深刻的生命體驗：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其一）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形影神·神釋》）
既不是冷漠的避世，也不是憤不釋懷的怨怒，而是擺脫「樊籠」後獲得了人格的獨立和自由，並將這種獨立和自由積極地指向對無道現實的批判和矯正。陶淵明的這種獨立、自由、深情而又剛勁的生命情調是中國隱逸文化發展到成熟階段的重要標誌，由兩漢經西晉終於在陶淵明這裡找到了較為確切的定位：懷道而隱，以隱彰道。
【評議】
魏晉名士和隱士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課題，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肯定了「建安七子」與「竹林七賢」。然而，魯迅先生也說：「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則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是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昭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際上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至於他們（孔融、嵇康等）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做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固執得多了。」言外之意是批評孔融、嵇康堅持禮教，而實際上，他們所堅持的是一種植根於民族文化深處的具有永恆合理性的文化理想，如果連這一點都否定了，那我們就更失去了維繫精神的力量，魯迅所說的魏晉時期的「亂」與「篡」必將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