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
多元的時尚
在我以往的印象中，時尚一定是和激情、新銳、年輕有關，這三者是不可分的，是青春的事情。
但我後來又發覺，時尚又是多姿多彩的，並不是那麼單一，不應從狹窄的文化層面理解時尚。時尚的前提是財富和成功；其次是修養，這和年齡有關係，需要一定的文化積澱；時尚又和休閒、消費有關係，而不單是年輕人的事。它是新潮的，與傳統不一樣，它反映人們的某種生活狀態、品位、財富的聚積和追求。
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時尚。
比如「文革」時講究穿綠軍裝，那是帶有革命時代意義的象徵。而現在這個時代的時尚，必然會打上「我們」這個時代的印跡。文化修養、品位、文化的交流，這都與年齡有關係。而反過來，年輕只是反映了一個層面——它甚至只是一個表象。所以，時尚並不是人們表層理解的時尚。
——2004年，王石在接受《時尚·Esquire》採訪時如是說
背景分析
一般而言，對於一個生於20世紀50年代初、在革命軍人家庭長大、當過兵又做過鍋爐房工人的人來說，時尚是個比較遙遠的詞。但是，對有著這樣背景的王石而言，他倒是慢慢開始對時尚問題侃侃而談了。
或者，這一切與2004年有關。這一年，是萬科20週年，也是萬科的業績大踏步飛躍的一年。這一年，萬科在上海的高檔別墅項目也開始風光銷售。出於對萬科品牌的推廣，又有可能是對個人情懷的抒發。總之，王石開始出現在時尚派對和時尚雜誌之上。
行動指南
作為一個為都市人群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企業家，適當與時尚接觸，把握消費者心理趨勢的變化，非常有必要。
10月2日
男人的趣味
男人的生活可以非常趣味盎然，如雪茄、英國的馬術、品酒，都是這種趣味的表現，也反映出男人對生活的審視、感受，通過時尚話題的傳播，去共同分享，是主流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04年，王石在接受《時尚·Esquire》採訪時如是說
背景分析
全球著名奢侈品品牌正準備大舉進軍中國市場。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3月14日以《時尚品牌的亞洲年》為題報道說，全球著名奢侈品公司都把2008年標定為亞洲擴張年，其中很大程度上以中國為主。路易·威登首席執行官甚至表示：「中國每一個省級城市都有需求。」
德國《明鏡》週刊稱：「最讓人驚訝的就是中國人決定購買的速度，中國人決定購買的時間比歐洲人短得多。甚至可以說在逛商場的一瞬間，就馬上掏出信用卡購買一輛寶馬汽車回家。」
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迅速增長的時候，都會有一個奢侈品品牌消費力迅速爆發的階段。而所謂的事業成功男性，也需要用雪茄煙、名酒以及特殊的運動來進行自己的身份確認，界定自己的品位。
行動指南
商界中有品位的企業家不常見。能夠選擇與眾不同的興趣的企業家，更能在主流社會中凸顯自己。
10月3日
不能欣賞別人，損失的是自己
改革開放28年了，中國誕生了一批優秀的企業家，他們的創業精神、所走過的道路值得後來者、年輕人學習、借鑒。老王欣賞的何止數十個？玉溪褚時健的「煙田是第一車間」質量控制法、海爾張銳敏的「質量控制法和客戶維護系統」、華為任正非的「狼群戰術」、萬向魯冠球的「專業國際化」、平安馬明哲的「人才國際化」、招商銀行馬蔚華的現代銀行制度、搜狐張朝陽的「中西合璧」、中糧寧高寧的「資源整合」、長實李嘉誠的「審時度勢」、邵氏邵逸夫的「通變漸進」……
由衷地欣賞、由衷地學習能少走很多彎路。
不能欣賞別人，損失的是自己。
——2006年11月，王石在其博客文章中如是說
背景分析
中國不缺企業家，不缺對資源要素有效率的支配者，缺的是讓這樣一個群體充分發揮他們聰明才智的體制和環境。
目前，影響企業家誕生和成長最糟糕的是官本位思想和平均主義文化，我國企業家的選擇機制不合理，缺乏必要的對企業家的激勵和評價機制。從企業家成長的條件和發揮的作用來看，企業家需要進行職業化和市場化，但現實是市場選擇非常難。在過去產權不明、政企不分的情況下，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以任命為主，任命的管理者和企業經營者是兩條道上跑的車。任命不擔風險，表現不出企業家的冒險性等特徵，因而，政府任命制很難產生真正的企業家。
如何保證企業家掌握企業的命運？一是在產權制度上，要讓他們持股；二是在治理結構上更多地強調他們的作用；三是在企業文化上，體現企業家是一種人力資本。
行動指南
在中國經營環境中，優秀的企業家產生殊為不易，因此，要學會互相欣賞。
10月4日
分享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稀缺元素
在古代中國，無論是平均主義的分配理想，還是溫良恭儉讓的私人美德，都產生於專制集權，其核心也還是專制集權，與現代的分享原則相去甚遠。
中國人傳統的分配理想是平均主義，孔夫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寡，就難以建立財富積累的意識和機制，人們不去創造出越來越豐富的財富，就談不上分享。滋生平均主義的最好土壤是貧窮，但歷史告訴我們，平均主義的本質不是貧窮，而是欺騙。因此，真正意義上的分享作為一種分配原則，和平等文化、契約精神一樣，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稀缺元素。
分享並不僅僅是企業和員工之間的話題。任何人群，要建立凝聚力和可持續性，分享都是必要的原則。對於一家企業而言，除了員工，這些人群還包括：參與分享產品價值的客戶、參與分享回報的股東、參與分享成長的合作夥伴，以及參與分享未來的所有人。
——2007年底，王石在接受《萬科》週刊採訪時如是說
背景分析
分享經濟理論是經濟學家馬丁·L.魏茨曼於1984年提出的，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弊端不是在生產，而是在於分配製度的不合理，特別是僱員報酬分配製度不合理。分享工資制度主張僱員工資與企業利潤掛鉤，因為當企業利潤減少時，僱員工資不變，工資水平則下降；而且隨著工人規模的增加，工資繼續下降，即單位勞動成本隨就業量增加而下降，邊際勞動成本低於平均勞動成本。因此，實行利潤分享的企業傾向於多僱傭工人，從而穩定就業，減少失業。
基於上述原因，魏茨曼認為，必須對現行工資制度進行改革，把工資經濟改為分享經濟。魏茨曼首先將僱員的報酬制度劃分為工資制度和分享制度兩種模式，與此相適應，資本主義經濟就分為工資經濟與分享經濟。工資制度指的是「廠商對僱員的報酬是與某種同廠商經營甚至同廠商所做或所能做的一切無關的外在的核算單位(例如貨幣或生活費用指數)相聯繫」；分享制度則是「工人的工資與某種能夠恰當反映廠商經營的指數(例如廠商收入或利潤)相聯繫」。這樣，工人和僱主在勞動市場上達成的就不再是規定每小時多少工資的合同，而是工人與僱主在企業收入中各佔多少分享比例的協議。分享制度可能是「單純」的，即僱員的工資完全取決於企業的業績；也可能是「混合」的，即僱員的工資由有保障的工資和利潤(或收入)分享基金兩部分構成。大多數實際運行的分享制度，都是把以時間為基礎的保障工資和某些形式的利潤分享結合起來。工資中的「分享」部分通常採取年終由管理部門宣佈紅利的形式反映出來。另一種不常見的形式是，僱員有權享有企業利潤的一定比例。
行動指南
讓員工、客戶和合作夥伴分享公司發展的收益，這是時下中國優秀企業需要端正的認識。
10月5日
分享≠平均
分享的第一要義是分享發展；第二是分享依據契約，而非等級；第三，平等而非平均，是分享的前提。關於後兩點有一個有趣的例子：據說古羅馬兩個士兵分一個餅，由一個人來切，由另一個人先挑。在這裡，分享是通過契約（規則）來安排實現的，並且體現了公平和效率。而這種契約關係得以建立的前提，是人與人的平等。
——2007年底，王石在接受《萬科》週刊採訪時如是說
背景分析
「分享源自培訓，卻高於培訓，它是在企業與員工、員工與員工之間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知識與經驗的傳遞，以謀求共同發展。」麥肯錫經驗同樣適用於一切面向未來的企業。
對今日的企業而言：「分享」要遠遠比兩個羅馬士兵分餅複雜得多，但萬變不離其宗：第一，企業的成長和發展帶來分享；第二，付出勞作，獲得報酬與獎勵，是員工與企業之間的契約；第三，分享的深意在於平等：在市場環境中，按照貢獻的多少，分享收穫與未來，創造健康豐盛的人生。
組織之所以成為組織，最關鍵的指標：一是凝聚力，二是可持續性。「絕對平均主義」造就的組織缺少凝聚力，也沒有持續的活力。「讓梨」式的美德可以換回一時的凝聚力，卻也缺乏可持續性。分享的原則滿足了凝聚力與可持續性的要求，建立在此原則之上的企業，才有可能是一個有生命力的企業。
行動指南
積極推行分享，同時堅決打破平均主義。
10月6日
很多人都在犯同樣的低級錯誤
中國的企業家很多人都是在犯同樣的錯誤，對於錯誤沒有積累也沒有總結，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很多人都在犯同樣的低級錯誤。萬科犯過很多錯誤，萬科開放，是希望別人不要再犯萬科的錯誤。中國的企業都很自信，認為你會犯的錯誤，我不會犯，我是誰呀，別人的話聽不進去，萬科所走過的路、所犯過的錯誤，以及糾偏的過程，如果能夠引起同行和非同行的關注，總結成為案例，要比萬科本身提供的產品對社會更有價值，這個價值可以避免整個社會的很多損失，這個是很重要的。
——王石、繆川，《道路與夢想》，中信出版社，2006年1月
背景分析
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的公司一定會犯錯誤，而且必須犯錯誤，中國的公司最大的錯誤就是停在原地不動，最大的錯誤就是不犯錯誤。犯錯誤沒關係，關鍵在於總結我們對各種各樣錯誤的反思，為明天跑得更好作準備，錯誤還得犯，關鍵是不要犯同樣的錯誤。
中國企業總是喜歡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樣的錯誤，不是企業願意犯錯誤，而是企業沒有一套機制保證錯誤不重犯。昨天的成功和前天的失敗都沒有記錄在案，也許結果記錄在案了，但過程和原因並沒有記錄在案，這樣連當事人都沒有對成敗有深刻的認識，誰還敢指望他人能夠吸取成敗底層的原因呢？
行動指南
公司要積極面對自身和他人的錯誤，吸取教訓，不斷調整自己。
10月7日
可持續的公益事業
2007年，美國的各個基金會總共捐出了430億美元的公益基金，比2006年整整多出40億美元，創下歷年來的新高。為什麼在經濟低迷的時候，公益基金會還能如此慷慨解囊呢？
2007年，美國公益基金會的總資產在扣除通貨膨脹的因素之後，總額達到大約6695億美元。這些資產中除了有個人、家庭和公司的捐款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投資回報。大部分的基金會在進行投資時通常持比較保守的立場，特別在對股市、對沖基金等風險較大的項目進行投資時，都非常謹慎，這也是基金會不太受股市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
基金會通常把它們的資產看成是公共資產，因為這些資產是不用上稅的。由於這些錢最終要用在公眾身上，所以基金會不願冒太大的風險去投資一些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寧可投資在一些風險較小但是保證資金能夠持續增長的項目上。
基金會把資金集中於某個特定領域中，不過資助的範圍卻更加國際化了。休利特基金會2007年聚焦於促進教育和保護環境方面，在美國國內推動教育和環保事業外，還在國際發展和國際人口問題上增加公益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