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孔子說：「君子講大信，卻不講小信。」孔子還說：「遵從的諾言若是符合道義，就可以履行。」孟子也講：「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意思是說為了成就大的事業，一些小的方面可以不必計較。正如司馬遷所說：「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由此看來，應當看重的是是否合乎道義，至於諾言，則不一定非要履行。
我們看看《長短經》中是怎樣評論這個問題的。
【事典】
有人說：「世上有一種欺騙狡詐的行為，反而被認為是忠實誠信之舉。」也就是所謂機智通變，即見機行事，抓住機遇，而不是日復一日，萬事蹉跎。
趙子論說：「奧妙無窮啊！天下的事情。若不罷廢該罷廢的，那應當興盛的也可能被壓抑。若是您忠於這個人，就一定負心於那個人。這是不待證明的道理。所以說，在一個人看來是忠誠，在另一個人看來就是奸詐。那忠與詐豈不是難以界定和評判了嗎？但我也聽說過這樣的道理：君臣之間有公認的大義，上下級之間有明確責任，此理百代不變。所以，要行忠義，就看是否與君臣之大義相符，要行誠信，就看與上下級的責任是否對應。只要遵從責任和大義，即使偶爾使點詭詐而非光明正大的手段也是無可厚非的。」
齊國攻打燕國，奪得了十座城池。燕王派蘇秦出使遊說齊王，齊國把十座城池又歸還給燕國。蘇秦回到燕國後，國內有人在燕王面前譭謗蘇秦說：「蘇秦是賣國賊，一向翻雲覆雨，恐怕將來他會作亂。」燕王內心也有意疏遠他，不想再重用他了。蘇秦恐怕被加罪，入見燕王說：「我原本只是東周王城郊外的一介粗人，沒有一點兒功勞，而大王卻在宗廟之內隆重地授予了我官職，在朝廷內給予我崇高的禮遇。而今，我為大王退去齊國的軍隊，收回了十城的國土，建立了大功，本應加深大王對我的信任才對。可我如今歸來，大王卻並不加官晉爵給我，看來有人用不守信用的罪名在您面前誣蔑過我。我的不守信用，卻正是大王的福分啊！要是我像古代的尾生、伯夷、曾參那樣講求信義，身兼三人的高潔品行來侍奉大王，您覺得怎樣？」
燕王說：「那當然好啦！」蘇秦說：「要是有這樣品行的臣子，就不會來侍奉您了。若我像曾參一樣孝敬父母，不離父母身邊，連在外面過夜都不肯，又怎會不遠千里來侍奉弱小的燕國，效忠地位並不穩固的國王呢？若我如伯夷一樣清廉，為了道義之名而不願做孤竹國國君的繼承人，也不去當周武王的臣子，而甘心餓死在首陽山，您又怎能讓我步行千里到齊國遊說，建功立業獲取功名富貴呢？若我像尾生一樣守信用，寧願淹死在橋樑柱子上，也決不失約。這樣的人，他怎肯極力吹捧燕國、秦國的聲威而嚇退齊國強大的軍隊呢？」
蘇秦又說：「講信義，是為了修治自己的品行，而不是替別人效力的，是為了保全自我而不是為建功立業的。但夏、商、週三代聖王相繼而起，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等相繼稱霸，都不是只為保全自我，您以為保全自我是對的嗎？那麼齊王遠在營丘（即今山東臨淄，當時是齊國都城）就足以使您不敢窺視邊境之外的地方。
「另外，我尚有老母遠在東周，我離開老母侍奉您，丟掉只求自保的道義來建功立業，我所追求的一開始就是不合您的意願的。我這人就是人們常說的由於太忠誠才得罪君主的人啊！」
燕王說：「忠誠守信又有什麼過錯呢？」蘇秦回答說：「您不太明白，我給您舉個例子。我有一個在遠處做官的鄰居，他的妻子有了外遇，丈夫快回家時，情夫很擔憂，但妻子卻說：『不用擔心，我已經給他備好藥酒了。』兩天後，丈夫回來了，妻子便讓侍妾捧著藥酒給他喝。侍妾心知這是藥酒，給男主人喝下去，會毒死他；但說出真相吧，女主人就會被趕出家門，便假裝跌倒，摔碎了藥酒瓶。男主人大怒，狠狠地抽了侍妾一頓鞭子。如此忠心耿耿，仍被主人鞭打，這就是過分忠誠的不幸啊！我所做的事，正好和那侍妾倒掉藥酒一樣，也是好心難得好報啊！再者說，我侍奉您，是想用崇高道義為國謀利，如今卻獲罪，恐怕今後來侍奉您的人，再沒有誰敢遵從崇高的道義了。再說，我遊說齊王的時候，並沒有欺騙他，您這樣待我，以後還有誰替您遊說齊王？還有誰像我這樣誠摯？就算有堯舜一般聰慧的人，也不敢聽從您的話了。」燕王說：「說得對。」於是又給蘇秦高的禮遇。
楚國圍攻宋國，宋國向晉國求救。晉國的國君派解揚出使宋國，告訴宋國不要投降，對宋國說：「晉國已全軍出動，就要趕到了。」但路上卻被鄭國俘獲，獻給了楚國，楚王用厚禮收買解揚，讓他對宋國傳達與使命相反的話。解揚答應了。
待到解揚登上攻城的樓車，喚出宋國的人，傳達的卻仍舊是晉國國君的話。楚王要殺他，並派使者對他說：「您已經答應了我，卻又違背了您的許諾，為什麼這樣說呢？休怪我不講信用，誰叫您背棄諾言呢，我也只好請您立即上斷頭台。」
解揚答說：「我早就聽說過這樣的道理：『君王制定並正確發佈的命令就是義，臣子遵行君主的命令就是信。』臣子講信用的前提是必須遵行君主之義，如此行事對國家有利。所以臣子的一切謀劃，都不能損害國家利益，遵守這種道義來捍衛自己的國家，是卿大夫的本分。國君發佈的命令，不能前後矛盾。臣下也不能執行這種命令。您想用財物收買我，說明您不懂這個道理。我既然從君主那裡接受命令出使宋國，便只有以死報國，決不讓君命毀在我的手裡，哪能被財富收買呢？我之所以假意應允您，是為了不辱使命，雖然要犧牲自己卻能完成君命，是做臣下的福分。我們君主能有忠信之臣，我作為臣下能夠完成使命，是死得其所，還有什麼苛求呢！」楚王聽了這一番話，覺得很有道理，便讓他回了晉國。
燕王也曾對蘇代說：「我很厭惡欺騙人的話。」蘇代回答說：「東周的風俗看不起媒人，因為他們兩頭說好話，到了男方家中就說姑娘長得非常美，到了女方家中又說男方家中十分富有。但依東周的風俗又不能自由戀愛娶妻，再說，要是沒有媒人說媒，即使姑娘老了也嫁不出去。要是不用媒人，自己跑出去到處誇耀貌美，那更是讓人恥笑，更嫁不出了。所以只有順應這種風俗，不說壞的，只說好的，才能既把姑娘嫁出去，又不招人恥笑，這只有媒人才能做到。況且，若是不懂通權達變，事情必然辦不成，不懂順時選勢，必定辦不好。能讓人享有其利的，還是要靠欺騙人的人啊！」
顏率想謁見公仲，公仲不接見，顏率便對公仲的近侍說：「公仲一定以為我是為人不忠誠，所以才不見我。公仲好色，我卻說他禮賢下士；公仲吝嗇小氣，我卻說他捨得散財；公仲品行不端，我卻說他能主持正義。從今往後，那我只好實話實說了。」公仲的近侍把顏率的話傳給公仲，公仲急忙站起來，接見了顏率。所以《論語》上講過說：「討厭那些借告發別人來表現自己正直的人。」《易經》上說：「有品行的人，應當抑止奸詐。」若是顏率忠實正直，那麼公仲的醜聞臭名必然遠揚。因此顏率的詭詐和不誠實恰恰是給公仲帶來了福氣。韓非說：「許由、續牙、卞和、隋侯、務光這幾個人，都是見了厚利也不為之動心，臨危不懼的人。像他們這樣見了厚利不動心，那賞賜再多也不會對他起作用；若是臨危不懼，就算使盡嚴刑峻法脅迫，也難達到目的。連古時的聖明之君都不能感化他們，當今之世，有他們又有什麼用呢？」
曾有鄭國的子產向晉國通報入侵陳國勝利的消息。晉國的國君問他說：「為什麼要欺負小國？」子產回答說：「根據先王的遺命，只要誰有過錯，就要治他們的罪。再說，過去天子的領地方圓只有千里，諸侯的領地也不過方圓百里，以下依次遞減。而如今大諸侯國的領地都已經方圓千里了。若不侵佔他國領地，又怎能擴張自己的領地呢？」晉國國君也就無法再責難他。
楚國有個正直的人，他父親偷了羊他去官府告發，宰相說：「一定要殺了他！」認為他雖然忠於國君卻對父親不孝，所以把兒子抓起來治了罪。因為他一方面是國君的忠臣，另一方面卻是父親的逆子。魯國有一個人跟隨國君去打仗，打幾次逃幾次。孔子問他為什麼逃跑，他回答說：「我家中有老父親，若是我死在戰場上了，就沒人贍養他了。」孔子認為他是孝子，向國君舉薦，他因此被重用。由此看來，是父親的孝子的同時，卻又是國家的逃兵。因此宰相殺了告發父親的人，楚國的壞人卻未見減少，聽到孔子的稱讚導致魯國的人容易投降。由此可知，上層與下層的利益差異如此之大。所以國君想既允許百姓利己，又讓國家獲得福澤，必然難以實現。
由此便能明白，欺騙就是誠信，詭詐就是忠實，欺騙詭詐的行為正來源於忠實誠信的根本。
【評議】
過去我們說過這樣的話：「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現在是否可以這樣說：「對敵人的忠誠就是對人民的背叛。」所謂「欺騙就是誠信，詭詐就是忠實，欺騙詭詐的行為正來源於忠實誠信的根本」，並不是就一般意義上說的，是從根本意義上來討論忠誠與詭詐的問題。當我們明白了這一思想後，我們的思想也許更會「解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