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俗話說：「識時務者為俊傑。」但這句話也要辯證地看，如果一味地「識時務」，沒有原則，甚至寡廉鮮恥，這樣的人還算俊傑嗎？因此，如何辨別時勢與英雄的關係，就不是那麼容易了。下面選取了一些古人對時勢與英雄評論的事例，可資借鑒。
【事典】
《長短經》上有這樣的記載，有人問說：「季布是漢初有名的壯士，在窮途末路的時候，一反往日剛強豪邁的氣概，剃髮毀容，四處逃亡，這樣做對嗎？」司馬遷說：「以西楚霸王項羽那樣『力拔山兮』的氣概，季布仍然能以勇武揚名楚軍，身先士卒，多次奪旗斬將，確實稱得上是壯士。可是項羽失敗後，劉邦下令通緝他，要處死他的時候，他寧願做別人的奴隸也要逃避死亡，又顯得多麼低下！他肯定是堅信自己具有非凡的才能，所以受到屈辱卻不感到恥辱，希望有機會施展自己還沒有充分發揮的才能，因此最終成為漢代的名將。這說明，賢能的人，確實很看重死，不會輕易地去死。那些愚夫愚婦，心胸狹隘，為了一點兒小事，就氣得自殺，這並不是勇敢，而是他們計窮力竭，感到無法挽回局面而絕望自殺。」
有人問說：「叔孫通迎合秦二世的心意，這是應該的嗎？」司馬遷回答說：「根據君王的情況而決定自己的進退，這是前代哲人所認可的。叔孫通順從世俗的做法，分析時務，制定禮制，最後終於成了漢朝的儒學宗師。古代的君子，正直而不僵硬，靈活而不屈服，大直若曲，道的實行要曲折前進，大概說的就是叔孫通的這種做法。」
司馬遷說：「魏豹、彭越雖然出身低賤，但是他們已經率軍隊席捲千里，南面稱王，經常在作戰中取得勝利。他們心懷叛逆，遭到失敗後，沒有自殺而被俘虜，淪為囚犯，結果被處死，他們為什麼這樣呢？中等才能以上的人，也會為這種行為感到羞恥，更何況是君王呢？他們之所以這樣，沒有別的緣故，只因為他們的智慧、謀略超人，唯一擔心的是失去生命而不再有機會施展才能。他們只要掌握一點兒權力，就會盡力施展才能，以便達到他們的目的，所以他們寧願做囚犯也不願自殺。這些人是豪放不拘的人，他們所追求的是建功立業。」
司馬遷又在《藺相如列傳》的贊語中說：「當一個人知道要死時，必定會很勇敢，這時對死者並不難，難的是處死死者的人。當藺相如捧著和氏璧，眼睛看著柱子，以及怒斥秦王身邊的人，當時形勢他最多不過是被殺，但是在場的秦國文武百官有的卻嚇得不敢輕舉妄動。藺相如一下子氣勢奪人，威鎮秦國；回到趙國後又對廉頗百般謙讓，使廉頗負荊請罪，將相和好，從而名重泰山。藺相如可以稱得上是智勇雙全啊！」
這就是忠貞的臣子，真正懂得什麼情況下該死，什麼情況下不該死。姜太公說：「官吏不願意提意見，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官吏。」朱雲和張禹兩個人都是漢成帝的老師，當時正是王莽家族用權的時候，民間怨恨到了極點，各地的奏章報到中央，都被張禹壓下來不給皇帝看。
朱雲在朝廷上責問張禹說：「您尸位素餐，一心保住自己的官位，使上下的意見無法溝通，該殺！」
班固說：「順從世俗，就敗壞了道義；違背世俗，又將面臨危險，這是古人之所以不願意做官的原因。」由此說來，生存與死亡，應該如何選擇呢？回答是說，范曄認為：「只講道義，而不顧生命，就會傷害生命；只為求生而不顧道義，就會損害道義。如果道義比生命更重要，就捨生取義；如果生命比道義更重要，就可保全生命。」
有人問說：「這樣說來，後漢的竇武、陳蕃，與宦官鬥爭抗衡，最終被宦官所殺，難道他們做錯了嗎？」
范曄說：「在漢桓帝、漢靈帝的時期，像陳蕃這樣的人，是能夠樹立好的風氣，與當時不良的世俗風氣抗爭，猶如駿馬馳騁在坎坷崎嶇的險途中。他們與宦官鬥爭，最終遭到殺害，並不是他們不能做到潔身自好。他們悲憫當時一些人以逃避現實為清高，而不顧人倫道德的做法。他們不贊同逃避現實的做法，所以他們屢遭貶斥而不離開。以仁義之心為己任，雖然明知任重道遠，意志卻更加堅定。等到一有時機，就協同竇武謀劃掃除宦官勢力，真可謂是歷史上少有的壯舉。雖然他們沒有成功，但他們的信義卻足以影響世人的心靈。」
這就是所謂的道義重於生命，可以捨生取義的事例。
世人認為西漢時酈寄出賣朋友，因為他把朋友呂祿騙到郊外遊玩，給了周勃等人推翻呂氏的機會。這件事從道理上怎麼講呢？
班固說：「所謂出賣朋友，是指那種見利忘義的行為。至於酈寄，其父酈食其是漢朝的功臣，而呂氏家族陰謀篡奪漢朝政權，他在這場劫難中，雖然用欺騙手段摧毀了呂氏家族，但目的是安定國家，保存君王和父輩開創的大業，從道義上講是允許的。」
東漢末年，廣陵太守張超委託臧洪管理政務，後來袁紹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縣）包圍了張超，臧洪聞訊後，光著腳大哭，糾集軍隊去救張超，同時還向袁紹求援，袁紹沒有答應。雍丘被攻破後，張超被曹操滅族。臧洪因此怨恨袁紹，和他絕交，袁紹派兵圍攻臧洪，廣陵城破之後，臧洪被殺死。臧洪在合縱連橫的動盪時代，卻像在和平安居時那樣講道義，他不是建功立業的人才。
管仲說：「我不以被囚禁而感到恥辱，而以天下不能得到治理為恥辱；不以沒有為公子糾而死感到恥辱，而以不能讓齊國稱霸諸侯為恥辱。」這就是對自己的才能充滿信心，以濟世救民為人生抱負的人。
有人問說：「東漢末年臧洪為救朋友張超而死，可以稱得上義舉吧？」范曄說：「曹操兵圍雍丘，張超處境危急，臧洪作為朋友感到十分悲憤，這種情感十分壯烈。他光著腳奔走呼號，帶兵赴救，確實值得同情。可是英雄豪傑的取捨，與普通人的信守節義是否不一樣呢？像那些為了締結聯盟條約，相互欺詐以求勝過對方，這都是形勢和利益的需要。更何況當時雍丘是個非常危險的偏城，曹操、袁紹正是友好相處的時候，臧洪徒勞地指望從與曹操聯盟的袁紹處借兵，來解救朋友的燃眉之急。並且，率充滿忿恨的軍隊去打仗，是兵家之大忌。這與楚國的申包胥到秦國請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樣，雖然很感人，卻於事無補。」
這些都是士人選擇死與不死的明顯的差別。
有人問說：「南北朝宋時的宗愨出身低賤，被同鄉庾業瞧不起。等到後來宗愨發達了，做了豫州太守，不但不記庾業輕辱他的舊恨，反而請庾業來做他的長史。這種做法怎麼樣？」
裴子野說：「一個人在窮困時不感到憂愁，在微賤時不感到苦悶，怡然自得，弘揚這種精神的，是孔子學生曾子、原憲的品德；倒霉的時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標準，忍受人格的污辱，低頭彎腰，屈居平庸之輩之下，得勢之後則馳騁於群雄之上，韓信、黥布的志向就是這樣的。這兩種人，他們地位卑賤的情況是相同的，可是他們在處於卑賤時的心態卻不同。像宗愨受辱時不覺得慚愧，具有韓信、黥布的氣度；得志以後，拋棄舊惡，真是寬厚的長者啊！」
魏文帝曹丕問王朗等人說：「從前子產治理鄭國，人們不能騙他；孔子的學生子賤治理單父，受他道德的感化，人們不忍心欺騙他；西門豹治理鄴，人們不敢騙他。這三個人的才能與君主的德行，哪個最好？」
王朗回答說：「君主以德治理，那麼臣下就感念他的恩義而不忍心欺騙他；君主明察秋毫，那麼臣下害怕被覺察而不能欺騙他；君主嚴明刑法，那麼臣下就害怕被處罰而不敢欺騙他。以德治理，讓臣下感激恩義，與依靠道德禮儀來治理，使臣下懂得羞恥，行為合乎準則，效果是相同的；靠明察秋毫和讓臣下害怕犯罪，與依靠政治法令來治理，使臣下遵守法令而免受處罰，達到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這兩種方法差別很大，關鍵在於君主權衡把握，而不只是計較細小的差別。」
東漢末年，曹操帶兵征討冀州，派程昱留守甄城。這時，張邈叛變。曹操只好親自迎戰呂布。呂布把范城守將靳允的母親捉去，想脅迫靳允歸順。曹操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遊說靳允，要靳允不要考慮母親的安危，固守范城。靳允流著眼淚說：「一定守好范城，不敢有二心。」有人問說：「靳允為了守城，置母親的安危於不顧，可以稱得上是忠嗎？」
徐眾說：「當時靳允與曹操之間沒有形成君臣關係，所以從道義上講，靳允應該為母親的安危而去，不該為曹操守城。從前劉邦的大將王陵的母親被項羽抓了起來，王陵的母親看出劉邦肯定會得天下，因此自殺，以堅定王陵的意志，令其跟隨劉邦盡忠盡節。戰國時衛國的公子開方在齊國做官，十年沒有回國看望父母。有人說開方這樣忠於職守，可以提拔他為丞相，但管仲卻認為他不懷念自己父母，又怎麼會愛君王呢，不能做丞相。還有一個事例，徐庶的母親被曹操抓獲，劉備就讓徐庶回去。想得到天下的人，要顧全兒子對母親的感情，曹操也應該讓靳允離開。」
有人問說：「季文子、公孫弘這兩個人，都能放下架子，生活儉樸，但人們對他們的評價卻一毀一譽，截然不同，這是為什麼呢？」
范曄說：「認為仁對自己有利的人，就可能以仁為手段來謀取利益；真正實行義的人，不刻意去實行義，但行為卻總能合乎義。季文子身為宰相，他的愛妾卻從不穿綾羅綢緞，魯國人將此作為美談。漢武帝時的宰相公孫弘穿身布衣，監察御史汲黯譏諷他假裝簡樸。他們的行為是一樣的，但是季文子受到讚譽，公孫弘卻受到詆毀，這是為什麼呢？是自然地實行仁義與借仁義來謀利二者的差別。仁義的人安心實行仁義，智慧的人把仁義當做有利的事去做，害怕犯罪的人勉強去做合乎仁義的事。比較這幾種情況，他們實行仁義的事情沒有什麼差別，但考察他們實行仁義的動機，卻各自不同。安心實行仁義的人，是本性善良；把仁義當做有利的事的人，是努力地去做；勉強實行仁義的人，是不得已而為之。三者相比較，當然是安心實行仁義的人最好。」
【評議】
時勢與英雄的關係，與人的才德與秉性密切相關。孔子評論他的學生時說：曾參遲鈍，顓孫師不誠實，仲由魯莽。由此看來，品德完美的人實在太少了！品德完美的人既然很少，就要通過糾正自己的缺點來努力達到完美。但是世人又討厭約束自己，而喜歡放縱自己的天性。假如一個人天性貪婪愚笨，可以認為他是好的嗎？回答是說：唉，怎麼能這麼講呢？人是秉承天地之性而生，也具備陰陽之性。雖然性情有清秀、混濁、賢良、愚蠢等的不同，但是追求嗜好慾望的打算則是相同的。所以美麗的容貌，是人們都喜愛的；乘堅車，騎駿馬，是人們都喜歡的；苦其心志，堅守節操，是人們都感到困難的；大公無私，是人們都感到痛苦的。假如不用禮教節制自己，怎麼願意吃苦耐勞，堅貞高潔，一心為公，面對財物保持廉潔，行為合乎道義？所以《禮記》中說：「慾望不可放縱，心志不可自滿。」古語說：「廉潔的人不是不愛財，而是取之以道。」《詩經》中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都是說要糾正、克制自己。假如放縱愚蠢和卑鄙，還美其名曰「順其自然」，並且讚賞這樣，這就會成為先王的罪人。因此，我認為糾正、克制，是禮義的開始；放任自流，是導致貪婪卑劣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來，在不同時勢中的不同的選擇，是由人的才德與秉性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