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用什麼樣的方法治理國家，原是要根據具體的情況而定的，沒有一定之規，如果拘泥於成法，那就會削足適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王猛提出了用嚴刑峻法來治理亂世，用道德禮儀來治理治世的思想，應該是有相當的道理的。
【事典】
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門閥士族勢力大盛的時期，其實，門閥士族的力量一直支配著中國的政治有四五百年之久，到了唐朝的武則天時期才算結束，因此，如何處理好皇權與門閥士族的關係，是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要的政治問題。
用什麼樣的方法治理國家，原是要根據具體的情況而定的，沒有一定之規，如果拘泥於成法，那就會削足適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王猛提出了用嚴刑峻法來治理亂世，用道德禮儀來治理治世的思想，應該是有相當的道理的。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地人。他出身貧賤，但博學而喜讀書，胸懷大志，為人十分富有謀略，他一直希望能遇到明主，匡世濟時。後來，前秦的苻堅非常器重他，就把王猛調去當始平縣令。當時，始平縣一帶的社會秩序非常混亂，豪門大戶橫行霸道，為非作歹；盜賊土匪到處都有，人們的正常生活無法維持，歷任縣令都治理不了。於是，王猛一上任，就申明法令，有膽敢違抗者定嚴懲不貸。他決心用嚴刑峻法來管制豪強、分辨善惡、整頓秩序。不多久，就殺了幾個民憤很大的惡霸。並把一個在朝中有後台的惡霸用鞭子活活打死。有關部門就彈劾王猛，把他抓起來，用囚車押到廷尉所設的詔獄。
苻堅接到報告，親自提審王猛。苻堅說：「為政之本，以道德教化為先。你剛上任幾天，卻殺了那麼多人，怎麼這麼殘酷啊？！」王猛回答說：「我聽說『宰寧國以禮（治理已經安定的國家要用禮儀），治亂邦以法（治理混亂的國家就要用法）』。現在，立國尚淺，我治理難以管理的地方，決心恪守職責，不辜負明君的重托，為國家翦除凶險狡猾之徒。現在我剛剛殺死幾個奸人，剩下的還有許多壞蛋。倘若責備我未能除盡殘暴的惡人、肅清不法分子，那麼，我甘心受刑處死，以謝辜負陛下重托之罪；倘若指控我為政殘酷無道，那麼，我是實在不敢接受的。」苻堅聽了這番話，大為感慨地對群臣說：「王景略真是同春秋時管仲、子產一樣的人啊！實在了不起！」於是赦免了他，並且加以重用，一年之內升了五次官。
苻堅把許多國家大事交給王猛處理，二人的關係非常親密。王猛不久便任中書侍郎、尚書左丞，逐漸掌握了大權。
這當然會招致皇親國戚和建國老臣的嫉恨，在嫉恨王猛的人當中，最為突出的是特進兼姑臧侯樊世。樊世本是氐部落的大族，曾輔佐苻生的父親苻健打下關中，有大功於苻氏皇室。他倚仗權勢，無法無天，從來沒有人敢得罪他。他看到王猛的位置竟然超過了他，尤其王猛還是一個漢人，覺得實在是無法忍受，就想要教訓教訓他。
前秦宣昭帝永興二年（公元358年）九月，樊世在上朝時遇見王猛，非常沒有禮貌地把他喊住，當眾侮辱王猛，還責問道：「我們跟隨先帝衝鋒陷陣，共同興建了大秦，卻無權管理國家；你毫無功勞，怎麼敢專管國家大任呢？難道讓我們來種莊稼供你來吃嗎？」
王猛想，自己身負國家大任，倘若不去反擊樊世的挑釁，就會喪失威信，將來就無法讓別人聽從自己的命令，無法治理國家，因此他毫不客氣地怒斥道：「我不但要你種莊稼，還要你當廚子，燒柴煮飯呢！」樊世根本沒有想到他敢這樣對待自己，氣得暴跳如雷，大吼道：「你這小子太猖狂了！我一定要把你的人頭掛在長安城門上！否則，我就不活在世上！」後來王猛把這事報告了苻堅。苻堅聽後非常生氣，說：「樊世居功自傲，目無法紀！我必須殺了這個老氐，才能整頓百官，嚴肅紀律！」
正巧樊世進來言事，苻堅也是一個非常有心計、有謀略的人，就故意弄個圈套給他鑽。不等他開口，就對他說：「我要讓楊璧和公主成親，你看楊璧這個人怎麼樣？」原來，楊璧是樊世聘定的女婿，他一聽這話，自然著急地說：「楊璧是我的女婿，婚事早就定下了，陛下怎麼能再讓他和公主成親呢？」
王猛趁此機會指責樊世說：「陛下貴有天下，而你卻敢來搶婚，這是想出兩個天子嗎？還有沒有上下尊卑？」樊世聽了王猛的話，怒不可遏，要揍王猛，被左右拉開。樊世卻不罷休，破口大罵。
苻堅正好尋找借口，看他如此放肆，大發雷霆，下令把樊世抓起來，沒有怎樣審問，就在西面的馬棚裡把他殺了。
這一舉動當然激怒了氐族的貴族，他們議論紛紛，競相攻擊王猛。但是苻堅已經打定了主意，不為所動，而且還處置那些前來攻擊王猛的人，有時甚至還把那些喋喋不休的挑撥者在宮殿的庭院裡鞭撻一頓，侮辱一番。
從此以後，文武百官看到王猛沒有不害怕的。王猛得以比較順利地貫徹治國策略。過了一年，苻堅任命王猛為侍中、中書令，兼京兆尹，任命驍騎將軍鄧羌為御史中丞。他們都是疾惡如仇的人，決心合力整頓首都長安的秩序。
當時，長安最大的禍害是特進光祿大夫強德。強德倚仗自己是太后的弟弟，成天縱酒任性，為非作歹，搶掠財物，姦淫婦女，無惡不作。百姓對他恨之入骨。於是王猛就選中了他作為開刀的口子。他剛上任，一下車就逮捕了強德，問明罪行，奏稟秦王苻堅，卻不等批復，馬上把強德處決，在街市陳屍示眾。苻堅見了王猛的表章，急令使臣騎馬跑來赦免強德，但已經晚了，強德早已身首異處。苻堅也只好承認既成事實。接著，王猛和鄧羌密切配合，舉發追究壞人惡事，無所顧忌。不論是誰，只要觸犯刑律，概不寬恕。幾十天的工夫，有權有勢的豪強、作惡多端的貴戚，被誅殺了二十多人。
這以後，京都震恐，皇親國戚以及朝廷官員都震驚戰慄，奸人惡棍銷聲匿跡，社會秩序迅速好轉。不久，長安就出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大好局面。苻堅見此情景，感歎道：「我現在才知道天下是要用法來治理的！我才知道做天子的尊貴啊！」
王猛由於嚴格執法，紀律嚴明。在他執政的十五年裡，前秦的吏治得到了整頓，政治比較清明，社會比較安定，因而增強了國家實力。在王猛等人的治理下，前秦逐漸地走向了興盛。
王猛「治亂邦以法」的思想固然是有其合理的因素的，但又並不適合任何情況，在同一時期的不同環境下，恐怕就要改變方法了。
魏時各地都有許多豪強大族，他們獨霸一方，極有勢力，常有人聚眾滋事、作奸犯科，甚至對抗官府，危及社會秩序。魏太宗擔心長此以往，他們羽翼豐滿，勢力日盛，積重難返，會失去控制，甚至會危及朝廷，就下道詔書，把這些豪門大家遷徙到京城，置於天子的腳下，以便加強控制，防患於未然。他的這種做法是有先例的，漢朝就曾經多次遷徙地方豪強，為鞏固漢朝的中央集權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此一時，彼一時，那時天下統一，政治強固，中央的力量十分強大，而此時則不一樣了。
這些豪強當然都不願意背井離鄉遠遷他方。負責督辦此事的那些地方官吏的態度又十分強硬，強令遷離，結果弄得怨聲載道。於是，一些不良子弟、好事之徒藉機到處煽動，尋釁生事。西河（今山西汾陽）、建興（即建州，今山西晉城縣東北）等地的盜寇乘機紛紛起事，四處劫掠。加上當時戰事不斷，民生艱難，鋌而走險的人很多，一時間群寇蜂起，一片混亂，民怨沸騰。當地的官府鎮壓不住，連連向朝廷告急。
太宗見事態愈演愈烈，急忙召集崔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商議對策。太宗說：「過去那些凶頑狂放之徒侵擾百姓，因此徵召他們到京城，以便加以節制，但各地守官不能妥善安撫督管，致使許多人逃亡流離，不能都遷徙到京城來，使得他們違犯了律令，但法不責眾，不能全部誅殺，看來這種方法並不很合適。朕欲實行大赦，一律寬免，安定人心，你們以為如何？」
元屈不同意皇帝的意見，回答說：「刁民潛逃，觸犯律條，不予治罪，卻施恩赦免，似乎是在上者反而有求於下，助長了刁民的氣勢，不如先斬殺為首兇犯，再赦免餘黨。」玄伯則持另一種看法，他說：「為君者治理天下，以安定民心為其根本，不可拘泥於細小是非曲直，執行法律也須審時度勢，根據具體的情況而定，要合乎實情。立法與執法，當如琴瑟和諧，否則就應改弦更張。今天看來，大赦雖然沒有正常的理由，但為今日情勢所迫，唯有此法暫且可行。自秦漢以來，都是這樣相互傚法，沒有一定的成規。元屈主張先殺後赦，臣以為不妥，不宜又殺又赦，可一律大赦，仁至義盡，如仍有不思悔過者，可再殺。」太宗的想法與他的想法相吻合，最終採納了他的意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評議】
上述的實例在古代叫做不守成規，與世推移，今天則叫做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其實，無論是古代還是今天，基本道理都是一樣的，不要看歷史已過了數千年，不要看制度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不要看科技已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蘊涵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深層的東西仍然在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只是其潛在的影響不為我們所重視而已。如果不掌握這一基本道理，不尊重這一基本事實，恐怕很難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