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在一個空中蕩漾著手風琴聲的晚上，68歲的科波拉在自己的房間裡，用那個16毫米放映機，為自己播放了1979年的作品《現代啟示錄》。那是讓他窮困潦倒幾近破產的電影，有著一個年輕人要獨立於好萊塢大電影公司制度的決心和30年前的熱情。於是他明白了為什麼竟許久沒有再欣賞它。就在放映機不停旋轉，上校的飛機投下炸彈，瓦格納的《女武神》響起時，他懷著藝術家的自負，為自己的成就激動起來，可又隱約擔心自己再也拍不出這樣的電影了。他自始至終都在詫異，這位年輕人怎麼會拍出這麼好的影片，那個時候他什麼都不懂，可從某種角度說，他又懂得更多，現如今，他去了哪裡？片子放完後，一個聲音對他說："你會再拍出一部這樣激動人心的電影的。"科波拉心中有說不出的驚慌，他知道自己的假期結束了。
要感謝他在美國納帕溪谷1600多英畝的葡萄園，那裡的赤霞珠葡萄掩藏在清晨的濃霧裡，只接受正午陽光的照射，慢慢成熟。科波拉1995年買下這片園子，現在它已經是美國第12大葡萄園，擁有兩家酒廠、兩個飯館、幾家小酒店，還販賣自製雪茄。當他抽著以他的祖父命名的"Carmine"雪茄在葡萄園溜躂時，大概會忍不住想，奧森·韋爾斯在晚年的時候也應該種葡萄釀酒，這位拍出《公民凱恩》的導演在1985年70歲去世前，與好萊塢大電影公司制度作著最後的抗爭，他乞求每一分錢來完成未竟的事業，自貶身價地出現在電視節目和商業活動中，最後依舊一文不名。葡萄園卻給晚年的科波拉帶來每年近5億美元的收益，他用這些錢投資了新電影《沒有青春的青春期》。
電影是科波拉10年來的第一次回歸，這是個返老還童的故事：一位70歲老教授一朝醒來被雷劈了一下，變成了35歲的樣子，得以完成未完的事業，追求追不上的姑娘。電影深深打著獨立電影的印記：改編自一個羅馬尼亞小說，自籌資金，靜悄悄地拍攝，啟用了好幾個羅馬尼亞演員，沒有一個大明星，終於完成的時候，像大部分獨立電影一樣先在電影節上露臉。但它又與同道們不同，它沒有委身於任何一個大電影公司，而是用葡萄酒錢自主發行。為數不多的看過這個片子的人表達了失望："這將是今年美國主流電影中最奇怪的一部，它在清醒與夢遊之間，現實與想像之間，存在與虛無之間遊走，如果這是一個葡萄莊園主的產物，那它是部傑作；可它是拍攝出《教父》和《現代啟示錄》的科波拉的作品，因為缺少科波拉式的宏大、嚴肅、固執和自我犧牲而黯然失色。"科波拉卻沉浸在找回自信的喜悅中："我跨越了一個鴻溝，我依舊可以拍出自己的電影而不需要獲得任何人的許可，我可以像其他老傢伙打高爾夫球那樣，自由地拍攝。"
1982年，被《現代啟示錄》耗盡心力和金錢的科波拉宣佈破產，他賣掉了自己的獨立製片公司"美國西洋鏡"，還負債2500萬美元。"美國西洋鏡"是1969年從華納兄弟公司出走的科波拉與喬治·盧卡斯共同創立的"反抗大電影公司制度的先鋒"，它曾經出品過科波拉所有知名的影片和盧卡斯的成名作《美國風情畫》及第一部《星球大戰》。1979年盧卡斯自立門戶"盧卡斯電影公司"，《星球大戰》系列的成功和歷練讓他又精明地將公司改為"盧卡斯藝術公司"，不僅拍電影，還投資動漫和其他一切電影周邊產品，與時代潮流的不謀而合讓他在大電影公司的擠壓中存活了下來，而且活得比大部分人都好（2006年《福布斯》的統計說盧卡斯個人資產35億美元），科波拉卻依舊一根筋地企圖用藝術反抗制度。
在潦倒的那幾年，他致力於一個烏托邦式的電影《大都市》（Megalopolis），這是個關於毀滅了的紐約重建的故事，光劇本就有200多頁，科波拉與保羅·紐曼、羅伯特·德尼羅、迪卡普裡奧、烏瑪·瑟曼……面談了一輪又一輪，它彙集了紐約的政治、種族、風情、過去與將來，全是科波拉認為以他這個年紀應該考慮的大問題。他調動了30年積累的一切巧妙手段，怒氣沖沖地認為這肯定是部史詩巨作，就像一件15世紀的意大利藝術品一樣：它拒絕向貴族諂媚，不在僱傭軍首腦跟前說危險的應酬話，500年後它幸運地保存在博物館中，走過的遊客會由衷地感慨："多麼偉大的作品，多麼偉大的藝術家！看那些貴族的嘴臉多麼醜陋。"可他越是磨礪自己的意志去努力，從劇本中獲得的回報就越少，他的口袋更加捉襟見肘，"9·11"事件爆發，他必須重新改寫這個關於紐約的巨製。雖然一切經驗告訴他，這個劇本很糟糕，橫空出世的機會非常少，他卻不肯放手，就像一個男孩不願意相信他的未來全是挫折和失敗一樣。
《大都市》最終沒有面世，取而代之的是《沒有青春的青春期》。既像是承認失敗又像自我鼓勵，科波拉說："《大都市》就像個高傲的姑娘，她對我嗤之以鼻，我繼續迷戀她只會錯過其他美麗的風景。《沒有青春的青春期》是那個討好我的姑娘，現在，我至少可以和她在一起。"
在被稱為"新好萊塢"的20世紀70年代，科波拉闖入了一個西遊記似的組合：科波拉是正直的帶頭人，喬治·盧卡斯是忠實的追隨者，馬丁·斯科塞斯是胸懷最純粹的理想主義者，斯皮爾伯格是個油滑的成功渴求者。這些毛頭小子有巨大的產量和熱情，既喚醒了好萊塢，又收穫了友誼。在與大電影公司制度的對抗中，他們分成了三派：喬治·盧卡斯和馬丁·斯科塞斯折中地保存了榮譽和金錢，斯皮爾伯格揮舞著點石成金的手指成了大電影公司的最佳代言人，只有科波拉懷著固執的對抗情緒蟄伏起來，暫時承認了失敗。
他的回歸被看成20世紀70年代"新好萊塢"回潮的一個音符，之前《現代啟示錄》和《驅魔人》重新發行了全本DVD，導演羅伯特·埃文斯新推出緬懷20世紀70年代的紀錄片《沉迷於電影的小伙子》，人們彷彿感到了對老派敘述的尊重，一段喚醒20世紀70年代記憶的日子即將到來。可20世紀70年代與其他時光又有什麼分別？大電影公司依舊掌控著金庫的鑰匙，獨立電影則分得榮譽，不甘的理想主義者，和律師、會計、錢多了不知道幹嗎就拍電影玩兒的大亨們一起構建著好萊塢，他們永遠在緬懷上一個時代。20世紀70年代卻又是個憤怒的借口，1999年的一本叫《逍遙的騎士，憤怒的公牛：性、毒品和搖滾如何拯救了好萊塢》的書痛罵了每一個20世紀70年代的毛頭小子，卻又隆重地溢美稱讚了那個年代，作者對誰都沒好話，尤其痛斥了斯皮爾伯格："是否只有謀殺他才能拯救我們的文化？"但在一次採訪中，這位憤怒的作者表達了對科波拉的尊重："我很傷心他對我的書不滿，如果我是一個拍出過《教父》和《現代啟示錄》的藝術家，我才不會在乎別人說什麼。"
2007年2月的奧斯卡頒獎禮上，斯皮爾伯格、喬治·盧卡斯和科波拉站在一起，為馬丁·斯科塞斯頒發了小金人，每一個見識這個場面的人都感到了時光回轉的激動，彷彿那不是四個人，而是一個時代又被擺在了檯面上，卻沒有人聽到其中一個心底的哀歎：我們最美好的時光已經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