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學生月刊》的編輯，胡適寫了一封《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號召大家保持「愛國的清醒頭腦」。胡適說，作為學生，當時的任務「就是讀書」，「好好準備自己」，「等到我們的國家克服這個危機以後──我們深信她必能克服這個危機──好去幫助她進步」。
梁漱溟則在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學生事件》的文章，他說：「縱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於他。」因此，他說：「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廳去提起公訴，學生去遵判服罪。」
與此同時，平常只有下午才來授課的復旦大學教授、《民國日報》的主編邵力子，意外出現在學校，告訴學生們兩天前在北京發生的事件，並呼籲學生們支持北京同學。江蘇省教育會也聚集了一群大學和中學的校長，在副會長黃炎培的支持下開會，決議呼籲上海各社會團體參加次日的國民大會，上海的「五四運動」正式揭幕。
1919年5月8日，學生代表拜訪了唐紹儀。此時唐紹儀正以南方政府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上海參加南北會談，他向學生們說：「假如你們想成為全國人民的代表，你們必須把你們的團體擴大，全國之人除了學生之外，尚有工人和商人甚多。」
唐紹儀透露說，前一天的國民代表大會只有少數的商業團體參加，而且沒有一個代表來自上海商會。要想達成這個目標，必須聯合社會各個階層，同時要有明確的計劃和組織，有秩序地進行。
在唐紹儀說這番話的前一天，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已率先向北洋政府發去電報，要求嚴懲「二十一條」的當事人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釋放被捕學生。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由十幾家各業同業公會和各地旅滬同鄉會於1919年3月組成，其中有虞洽卿的身影，首任會長是寧波方氏家族的後代方椒伯。
但它終究只是一個新興的商人團體，影響力不足以取代上海總商會的地位。上海總商會遲遲沒有表態，直到1919年5月9日（佳日），才給北洋政府致電，要求中國派員與日本直接交涉歸還青島的問題。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佳電」風波。
「佳電」發出後，上海總商會成為靶子，朱葆三被指責為「奸人逆賊」。在國人看來，收回青島是我們自己的事，日本無資格與我協商。與日協商，等於承認日本對青島擁有權利。國民大會上海事務所總務科主任陳公哲甚至將總商會的朱葆三、沈聯芳兩位會長看做繼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之後的「第四、第五賣國賊」。
1919年6月4日當天，北京政府「大捕學生」的消息傳至上海。第二天，上海罷市，從南市到法租界，從公共租界到南京路的店家，都加入了罷市。上海南北市錢業也決定，停止匯兌。「三罷」之初，上海總商會、廣肇公所、寧波同鄉會等團體，分別在報紙上呼籲「一切舉動，務求文明」。罷市第三天，虞洽卿就擔憂地說：「罷市三日，金融因之停滯，人心為之恐慌，危險已甚。若再相持，誰能保地方不糜。」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罷市乃表示商人愛國之心，既罷市三日，亦自應宣佈開市，以謀社會之安寧並各個人之生活，此理至明。」
到1919年6月11日，《時報》公開發表時評，呼籲商界從速開市，希望商民將開市與政府准許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辭職分開處理，認為延長罷市並非抗議政府的唯一良法，開市與「愛國」亦不發生矛盾。《新聞報》亦有署名評論認為，罷市已使各地犧牲匪細，「苟因罷市而使工廠輟業交通斷絕，則於公安秩序大受影響，一致愛國之結果適等於一致自殺」。
之後，上海總商會正式宣佈反對罷市，但是商人們沒有服從這個決定。據稱，在1919年6月初上海為期7天的罷市中，商界損失高達2000萬銀元。6月12日清晨，虞洽卿、傅筱庵等陪同地方官員上街勸告開業，應者寥寥。同樣的一幕曾在1905年時出現過一次，在這年的「大鬧公堂案」中，朱葆三、虞洽卿和傅筱庵，與上海道台袁海觀，就曾挨戶勸告租界的中國商人開市。這時，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內部，因為開市和罷市問題而發生了公開的分裂。
在餘下的歲月裡，朱葆三再沒有介入政治，也極少在商界露面。晚年，他致力於社會公益事業，先後創辦和投資了中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濟良所、廣義善堂、仁濟善堂、惠眾善堂、四明公所、定海會館、四明醫院、吳淞防疫醫院、上海公立醫院、上海孤兒院、新普益堂、普益習藝所、婦孺救濟會等25個慈善公益事業。同濟醫工學校、定海公學、尚義學校、寧波益智學校等也是由他創辦的。對此，《劍橋中華民國史》這樣寫道：
由於沒有可能改變政府政策的方向，落魄商人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獨善其身，夢想在社會內部創造出一個安全與繁榮的孤島。在仁愛傳統的鼓舞下……張謇要把南通建成模範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區買了1000畝地，想在那裡建設一個模範區。
朱葆三心中的塊壘難消，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業已失落的東西以及尊嚴。或者，他在用一噸重的真誠來換取他丟失了的一兩重的聲譽。
古人王通曾說：「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這句話用在朱葆三身上，或許是恰當的。1926年9月2日朱葆三病故於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命名朱葆三創辦的華安水火保險公司所在的馬路為「朱葆三路」（現名溪口路）。
張謇：保有名聲的騰挪
如果說在政治間搖擺的過程中，傅筱庵試圖達到通吃的境界，榮宗敬則是硬朗的態度。
當孫傳芳統治中國南方5省時，榮宗敬曾請孫傳芳吃飯。當以虞洽卿、張公權、周光甫等為代表的江浙財團正在為推翻軍閥混戰統治而與國民黨緊密接觸時，作為上海紗廠聯合會主席的榮宗敬，卻對國民政府提出的整個上海華商紗廠認購50萬元庫券的要求，以「各廠營業不振，經濟困難，實無力擔負」為由予以拒絕。
榮德生勸說哥哥：權當火災，燒了一家工廠，50萬元相比之下不算多。但榮宗敬並不為所動，以致蔣介石心懷芥蒂，將榮家無錫工廠查封，直到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蔡元培等出面說話，方才了結。
不僅如此，抗戰爆發後，為求自保，榮宗敬加入了帶有偽政府性質的「上海市民協會」。這個協會的組織成員受到了設置炸彈的警示威脅，讓榮宗敬承受了極大壓力。1938年1月，榮宗敬在萬分憂慮之下從上海前往香港，2月10日因腦出血症復發，病逝於香港，享年65歲。
同樣是搖擺，張謇則顯得更為靈活。同樣是首鼠兩端，傅筱庵所要達到的景況，在張謇身上出現了。張謇的靈活讓其立於不敗之地，這是生存智慧的體現，也閃現著遠見的光芒。
在晚清江南立憲派中，張謇是負舉國重望的領袖人物。他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創設的維新派組織強學會的成員。1906年12月，200多名江浙閩商紳成立「預備立憲公會」，張謇由維新而立憲，並被推為副會長。之後，張謇受滬、漢、粵、津四地商會公推，由漢口取道京漢鐵路北上進京推進立憲，與袁世凱形成了一個在朝、一個在野呼籲立憲的局面，但革命的形勢發展之快遠超過張謇的預料。
1911年10月，張謇旗下的大生紗廠湖北分公司開業，10月10日晚，張謇參加完慶典準備返滬。在漢口登船時，他發現長江對岸火光沖天，兩天後到達安慶時，才知發生了武昌起義。他旋即從安慶趕往江寧，要求駐防將軍鐵良派兵增援湖北，挽救清朝之危，被拒。
之後，張謇的兩位立憲派友人──江蘇巡撫程德全和浙江巡撫湯壽潛，宣佈脫離清政府獨立，當時南方l4個省和全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均宣佈獨立。於是，張謇剪掉辮子，轉向了共和。1911年12月，17省的代表齊聚上海，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組織內閣，成立南京臨時政府，張謇成為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的首任實業部總長，湯壽潛成為第一任浙江都督、南京臨時政府第一任交通總長，程德全成為第一任江蘇都督和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的首任內務部總長，但都未到任。
然而張謇對孫中山的評價並不高，用他日記裡的話說就是，「不知崖畔」，這是張謇與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第一次會面之後所作的評價，這種傾向也成為張謇日後選擇袁世凱的一大註腳。張謇主張實業救國，儘管孫中山非常重視振興實業，但強調革命是「改造中國之第一步」。兩個人都主張利用外資，且前提是不喪失主權，但孫中山主張利用外資的重點是發展交通，特別是鐵路建設，而張謇主張將外債、外資重點用於發展棉、鐵業。
兩人的分歧最鮮明地表現在漢冶萍事件上，這件事情直接導致兩個人決裂。臨時政府成立，軍政開支巨大，迫於無奈，孫中山、黃興通過盛宣懷將漢冶萍公司合3000萬元，向日本正金財團出讓其50%的股權，與其合辦，再由公司轉借500萬元給政府以應付財政急需。
張謇在上海得知消息後，立即致函孫中山加以勸阻，強調鐵廠不可與他國更不可與日本合資，他認為日本別有用心，抵押借款或出讓股權均有嚴重後果。孫中山命臨時政府秘書長胡漢民向張謇作說明，但張謇不能曲諒此事，於1912年2月12日正式辭去臨時政府實業部長的職務。
當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立憲派的梁啟超、張謇等也搖身而變成擁袁派，張謇不僅替袁世凱寫了清帝退位詔書，並就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上海總商會也見機站在了袁世凱的一邊，1912年4月，上海敢死隊領袖劉福標在公共租界被捕，譴責上海總商會的背叛。
張謇在這段歷史中改弦更張的心路歷程，相信是驚心動魄和複雜的。只不過，張謇的每次選擇，從與清流為伍到高擎實業救國大旗，從立憲到共和，從孫中山到袁世凱，無論主動也好，被動也好，都曾代表了這個時代的主流。當他發現自己眼光有誤時，譬如他支持的袁世凱要復辟稱帝時，他還堅決而及時地與之劃清了界限。他不僅順從政治，有虞洽卿擇高處立之意，還順應了階段性的民意和趨勢；既有對政治的迎合，又有名聲的保留，這是張謇與虞洽卿境界不同之處。
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回到傳統中去
袁世凱在初步穩住局面之後，所做的一切都圍繞一件事情，那就是加強中央集權。他先後解散了國民黨（1913年11月）、國會（1913年12月）及地方諮議局（1914年），以消滅革命的苗頭。更為重要的是，袁世凱鼓勵商人回到脫離政治的傳統中去。
1905年上海爆發了一場空前的抵制美貨運動，起因是美國虐待華工、迫害華僑和收回蘇浙鐵路利權。此時的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通電全國，以抵制相抗爭，得到上海70多個行業資本家的簽字贊同。可以說，抵制美貨運動是商會突破清政府禁令、首次發起和領導的大規模政治運動。當初，清政府為消除官商隔閡而鼓勵商人成立商會，但商人的出格表現，顯然與這一初衷相去甚遠。
這場運動持續了半年，展示了本土商人的集體力量和社會使命感，這是近代商人首次以一個階層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標誌性事件。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企業界試圖肩負起保障社會秩序的責任。工程局、消防隊、體育會和商團等的組建就是這種傾向的體現。1905年10月，以上海商務總會為背景，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組成，負責承辦所有馬路、電燈以及城廂內外警察一切事宜，這是上海試行地方自治的開始。
1906年，朱葆三、虞恰卿、傅筱庵等人發起成立華商體操會，這是一個武裝團體，有槍支彈藥，以求自衛，主要成員是商人，經常在四明公所開會，而體育會是組建自衛和維持社會秩序的准軍事組織。1911年年初，上海商團成為反清的主要武裝力量。同年4月，在虞恰卿的支持下，全國商團聯合會在上海成立，虞恰卿任名譽會長。辛亥革命爆發，大部分地區政權轉移幾乎兵不血刃，各地商會功不可沒，原因就在於他們手上有槍。
1916年，北洋政府對團練組織作出了嚴格的規定。對此影響，《劍橋中華民國史》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