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三字經》上有這樣的話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是儒家正統的性善論。至於人的性善、性惡，或是性無善惡，其實是至今也無法說清楚的，也是根本就無法說清楚的。但儒家的性善論的確有著自己的道理，為人類從正面發展自己提供了理論依據。
然而，我們應該看到的是，即使是性善論，也沒有否定社會對人性的影響，甚至將人性的善惡看成是社會影響的結果，應該說，這正是性善論的基本特色，帶有「歷史唯物主義」的色彩。
【事典】
《長短經》上說，天下興亡之事，無不推移改變，既不會因堯舜賢德長久停止，也不會因桀紂無道而消失。誰是君子小人？何為賢才？何為愚妄？都沒有個定准，即使是至高至明的聖人也無法弄清。由此可知，一個人的好壞，並不完全由他的智力決定。
天下有品德高尚的君子，有人格卑微的小人，也有形成互相謙讓之風的時候。但上述情況，未必出於人的本性，也不是事情發展的必然，都是大的形勢造成的。為什麼這樣說呢？《文子》上說：「人們自己富餘時才會謙讓，而不足時便會爭鬥。謙讓就產生了禮義，爭鬥則發生暴亂。財富多了慾望自然受抑制，獲取的多了爭鬥自然就會停止下來。」《管子》上說：「衣食豐足之後，才會產生榮辱的觀念。」這是說有餘才會禮讓。韓信是普通百姓的時候，貧困潦倒，品行不端，不被推舉為官。待到在漢中投奔劉邦，蕭何向劉邦推薦他說：「韓信很難得，國家再找不出他這樣的第二個。」這是因為他是一介百姓，衣食不足啊！因此傅玄說：「要是給伯夷、叔齊一個小官職，只發給他很少的俸祿，先是他父母挨餓，再是老婆孩子吃不飽飯，那他不改變其節操的可能性就太小了。」
《淮南子》上說：「在水裡游泳的人不能搶救其他淹在水裡的人，因為他抽不出手足去救別人。在火災中被燒傷的人不能救火，因為他自己的燒傷疼得厲害。在樹林子中看不到賣木柴的，在湖上也沒有賣魚的，因為大家都有這種東西。」因此，在太平盛世，本來道德卑下的小人也會奉公守法，不義之財也引誘不了他。但若是在世道混亂的時候，品格高潔的君子也可能會幹壞事，法律也難以扼制他。慎到說：「夏桀、商紂當天子的時候，四海混亂。雖有關龍逢、王子比幹這樣的賢者，人們還是稱那時為亂世，因為作亂的人多啊。」
唐堯、虞舜當天子的時候，天下太平，雖有丹朱、商均作亂，人們還是把那時稱為太平盛世，就是因為守法的人多啊。因此《莊子》說：「在堯、舜的時代，天下沒有不得志的人，不是那時人人都聰明。在桀、紂的時代，天下沒有顯達的人，不是那時人都愚笨了。這都是形勢造成的。」《新語》說：「靠近河邊的土地總是濕潤的，靠近山邊的樹木總是長得很高，這是相關事物相互影響的原因。長江、黃河、淮河、濟水古稱四瀆，都是向東注入大海的，因而其他眾多的小河也沒有向西流的，這是由於小河受大河影響的原因啊。」
由此可知，世上的君子，未必本質上就是君子。匡衡曾經說過說：「英明的君主恭敬謙讓，百姓也會停止互相爭鬥了；君主好仁德禮樂，下民也自然溫順；君主推崇道義節操，百姓也常會按道義節操行事；君主寬厚仁慈，百姓也會互相幫助愛護。因為有這四點，所以有道之君不靠嚴刑峻法也能化導天下，讓天下太平。」
由此說來，社會上的君子，是明主化導的結果。因而《尚書》上說：「殷商的法律並無空子，但社會風氣卻極壞，荒野盜賊成群。大夫在朝廷內外互相勾結，狼狽為奸，上行下效，法律卻落了空。」這是說商朝的末年，大夫們紛紛干違法的事，極少遵紀守法，這也都是君主影響的結果。由此可知，世上的小人，未必就是真小人。世人的禮讓，也未必是出於人們的真心。所以《左傳》上說：「晉國的范宣子執政，他好禮讓，大夫們也都效仿禮讓。欒厭即便橫暴，也不敢違抗這種禮讓之風，因而晉國得以安定，幾代人都托范宣子樹立起來的民風之福，安定地生活。還是榜樣好啊。」在周朝剛興盛的時候，有一首詩唱說：「禮儀上以文王為榜樣，許多國家也都講誠信了。」這在於榜樣好。待到周朝衰落時，那時的君主在詩中唱道：「大夫不公平，讓我做的事比別人都多。」這就是沒有謙讓了。由此說來，欒厭那樣的謙讓，是時勢造成的。所以，世人的謙讓，未必出於人們的本性。因而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謙讓也好，都是時勢造就的。這個道理必須明察。
【評議】
正所謂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臣，暴君眼裡皆奸佞，桀紂手下無忠臣。在一定意義上講，人是環境的產物。《政論》上說：「世上雖然有生來就品質高潔的人，但極少出那麼一個，沒有大眾性。所以，不能作為天下的普遍標準。」因此可以明白，君子、小人本來沒有清晰的界線，大都是隨著時勢的推移而變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