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摩根·斯伯羅克在拍完紀錄片《大號的我》後體重增長了近20斤，還收穫了高膽固醇、高血壓和一個壞肝。這個電影拍的是他一個月內不吃別的，只吃麥當勞的生活，後來片子在聖丹斯電影節上獲得讚譽，被奧斯卡提名，叫麥當勞害怕（取消了美國的超級大號漢堡包）。事後他花了兩個星期來治療那被肥油佔據的肝，花了14個月來減肥，期間反覆反彈，他的媽媽欣慰地說："這下你總算理解了女人。"現在摩根·斯伯羅克的身體完全恢復了正常。可是他的精神沒有。他意識到電影改變世界的可能性，一個又一個壞點子在他腦袋裡嗡嗡作響，他成了一位全職紀錄片導演，專門用誇張荒謬的表演和完全客觀的記錄形式來嘲諷權勢，贏取了"電影圈的奸細"和"壞點子大王"的外號。他最新的壞點子是尋找本·拉登。
紀錄片《奧薩馬·本·拉登到底在哪兒？》的海報模仿《奪寶奇兵》系列：摩根·斯伯羅克騎著一頭猙獰的駱駝，穿越炸彈紛飛的沙漠，下有一行大字："發現之旅"。這部電影也許可以被當成風光片，它囊括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風景，但在或者遼闊或者破敗的風景中央，總有那麼個小人兒，他孜孜不倦地仰天發問："本·拉登，你在哪兒？"那正是摩根·斯伯羅克，他向邂逅的每個人問起這個問題。一個巴勒斯坦青年說："是本·拉登宣佈了美國人在中東的合法性。"一個以色列記者說："我們雙方都是他的人質。"一個阿富汗人說："如果我知道他在哪兒，我就把他撕成兩半。"旁邊一老頭問："本·拉登是誰呀？"摩根·斯伯羅克答："他炸毀了美國的大樓。"老頭很憤怒："幹他！"過了一會兒老頭又加了一句，"干美國！"
這是一部製作精良、裝模作樣、假英雄氣十足的電影，摩根·斯伯羅克在裡面化名"花花公子"（Dude），他完全假裝自己是一個傻子。這個花招在拍攝《大號的我》時使他不會被當成一個比麥當勞還糟糕的譁眾取寵者，在《奧薩馬·本·拉登到底在哪兒？》中，他用地緣政治學、恐怖襲擊和戰爭來炮製漢堡，他不是憤青，反而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政治觀點曖昧不清的土包子。在阿富汗，他跟美軍混了一陣子，被允許扔一顆手榴彈。笨手笨腳地扔出去後他歎："糟透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處，他把腦袋鑽進一處洞穴，大喊："呀——呼——奧薩馬！"沒有任何回聲。他身著防彈衣、頭頂滑稽的探測器抵達瓦奇裡斯坦（巴基斯坦西部），那個半自治的部落地區是許多專家高度懷疑的拉登藏身地，邊界上立一小牌："外國人禁止入內。"摩根·斯伯羅克對著鏡頭說："確實該有人抓住他，但那不是我。"他掉頭往回走。電影以老歌《為什麼我們不能成為朋友？》結束。
《大號的我》之後，摩根被稱為"小號邁克·摩爾"，對此他深感榮幸。這位前二流喜劇演員、長期無家可歸者、五次被電影學院踢出去的倒霉鬼，僅僅玩了一把票就成了名導演，這叫他受寵若驚。但他保持著恭順謙良，並不擅長唇槍舌劍。或者說，除了拍攝的都是紀錄片，他與邁克·摩爾幾乎沒什麼相像之處。"小號邁克·摩爾"摩根·斯伯羅克並不急於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左傾工人階級代表，也沒有反對一切的憤世嫉俗，他不流露極端的政治觀點，不要眼花繚亂的選擇性包裝，反而充滿了個人趣味和遊戲精神。
《大號的我》的創意來自一條新聞，有一天他縮在沙發上吃薯條看電視，看到兩個女孩正在起訴麥當勞使她們發胖，摩根心想：我一聞見超大號漢堡的味兒，就像一隻汩汩冒口水的狼狗，卻總也吃不胖，何不一試。拍攝《大號的我》時，他不發表任何觀點，只是一天三餐準時出現在大M標誌下，片子公映後他只在採訪時說過："麥氏薯條完全不像食品，倒像是人造的、黃色的、長條的塑料製品。不過，吃不吃由你。"最讓他興奮的不是被奧斯卡提名，而是路上遇到一個人握著他的手說："謝謝你幫我擺脫了快餐。"而不是有人大罵："我恨你，你剝奪了我的孩子吃麥當勞的樂趣。"
之後他製作了一個系列電視節目《30天》，把《大號的我》所創立的"真人秀紀錄片"形式拓展到新領域：30天內，嘗試當一個穆斯林，一個酒鬼，一個被扔進gay圈兒的真男人……摩根·斯伯羅克親身出演了一集，他和他老婆搬進棚戶區，幹著只拿最低工資的活兒，每天累得半死，卻依然不知道下頓飯吃什麼。他們體會了30天低保戶生活。"真是一段怪經歷，當一個窮人，每天一睜眼就有人管你要錢。可如果銀行裡有了一大筆錢，突然什麼都免費了，什麼都變得又便宜又便捷。"他還照著這個路數製作了紀錄片《第三波》，在印尼海嘯結束後，帶了4個志願者抵達當地村落帕拉利亞，去記錄和體會那裡的心碎與重生。
尋找本·拉登大約是他最接近政治的一次經歷，這個壞點子卻來自他的老婆宣佈懷孕的消息。"是不是等到我的孩子不再使用尿布的時候，美國就要把全世界的人都當成恐怖分子？"他想給即將出生的孩子一個回答。電影同步發行的還有一張遊戲卡，上面是很Q的卡通造型——基地組織首腦和一輛大坦克，以及一套本·拉登小人跳舞遊戲盤，正經不錯的滿月禮物。最終，他當然沒有找到拉登，卻找到了更多答案：他彷彿體會到那個人成為本·拉登的原因；他感受到中東人狡猾的分裂，他們仇恨美國，卻喜愛大手大腳又傻乎乎的美國人；他甚至夢想著能為更深入的對話打開一扇門。至於給孩子的答案，希望有一天他或她看到了電影，說，我想出去轉轉，去看看世界。
電影是否可以改變世界？答案是，可能吧。1934年，克拉克·蓋博在《一夜風流》裡解開他的襯衫紐扣，露出濃密的胸毛。他沒有穿內衣。那一年美國的內衣銷量下降了75%。這個逸聞無從考證，卻是好萊塢最津津樂道的段子，它所營造的假象和企圖把電影當成一個社會工程學的幻想，在這兩年得到更多回應。電影不僅可以改變內衣銷量，還可以改變戰爭、飢餓、全球變暖、垃圾郵件、血鑽。可一看到這種說教式大片，我就想起費裡尼的《小丑》和他對小丑的闡釋："藝術家不必嚴肅認真地反對官僚，這只會抬高他們的身價，因為你反對他們，說明你把他們太當回事，無意中反而加強了他們的權勢，承認了他們的權威。藝術家把荒謬的東西誇大到可笑的地步，即使不幸淪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暫時拋棄自我的代價，他仍然要保持一種曖昧的姿態，把自己放在搖搖晃晃的蹺蹺板上，努力把損失轉成收穫，把空虛變成期待。"摩根·斯伯羅克還不至於被稱為大師，但他糟踐自己的手段和曖昧的觀點，那種不去體會歌星、名模、企業大亨的生活，反倒認真感受窮困、恐懼與混亂的真人秀表演，可能更有利於美國的精神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