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夢想就是古代的一個傳說。大教堂倒塌了，工匠、磨房主、騎士、小販，三教九流不約而同聚集過來，花很長時間重建了更輝煌的教堂，建完他們就走了，沒人知道他們的名字。我希望成為他們中的一員，親手在石頭上雕刻一條龍、一個天使或者魔鬼，又或者一個聖徒。不論我是信徒還是異端，我都會與全世界一起建造這座大教堂，因為我是個工匠，必須學著在石頭上畫出臉、四肢與身體。我從不在意現世與後代的評判，我的名字不會刻在任何一個地方，但一小部分"我"會在這匿名的勝利中存活，不論我雕刻的是一條龍、一個天使或者魔鬼，還是-個聖徒——
英格瑪·伯格曼
多年以前，第一次讀到上面這段話，我並不知道是伯格曼說的，它來自一群學中文的年輕人。他們整天想著當天才，用伯格曼的這番話演繹自己的夢想。那是上世紀80年代末的大學校園，他們正經歷著青春期，懷著發瘋的激情，期望把磚放在一個位置上。
差不多也是那個年頭，快70歲的伯格曼出版了自傳《魔術燈籠》。他像個孩子似的回憶10歲那年的一個旋轉鐵皮燈籠："它由一個煙囪、一個汽油燈和永遠不斷重複的膠片組成，以後整整一年裡，它是我唯一的玩具，我看著它製造著光影幻覺。"他還講述了更早以前關於死亡的記憶："我被迫坐在教堂裡聽著冗長的布道，但那是個美麗的地方，我喜歡從窗戶裡透進來的音樂和光。我曾經坐在樂器邊的閣樓上，從高處看著葬禮的整個過程，棺材、黑色的裹屍布、墓地，棺材緩緩沉到土裡。我從沒感到害怕，我迷上了這些景象。"不過更多時候，這個自傳並不適合作為探求他電影主題的素材來源。
他的作品老是披著哲學的外衣，自傳更多的是家常瑣碎，比如拒絕親他還打他的媽媽，總是互毆的哥哥，受氣包妹妹，以及父母將他賣到馬戲團去的惡作劇。可這些家常話迅速俘虜了美國導演伍迪·艾倫的心，他在1988年的《紐約時報》書評上稱它們為"天才的聲音"，並受這回憶的感染，忍不住說起了第一次看伯格曼電影時的情景："那時我十幾歲，住在布魯克林區，四處傳言有個瑞典電影將在本地影院上映，裡面會有全裸女人游泳。我很少半夜就等在路邊好拔個頭籌買電影票，但那個《和莫尼卡在一起的夏天》上映的早晨，一個紅頭髮、戴黑框眼鏡的男孩在電影院門口拚命推搡，好搶到更好的座位。"
這並不是伍迪·艾倫第一次公開向伯格曼示好。伍迪·艾倫曾戲仿《第七封印》，寫成了劇本《死神攤牌》，與伯格曼一本正經地探討生與死的不同，伍迪·艾倫的死神是個來時從窗子跌進去，時又被絆倒在樓道地毯上的毛頭傢伙，這並不是挑釁，倒像是撒嬌。後來喜劇導演的幾部不大成功的悲劇作品都在向伯格曼致敬，甚至在伯格曼隱居瑞典費羅島後，伍迪·艾倫還跑去跟他一起住了一陣。表面看，他們的導演生涯也很像：都自己寫劇本，都有點自傳的性質，都是一把快手，每年至少完成一部片子，都有幾個御用女演員和幾段曖昧。伍迪·艾倫是公開的伯格曼的頭號粉絲，在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去世那天，報紙上甚至出現了"伍迪·艾倫最愛的導演死了"這樣的字樣。
"伯格曼改變了電影是個體力活和技術工種的傳統，他發展了探索人物內心的電影風格，他的影片永遠在搭建一個靈魂廝殺的戰場。"伍迪·艾倫這樣解釋推崇伯格曼的原因。夢想與現實，肉體與宗教，孤獨與慾望，背叛與救贖，生與死……正是這種宏大、艱澀的主題使伯格曼的電影讓人既敬畏又著迷。可能是神化了的"嚴肅的瑞典人"的特點，《大英百科全書》這麼記錄這個民族："那些靈魂總是在傾聽，一直被來自別處的一種無法抗拒的召喚所吸引，那個'別處'是隨便哪裡，既是肉體上的，也是精神和宗教上的。"而他最高產的時候（1955-1980），又逢瑞典的社會民主黨統治的穩定時期，人們生活舒適，道德自由化卻生出了對生命意義的質疑，自殺率特別高。伯格曼"在孤獨和團結中感受著寧靜和責任，又有不適和悔恨"。伯格曼像個解剖自己的外科醫生，直面恐懼，剖析人性，也許還打算尋找寬恕。那時候真是藝術電影的時代，是歐洲電影或者瑞典電影的天下。1972年，有一影評人對伯格曼說："我想，你身上肩負著責任，因為電影是當今最偉大的藝術，你又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導演，作為最重要藝術形式中最重要的人，你的責任得多麼重大！"現在誰還好意思說這樣的話？
1966年伯格曼搬到了費羅島上居住，那是個陰冷、潮濕的地方，夏天短，春天來得也晚，每天早晨，海風吹著水汽給島嶼掛起了一層灰色。1983年電影導演正式隱退，他在島上半隱居起來，真正開始了活在過去。伯格曼好像一直很善於遠離一些事情來保持莊重，好萊塢是其中之一。雖然他拿過三次奧斯卡，但從沒進入過好萊塢，只拍過一部英語片（《接觸》）；"現代"是又一個。電影不再是最偉大的藝術，好萊塢打敗了歐洲電影，技術純熟的商業片淹沒了藝術電影，他們輕易就能造一座凱旋門或金字塔，忘記了造出它們來不是為了讓它們靜立在那裡，而是為了讓它們動起來，變得咄咄逼人。
人們也撤回敏銳的目光，不再細緻地斟酌和讚賞，一切只為娛樂。是啊，人要解放自己，何必非得去想像一些偉大而神秘的對象呢。隱退後，伯格曼還參與了許多部電視電影的製作，他的作品依然被當成藝術，卻是被供奉而不是被凝視的藝術。伯格曼好像並不樂得被忘記，2005年還為自己的電影改編舞台劇《折磨》配音，可他被技術製造的不動感情的文化、真人秀引發的後現代傳媒、網絡帶來的過分容易的論說評判給淹沒了，沒人聽到他的聲音。面對浮躁的現代，或許他也要生出這樣的感慨：咱們是老派的人，咱們的信仰是舊式的信仰，咱們供奉的是過去的小神靈，說陳腐格言，渺小，黑暗，有點力量的神靈。
按現在的做法，一個名人死了，悼念是最好的使其再鮮活一把的機會，伯格曼也被拉進這個圈套。網上現在流傳一個"伯格曼肥皂廣告"視頻，那是他在1951年瑞典電影業大罷工時拍來餬口的，為了宣傳"微風牌"除臭香皂能讓汗不臭，他設置了劇情，由真人出演細菌，典型的特寫鏡頭搖動切換，拍了9部在電影院播放的廣告片。這個視頻在每個地方點擊率都高得嚇人，好像電腦屏幕後面有一大堆志得意滿的臉，彷彿參與完成了對大師的悼念。"伯格曼肥皂廣告"以時下最流行的方式傳播，卻顯得更加過時和遙遠。
也有無人喝彩的文藝青年的集體回憶，那是與藝術電影的私人約會：有人看了《費羅1979》決定去看從沒看過的書，面對從不瞭解的靈魂；有人在兩星期內看了《假面》8次，企圖辨別電影開頭結尾的那個小男孩的臉；有人被《野草莓》棺材中屍體的臉給嚇著了卻從此愛上電影；有人看著伯格曼寫出了小說《阿姆斯特丹》……上世紀80年代末期伯格曼在中國尚有餘韻，他的名字成了光陰老了、記憶卻猶新的記號，生命、青春、信仰、死亡……這些永遠也想不明白的問題，共同填滿了化學的發瘋形式的時光。他們共同懷念的不是伯格曼，而是與他有關的那個過去，那時候有這麼一個靜謐的地方，置身其間，可以緘默，可以瞭解一些事情，與喋喋不休又矯揉造作的當下無關，與亢奮的輕率油滑無關，與信息飢渴和焦慮無關。范·海倫樂隊曾經寫過一首歌向伯格曼致敬，那就是一曲時代錯亂的吟唱："現在我禁不住悲哀，第七封印已被毀壞；再也沒有聖潔，也沒有無暇；沒有純真，感知也不再。所以帶我去那處女泉，洗去我所有的哀傷。"只是那個像窗外噪音的"現在"聲音越發響亮，撩撥得人探身觀望，迴響在房間裡的伯格曼最終會被關掉。這是我與他們最後一次認識電影大師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