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事君是一門極其高深的藝術，如果事之無道，不僅難以陞官，恐怕連頭顱都難以保全。那麼，應該怎樣事君呢？
唐朝的宦官仇士良一生大得皇帝的寵愛，在他告老還鄉時，他的徒子徒孫小太監們，專門為他舉行隆重的送行宴會，虔誠地請求仇士良傳授他們一點在宮廷裡混飯吃的本領。仇士良說：「你們侍奉皇帝，要訣是千萬不要讓皇帝閒著，皇帝一閒著，就想讀書，就想接待儒臣，就想討論治國方略。如果是這樣，皇帝就會變得明白起來，不再追求吃喝玩樂，也就不再寵信我們。因此，你們要想方設法投其所好，不給他留出一點空閒。這樣，皇帝就不再留心學問，也無暇過問政事，反倒覺得我們十分忠心，也就只有靠我們去替他辦事。這樣，我們豈不就可以專權了嗎？」一番話，說得小太監們一個個如醍醐灌頂，歡喜而去。
這是臭名昭著的太監說的話，非正人君子所為。那麼，「正人君子」就一定不是這樣嗎？
【事典】
曹振鏞在乾隆年間中過進士，做過翰林；到了嘉靖年間連連陞官，可謂飛黃騰達，一直升為尚書、大學士；到了道光年間，他更是如魚得水，晉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賜畫像入紫光閣。曹振鏞於八十一歲高齡去世後，謚贈「文正」。「文正」的謚號在清朝有特別的意義，不僅是對故世大臣的最高評價，還說明了滿清統治者對臣子的高度信任。縱觀整個清代，享受這種殊榮的也不過七、八個人。
曹振鏞作為一位漢族官僚，是有顯赫的武功呢？還是有過人的才能？這兩樣他都沒有。那麼，他為什麼歷仕三朝，不僅沒有遇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麻煩，反而愈老愈受皇帝寵愛，仕途越來越順，官越做越大，他到底有什麼訣竅呢？
別人對他的為官之道都懷有一種神秘感。有一次，他的門生向他討教，問他作為三朝元老，是怎樣深受皇帝的寵信的。他裝出一副神秘的樣子，只回答了六個字：「多磕頭，少說話。」意思是說，對皇帝、對上司，要多表示順從，少發表自己的意見。其實，這沒有什麼神秘的，對於這一點，今天的人大概體會最深，不用特別解釋。但需要特別解釋的是，少說話並不是不說話，不說話是傻子，少說話則是聰明人，關鍵看你在什麼時候說話，說什麼樣的話了。
曹振鏞對此是深有研究。
清朝的前期還是政治比較安定、經濟比較發達、人民的生活相對有所改善，但到了乾隆以後，各方面的矛盾都凸顯出來，逐漸有了江河日下的景象。尤其是政治，雖然自雍正實行新政以來，政治局面曾出現好轉，但此時已今非昔比，好多政治制度已有過時之嫌，許多大政無不弊端纍纍，積重難返。地方官員在具體處理事務時遇到了很多問題，他們紛紛把這些情況上報朝廷，等待皇帝拿出辦法。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閱的文件有幾大摞，道光帝實在應接不暇，搞得十分煩躁。但如果不看這些奏折，又會落得個荒廢政務的惡名，這種煩躁的情緒表現得十分明顯。
曹振鏞經常侍奉在皇帝的周圍，又善於察顏觀色，對此深有瞭解。他經過一番琢磨，決定在合適的時機向皇帝「奏上一本」，為皇帝「分憂」。他一反往日「少說話」的常態，發表了如下的高論：
今天國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已太平無事，但一些大臣偏好生事，在奏章裡講一些危言聳聽的話，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博取直言的虛名，哪裡是對國家盡忠！對於這些沽名釣譽之徒，皇上又不好降旨治罪，如果降旨治罪，陛下就會蒙受拒諫的壞名聲。依臣之愚見，陛下今後只要在批閱奏章時選擇其中的細枝末節上的錯誤，降旨嚴厲斥責，臣下就會懾於您的聖明與天威，知道陛下對天下事早已瞭如指掌，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
曹振鏞這一番奸佞之言正中昏庸的道光帝的下懷。此後，道光帝居然真的照著曹振鏞的辦法去做，專門挑剔大臣奏章中細枝末節的小毛病，甚至是字體和行文上的毛病，他也不放過，動不動就降旨申斥，雖然沒有殺人，倒確實使不少人為此丟官。
這種方法的確是效驗若神，沒多長時間，就弄得滿朝文武官員謹小慎微，以致人人自危，不僅不敢輕易上書，就算真的發生了問題，也是盡量隱瞞不報。有時發生了大事，實在隱瞞不了，也往往是避重就輕地說上幾句，就此完事。這樣一來，朝廷上下就形成了一股互相欺瞞、報喜不報憂和粉飾太平的惡劣作風，結果使國家的許多弊政得不到及時改進，矛盾越來越激化，終於釀成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前後的全國性的農民起義，幾乎使清王朝滅亡。
不僅如此，曹振鏞還善於讒毀。阮元是清朝著名的古文學家，學問精深，著有多種著作，也深受朝廷的信任，但遭到了曹振鏞的嫉妒。阮元與曹振鏞都是清乾隆朝進士，且同為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元老重臣，但曹振鏞對阮元心存疑忌，一直尋找機會排擠他。
一次，道光帝與曹振鏞偶然談及阮元，道光問曹振鏞說：「阮元年青時就中進士，剛及壯年就升至二品高官，後來又歷任封疆大吏，鎮撫一方達三十餘年，他是靠著什麼過人的本領才有這樣的成績呢？」曹振鏞聽後，覺得這是天賜良機，便裝出一副十分真誠而又佩服的樣子說：「阮元很有才能，皇上可能還有所不知。他之所以能得意於仕途，一帆風順，步步高陞，原因就在於他對琴、棋、書、畫皆有擅長，無所不通，而其中又以學問見長。」道光帝接著問：「阮元長年做官，哪有時間研究學問，何以以學問見長呢？」曹振鏞回答說：「阮元現任雲貴總督，當地百業待興，政務繁忙，若是其他督撫，必會忙得廢寢忘食，焦頭爛額，決無時間研究學問。但阮元不然，他愛好行文，每天都在總督衙署與一班文人學士談論文章，考據古籍，夜以繼日，孜孜不倦，是以他的學問尤好。」道光帝聽後，十分吃驚，當時沒有說什麼，但後來還是受了曹振鏞的影響，藉故將阮元調為有名無實的大學士。
【評議】
曹振鏞死後謚「文正」，在中國歷史上，謚為「文正」的人並不多，如宋朝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謚為范「文正」公，意思是說范仲淹既懂文治，又中正無私，這是多麼高的評價啊！然而，這個謚號，放在曹振鏞的頭上，怎麼就那麼彆扭？也許，官方贈與的謚號本來就不那麼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