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第二任妻子相比第一任更有名一些。索尼婭·布朗內爾，小說《1984》中女主角裘莉亞的原型（「她是個年約二十七歲、表情大膽的姑娘，濃濃的黑髮，長滿雀斑的臉，動作迅速敏捷，像個運動員。她的工作服的腰上重重地圍了一條猩紅色的緞帶，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標誌，圍得不鬆不緊，正好露出她的腰部的苗條。」小說這樣描述）。她與奧威爾結婚後3個月，作家就病死了。這位作家遺孀得到的最多評價是：「她是個幸運的寡婦。」這一方面承認了奧威爾的名聲與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對這樁短命婚姻的質疑：比奧威爾小16歲的索尼婭有不錯的前途（她是《地平線》雜誌的主編），也十分迷人（認識作家前後有數位情人追隨），而結婚時奧威爾已經躺在臨終的床上，從沒離開過醫院。不論婚姻的目的如何，奧威爾結婚當天精神著實不錯。根據他的朋友安東尼·鮑威爾的回憶：「奧威爾興奮地坐起來，帶著一種未曾出現過的享樂主義者的表情。」作家甚至考慮再寫一部中篇小說，因為他相信，「一個還有書要寫的作家是不會死的。」婚姻對奧威爾來說，是多麼重要呀。
實際上在他的第一任妻子艾琳·奧修斯英年早逝後，奧威爾一直在尋找下一個。他對賢妻的渴望超乎常人。他曾向一個叫西莉婭，一個名為安妮·波帕姆兩名不大熟的姑娘求婚，二人都婉言拒絕了：前者說：「他比我大很多，而且……他身體也不好。」後者認為「他留的短髭不自然，只有法國人才留。」奧威爾甚至給被求婚者寫下這樣的信：「我真正要問你的，是你也許願意當一個文學中人的遺孀。如果目前情形多少保持不變，當遺孀也有一定樂趣，因為你大概會收到版稅，而且你也許會發現，編輯未發表作品是件有趣的事……」「如果你想和別人生個自己的孩子，我是不會生氣的，因為在肉體方面，我幾乎不會有嫉妒。你年輕而且健康，應該找個比我好的人……倘能再活十年，我想我還能寫出三本有價值的書……但我想要平和及安靜，還有一個喜歡我的人。」聽上去，奧威爾要找的不是老婆，而是活著時的工作夥伴，死後的文學編輯。按這個要求，索尼婭很稱職，她接手了小說《1984》的出版事宜，作家死後也負責處理小說版稅，她甚至一直將「奧威爾」這個筆名作為姓，改嫁的時候都沒有放棄。
如果不是第一任妻子艾琳·奧修斯死得早，大概也沒有奧威爾那些求婚逸聞。但關於艾琳的逸聞，人們卻知之甚少：她是牛津大學畢業生，當過教師，學過心理學，做過情報工作。1936年與奧威爾結婚，1945年在一次小手術的麻醉事故中去世。關於她的相貌性情，散在奧威爾傳記中的零星說法有「喜怒形於色」，「聰明、迷人、獨立」，但這樣的概括描述可以隨便放到一個女性頭上。最近一組艾琳與好友諾拉·梅勒斯的通信被發現，它們寫於1936年—1941年，信的內容豐滿了這位作家亡妻甚至是作家的形象。出於對艾琳學歷的揣測，想必她有些學識，通信不僅證明了這一點，還顯露了她的敏感、幽默，頗富文采。有一封信是寫二戰臨近下的英國：「各種疾病緩緩蔓延，蘚菌病、肺結核、瘧疾。當運屍車路過飯館，蒼蠅便如黑雲般湧過去舔舐屍體，之後又很快聚回到桌子上。」這一段被奧威爾一年後發表的隨筆《摩洛哥》全盤抄襲。婚後的奧威爾帶著艾琳住在英格蘭東南部沃靈頓鎮，距離那裡最近的城市也要30英里。他們的房子逼仄、潮濕，連室內洗手間都沒有，二人的主要生活來源是一間雜貨鋪。
艾琳這位名校畢業生，在這種以貧困為主旋律的生活中不僅堅強、獨立，給予作家支持，還很有調侃精神。剛結婚的一封信裡，她寫：「婚姻讓我改變了準時寫信的習慣，因為我們經常爭吵。不過我很快對吵嘴駕輕就熟，能節省出不少時間寫信。」在去西班牙拜訪過擔任戰地記者的丈夫後，她又寫：「西班牙人實在殘忍，他們給喬治麵包卻不給他黃油；一天的安排中竟沒有睡覺這一項。不過這也讓他不那麼焦慮。」她還能輕鬆談論自己的病情：「我已經臥床不起4個星期。他們診斷我為膀胱炎，但又轉為腎結石，之後是熱傷風、結核病。他們至今還沒有診斷我為癌症或全身癱瘓，但我相信，很快會的。」這段婚姻期間，奧威爾開始創作小說《動物莊園》，正值戰爭降臨、生活窘迫，但艾琳以樂觀態度給予支持，她是作家的第一個讀者和意見提供者，而她的才華，僅僅體現在通信中。這樣的賢妻讓奧威爾不僅沒有對婚姻失望，反而渴望得很，他後來一直在尋找的是艾琳的替代品，可以在溫柔熱情的氣氛下給予撫慰、理解、鼓勵和傾聽的生活伴侶。可惜艾琳1945年3月，《動物莊園》出版前5個月，去世。到死，她都沒見到作家丈夫出名。
這世界如果分成三類人：不需要Google的，需要Google的，Google不著的，那作家的妻子正處於尷尬的第二類。她們的名字需要作家引領，她們也多是作家的註腳。這些妻子期望以自己的犧牲換來一個個天才的誕生，著實有甘做幕後英雄、捨生取義的信念。做的好了，可以成為某部偉大小說的不朽主角，甚至參與到傳世佳作的創作中。約翰·福爾斯的妻子伊麗莎白·克裡斯蒂做到了，她不僅是永恆主角，《法國中尉的女人》中兩個迥異的結尾，也是她的創意。但大部分還是像奧威爾的艾琳，是作家身旁的符號，才華被埋沒的犧牲者。還有更糟糕的，當意識到作家迷戀的僅僅是文字中的她們，而非現實中的她們那一時刻。
亨利·米勒的五任老婆，海明威四個老婆中的三個，皆不能逃脫這一景況。亨利米勒說：實在想不清楚就找個姑娘干；海明威的逸聞也是塞納河邊用典型電報式的短句與姑娘的對話：「幹不幹？」答：「干。」他們追尋與描述的對象永遠是性和愛情，而不是妻子。即便始亂終棄，那也是男性氣概的展現。不過假使天堂裡有個海明威妻子俱樂部，有三位會跪下來抱著作家腿說：「求求你，別再離開我。」惟獨一個在大罵：「你這奴隸主般的畜生！」那是硬漢作家的第三任妻子瑪莎·蓋爾霍恩。她因仰慕作家的才華而嫁給他，又因無法忍受作家的跋扈、放蕩與惡習而離開他。瑪莎拒不當海明威的註腳，成了知名的戰地記者，也有小說問世展露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