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俗語說：「賭場無父子」。孰不知，官場更無父子。所謂「賭場無父子」，無非是賭場上大家人人平等，都是賭客，沒有長幼尊卑之分，贏了拿錢，輸了給錢，大家彼此彼此，誰也別想耍賴。
「官場無父子」可就不一樣了。封建官場絕對不存在平等的競爭，權大勢足者必然佔據優勢地位，甚至根本就不讓你競爭，就像阿Ｑ當年說過的一樣，「老子要什麼是什麼，要誰是誰。」因此，在封建官場上很難談到什麼親情友情，出於維護權力的需要，什麼天理人倫都可滅絕，什麼神聖正義都可踏在腳下。封建官場中親人相殘的例子實在太多了。曹丕為了找個借口殺死弟弟曹植，竟讓他七步成詩，否則殺頭。曹植也真是急才，就兄弟相殘之事即景生情，果然七步成章，吟出了歷史上著名的《七步詩》：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這首《七步詩》真是道出了中國歷史上封建官場內部的兄弟相殘、父子相殘、夫妻相殘、親朋相殘的真實情狀。
【事典】
這些例子已司空見慣，就不必再舉了，只是為了權力，母親殺害親生兒子的「大義滅親」之舉還是令人震顫。武則天的確是一位有作為的女皇，在中國封建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但我們不是評論她的功過，我們要看的是她作為一個女人，一個母親，是怎樣對待她的兒子的。她一共生了四個兒子，但為了不使大權落到兒子們的手裡，為了自己日後能當皇帝，她毫不猶豫地毒死了已被立為太子的長子，對第二個兒子也是一樣，立為太子後，他居然不聽武則天的話，武則天便先廢了他的太子稱號，再貶往巴州，隨後又派人將他殺死。她的第三個兒子和第四個兒子都曾被她推上皇位，但不久就又被她廢掉，幽禁在別處，好歹留了他倆的性命，還算沒有斬盡殺絕。母愛應該是最無私和最神聖的了，但若同皇權相比，這無私和神聖就變得像糖人兒一樣脆弱，一吹就化。人在封建官場，真不知變成了什麼動物。
其實，封建官場就是權欲與人性交鋒的屠場！說得太透徹了易傷脾胃，還是讓我們來看一個較為溫和的例子吧。
古語道：子承父業。這在傳統中國人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但也並不全是這樣，老百姓遵循的東西，皇帝可以隨便違反，父親可以向兒子討還皇位，哥哥可以向弟弟討還皇位。
在中國歷史上，有弟弟殺了哥哥的「玄武門之變」，也有哥哥把弟弟推下皇位的「奪門之變」。為了權力，無不可「變」！
宣德十四年（公元1435年），三十八歲的宣宗朱瞻基因病而一命嗚呼，九歲的兒子朱祁鎮繼承了帝位，是為英宗皇帝。還是在英宗當太子的時候，有個名叫王振的太監在東宮陪他讀書。王振是山西蔚州（今蔚縣）人，小時候因生活所迫而自閹進宮，被選入內書堂讀書，後又被派往東宮侍候太子。王振為人狡黠，巧於逢迎，因而博得了朱祁鎮的歡心。朱祁鎮做了皇帝後，王振也順理成章地被提升為司禮監太監，王振入掌司禮監後，倚仗著英宗的寵信，壓制百官，專橫跋扈，首開明朝宦官專權的先例。
任何朝代的宦官專權似乎都走過了一個相似的歷程，開國君主往往做出極其嚴格的規定，不准宦官干預朝政，只能服侍皇帝後妃的起居生活，但過不了幾個皇帝，宦官就會專權，原因何在呢？其實很簡單，開國君主靠文臣武將打天下，而後世的皇帝往往靠宦官來整治朝臣，一來二去，宦官就有權了。明朝的第三個皇帝明成祖朱棣在與建文帝的奪權鬥爭中，曾得到了建文帝宮中太監的幫助，因此，他即位後，就給宦官以回報，明朝的宦官專權自此而始。
但在英宗以前，成祖和宣宗對太監的管制還是很嚴厲的，如果宦官犯法，則被處以重刑，所以當時宦官還不敢放肆妄為。到英宗時情況就不同了，英宗即位時年齡小，善惡莫辨，忠奸不分，他竟讓王振掌管了司禮監。司禮監是眾多宦官職司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它有兩大職能，一是主管皇城裡的一切禮儀，這倒罷了，重要的是第二點，即管理皇帝的奏章，凡大臣上奏，皇帝批答及起草詔書，都要經過司禮監。王振就利用這個上傳下達的樞紐位置，撈取權力，欺下罔上。
王振用虛偽和狡詐的手法博得了皇帝和大臣的好感。當時，太皇太后張氏精明能幹，她並不信任王振，而是把政事委託給楊溥、楊士奇、楊榮「三楊」等威名素著的元老重臣，有些大事還親自過問。王振為鞏固自己的地位，便故作姿態，玩弄權術，謀取「三楊」等閣臣的好感。
有一次，英宗朱祁鎮和小宦官在宮廷內擊球，王振一到，他們就停止了。第二天，朱祁鎮在閣中閒坐，王振跪奏道：「先帝曾為了一個球子，險些誤了天下，陛下現在如果養成了這種嗜好，準備把國家怎麼辦呢？」他這一副對皇帝忠心耿耿的樣子，竟也騙得「三楊」十分感歎，認為一個宦官能有這樣憂國憂君的想法實屬難能可貴，但張太后對他還是存有戒心。她把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五人找來，對英宗說：「這五個大臣是先帝留下輔佐你的，你有什麼事一定要與他們商議，他們不贊成你就不要亂干。」她又把王振找來，命他跪在地上，聲色俱厲地說：「你侍候皇帝不按規矩，應當賜死。」太后話一說完，幾個女官應聲而上，就要把他拖出去斬首。王振嚇得直打哆嗦。經過英宗和在場的大臣們的請求，張太后才寬免了王振，但規定王振以後不得干預國家政事。後來每隔幾天，張太后就派人到內閣查問，如發現王振不通過內閣而擅自處理事情，她就將王振找去嚴加痛責。但王振處處小心，又巧於奉迎，不久竟騙過了張太后，贏得了她的信任。他的權力也隨之越來越大。
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王振干了兩件事可以證明他的權力已經很大了。于謙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他巡撫山東、河南十二年，在這一年回到了京師，他既無錢財賄賂王振，又沒有前去拜謁他，於是，王振發怒，誣陷于謙有「怨望」之言，被逮捕下獄，定以死罪。由於眾怒難犯，王振又不得不將他很快地釋放了。這年的十月，奉天、華蓋、勤身三殿落成，英宗大宴群臣，以示慶賀。這種隆重的慶典，宦官作為「刑餘之人」，無論如何是不允許參加的。但英宗對王振如此之看重，竟怕他不高興，就派一個小宦官去看看他在幹什麼。王振見了來人，大發雷霆說：「周公能輔佐成王，獨我不能到宴會上去佔一席之地嗎？」英宗得知，連忙派人把他請入宴會，參加宴會的百官見他來了，還都得恭敬地起身迎接。其權威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第二年，張太后病死，內閣重臣「三楊」之一的楊士奇也在第二年死去（楊榮早在正統五年，即公元1440年亡故），「三楊」只剩一楊，也老邁體弱，不能視事。朝中無重臣，宦官逞威風，王振把朱元璋置於殿門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的鐵牌搬掉，肆無忌憚地行起令來。王振植私黨、賣官爵、收賄賂、欺群臣、罔君主，把朝政弄得烏煙瘴氣，英宗反而以為他是大大的忠臣。
這時，被明朝趕往北方兩地的蒙古瓦剌部落興起，北方的許多部落又統一起來也先做了首領，王振無靖邊之能只好討好瓦剌，以求得邊境的安寧，對瓦剌的貢使加禮款待，並給予豐厚的賞賜。按照規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貢使不得超過五十人。到正統年間，瓦剌貪圖明朝的賞賜，又欺負明朝軟弱無能，便將朝貢人數增加到兩千多人，而且誘脅鼓動其他蒙古部落一起向明朝邀賞。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春，瓦剌派貢使兩千多人到北京來獻馬，為了多領賞物，竟冒稱三千人。以致所獻馬匹的價值不抵賞品的值價。瓦剌的貢使每次都冒領賞賜，王振本來就與瓦剌有勾結，接受了也先的賄賂，所以對瓦剌的冒領多有庇護，無人敢予告發。這一次王振卻讓禮部按實有人數頒賞，並大幅度地削減了馬價，這樣一來，瓦剌使者心懷不滿，就把這種情況匯報給了也先。也先大怒，聯絡其他部落，兵分四路，向明朝進攻。也先親率主力，進犯大同。
邊關急報迭傳，王振想邀軍功，就慫恿英宗御駕親征，並促令在兩日內做好一切準備。滿朝文武見王振把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當做兒戲，都倍感震驚，但英宗卻聽從了王振的建議，眾人無可奈何。於是英宗命自己的弟弟郕王朱祁鈺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謙留京協助朱祁鈺，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十六日，英宗帶著王振和文武百官，率領五十萬大軍，「威武雄壯」地出發了。
未到大同，軍中已經缺糧，此時離出發才不過四天。此後天氣轉壞，風雨交加，士兵凍餓疾困而死者極多。此時應該休整，補給糧草，王振卻不顧軍隊實際情況，盲目催促進軍。隨駕的官員都勸英宗回京，王振十分惱火，竟罰那些官員在荒草中跪了一整天。二十八日大軍來到大同東北的陽和（今山西陽高縣）。早在是月十五日，大同總督宋瑛、總兵朱冕和都督石亨曾在陽和迎戰也先的軍隊，因為受監軍太監郭敬的牽制，左右掣肘，結果導致全軍覆沒，宋瑛和朱冕殉難，石亨單騎逃回，郭敬則臨陣藏匿逃脫。也先見明英宗御駕親征，佯作退卻，企圖引誘明軍深入。八月一日，大軍來到大同，郭敬向王振匯報了前方戰況，全軍震驚，於是決定班師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