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樣一個雖然非其所求但也並不難接受的軍事官僚政權，他們只得在外國勢力的蔭庇下努力去加強自己的地理和社會基礎之上的自治。因此，他們要求在南京的英國領事將租界擴展到下關的碼頭和商業區，以便得到更好的保護。在上海，華界閘北的一些顯要人物請求公共租界的巡捕進行干預。
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要和國民黨實行合作，這一指示不僅在共產黨內部大起風波，大批國民黨元老也持反對意見，商人也不能容忍他們成為「共產」主張的擁護者。在聯俄聯共政策背景下，商人與孫中山分道揚鑣。
1924年2月，各軍催餉，孫中山無計可施，竟打起廣州善堂的主意，以善產為擔保，發行50萬元「軍用手票」，引起商人全市罷市。5月，廣東商團設立全省聯防總機關。由廣東商團總團長陳廉伯擔任全省商團聯防總長，佛山商團團長陳恭綬為副長。商團和政府的衝突，最終由購買軍火問題而引爆。
孫中山以商團叛形既露，命令由李福林宣佈罪狀，令各地民團「協助防亂，毋為所惑」，政府中的蘇聯顧問和共產黨人都堅決支持鎮壓，就這樣，商團叛亂被鎮壓。之後，國民黨內部將商人區分為代表大資本家、大買辦等利益的上海總商會和代表中小商人利益的商民協會兩派。
1924年，時為國民革命中心的廣州市成立了商民協會，這是在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小商人團體，目的是動員商民參加革命，改變以前商民「在商言商」的心理，動員商民參加政治與國民革命，形成革命化的商民。蔣介石進入上海後，上海商民協會延續了廣州的動員，鼓勵商人成為革命商民中的一員，打倒以上海總商會為代表的舊商會。
到1927年前後，商人更被國民黨人分成「革命」與「不革命」的兩派，被給予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馮筱才在《1911~1927年的中國商人與政治：文獻批評與理論構建法學理論》中認為：
在晚清至民初期間，商人們的政治表現呈「M」型，商人們在19世紀60年代後政治上日趨活躍，至清末立憲運動及辛亥革命達到第一個高峰，後來由於反對「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現倒退。1915年後，政局日益混亂，商人們的政治表現又呈上升勢頭，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達到第二個高峰，但在國民黨上台後，受到壓搾，最終喪失了「政治自主性」。
商民協會成立後，原有的商會並未廢除，故各地普遍呈現商民協會與商會並存的局面。商民協會與商會在廢除苛捐雜稅、調解工商糾紛、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等方面，有著共同利益和要求，因此商民協會成立之初，與商會組織互相滲透，二者團結合作，和平共處。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商民協會與商會的矛盾衝突產生，進而激化。
1928年10月，國民黨制定了《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規定訓政時期以黨治國的六條原則，確立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訓政體制，意味著商人被再次退回到傳統中去。1930年6月，上海市會館、公所、行會、同業協會以及同業聯合會等改組成立170個同業公會，上海市新商會因此成立，會員組成也吸取了商民協會的成分，商會與協會之間的紛爭終於有了徹底了斷。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史學者高超群看來，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黨政與政府意志並不完全一致。國民黨的控制力量並不那麼強大，政府還有自己獨立的系統和意志，他們更在意建立規矩和秩序，如何緩解財政的壓力，以及如何發展經濟。華中師範大學教授魏文享認為，商會與協會的爭鬥背後隱藏的是國民黨爭奪對民眾運動的組織控制權的目的，儘管兩者相爭最終以取消商民協會告終，但國民政府並未放棄對商人團體重新進行政治建構的意圖。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國共有望實現和談。上海市200餘工商團體於1946年1月14日舉行時局座談會，並致電重慶政治協商會議，盼望政治協商會議「結束紛爭不安之局面，奠定和平建國的方案」。1946年10月10日，國共簽訂了《雙十協定》，但很快蔣介石就用戰爭背離了雙方約定。魏文享在《近代工商同業公會的政治參與（1927~1947）》中這樣寫道：
1946年11月，國民政府在南京重開國民大會，實際上為國民黨一手包辦。不僅商會、同業公會代表，除國民黨外的其他政黨也難有真正的發言權。國民政府按照訓政原則對同業公會及整個民眾團體體系進行重構和改組，復以改組後的民眾團體作為民意代表來宣示訓政的合法性，其循環自證的政治設計相當完美，商人團體和其他職業團體也可能由此獲得一條制度化的政治參與途徑，只不過國民會議及國民大會本身並非真正的民意表達機構，其內在的政治空間也就很有限了。
雙重自我的亂世選擇
那個時代很多人具有雙重自我，非商界的張君勱是一個典型代表。他是銀行家張公權的二哥，他的一生充滿矛盾：他從小進的是新式學堂，留學過日本和德國，卻擁有秀才和翰林的功名；他精通三門外語，用德語和英語寫有著作，卻拒絕使用白話文，發表和出版的中文論著用的都是文言文；他既熱情宣傳介紹過十月革命，又對十月革命進行過肆意攻擊；他既提倡過婦女解放，抨擊封建家庭對婦女的壓迫，卻頑固反對妹妹張幼儀在與徐志摩離婚後改嫁，自己則毫不猶豫地與一字不識的髮妻離了婚，重娶了一位知識女性。
作為民國憲法之父，他一生徘徊於國共以及學術與政治之間。他既被國民黨綁架和軟禁過兩年，著作多次遭到國民黨的查禁，同時又是蔣介石的座上客，支持過國民黨的反共內戰政策；他既與共產黨有過不錯的關係，59歲生日時周恩來還送過他一塊「民主之壽」的壽匾，又與共產黨人勢不兩立，1949年被毛澤東宣佈為「戰犯」而遭通緝。
在商界，雙重自我更多時候表現在：一個是對外的臉譜化自我，以尋求對環境妥協的理性；一個是深藏不露的自我，以尋求兩條腿走路的保全。這兩個自我，有的全放在明處，有的則一明一暗。中國電影先驅柳氏兄弟是前者，寧波商人劉鴻生是後者。
柳中浩的兒子柳和綱曾說過，對於與社會各方關係的處理，當時父親與左中右、黨政軍、地痞流氓都得結交。所以，在柳氏兄弟的團隊裡，既邀請了國民黨要人張道藩、潘公展出任國泰公司的董事長和董事，又聘請了進步劇作家田漢、洪深、於伶等擔任特約編輯，採取的是左右討好的策略，因此出品內容混雜，既有《憶江南》、《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和《無名氏》，又有《粉紅色的炸彈》、《月黑風高》和《假面女郎》等。
國民黨在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曾邀請柳氏家族前往，但被柳家拒絕。對此，2009年8月《新民週刊》以《柳氏六十年：慣看秋月春風》為題這樣寫道：
蔣經國的建議讓柳中浩與兒子柳和綱、侄子柳和清徹夜難眠，「是走是留」難以決斷。「我父親素來是無黨派人士，怕的就是兩碗水端不平。老人家信的只有一樣：『佛』。」那一夜輾轉反側的情景柳和綱老人直到60年後依然歷歷在目，「父親後來想想，『國泰』的根已深植於大上海這塊土壤，日本人時代都熬過來了，還怕別的嗎？國民黨、共產黨不都是中國人嗎？共產黨我又不是沒碰到過，都是好說話的。於是便決定留在上海，不去台灣」。
但為表示對蔣經國的一片謝意，柳氏兄弟特地組織了一個攝影組赴台拍攝故事片《阿里山風雲》，這部電影正是流傳至今的歌曲《阿里山的姑娘》的出處。為此，「文革」中，柳氏家族多人被抄家、批鬥、插隊、進牛棚，但這個家族保持了淡然和樂觀的生活態度，多人長壽，柳中浩在1990年80大壽後去世。那時，強加於他頭上的各種罪名早已被推翻。
有人的選擇著眼於今朝，有人還試圖給自我留下一個未來。劉鴻生既出世又入世，他周旋於蔣宋孔陳等民國要人之間，同時洞察事理，秘密資助六子劉公誠5000元，籌建了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學的前身），為自己的晚年留下了一條後路。
劉公誠是帶著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給周恩來的介紹信而到延安參加革命的。在「八·一三」淞滬會戰中，劉鴻生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和傷兵救護委員會會長，組織民眾在前線救護抗日將士，日偽組織數次派人脅迫他擔任偽商會會長，遭到拒絕。後來，劉公誠從延安輾轉香港來到上海，在一天深夜，幫助父親化裝成危重病人，離開上海前往香港，脫離險境。
而劉家在滬的所有產業，卻被日軍接管，財產損失達1000萬元以上。身在香港的劉鴻生決心「實業救國」，積極部署在港、渝、川東創辦火柴廠、毛紡織廠、火柴原料廠。1939年，劉鴻生由香港飛往陪都重慶，受到蔣介石的宴請，蔣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你能提供機器設備、各種技術人才，你要錢，我就給你錢！要原料，我就給你原料！你要人，我就給你人！」當劉家費盡周折將機器轉運到大西南時，在最關鍵的時候，蔣介石並沒有兌現其承諾。
1947年，劉公誠回到上海，在父親創辦的華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龍華工廠擔任廠長，以資本家的身份組織水泥生產，又作為一名中共地下黨員開展革命工作，掩護了不少上海中共地下工作者脫險。1948年秋，蔣經國以特派員身份到上海「打虎」，借此推行金圓券。一次，他把滬上著名實業家召到南京路匯中飯店，當著眾人面對劉鴻生說：「請老伯帶個頭，交出全部黃金、美鈔、外匯，向中央銀行兌換金圓券。拜託！」接著殺氣騰騰動起了真格：囤積居奇的商人王春哲被槍斃，申新大老闆榮鴻元等數十人被捕入獄。劉氏四家企業（水泥、碼頭、毛紡、煤礦）被迫交出金條800根、美元230萬元、銀元數千枚，而換來的卻是幾卡車形同廢紙的金圓券。
隨著內戰加劇，榮氏家族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員都走了。中國銀行界的陳光甫、宋漢章、周作民、錢新之、李銘等及實業界的盧作孚、吳蘊初、劉鴻生等，也都離開了大陸。由於長子、三子和六子均已去世，除了已走的孩子，榮德生此時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四子榮毅仁。榮德生堅決不離開故土，他說：「我不相信共產黨會比國民黨還壞。」於是，榮毅仁與父親一起留在了大陸。
儘管在「文革」中，榮毅仁受到了批判，但在周恩來總理的保護之下，他熬到了改革開放後的出頭之日。1999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公佈，榮毅仁及其家族被排在中國50位富豪之首。
1950年，宋漢章、張嘉璈、陳光甫、周作民（於1917年5月創辦天津金城銀行，1936年該銀行總行遷往上海）、盧作孚、劉鴻生、吳蘊初等金融及實業界人士，都被邀請到北京參加會議。作家邢建榕認為，他們雖不能說潔白無瑕，但大體上總算是白的。在他看來，灰色是最好的保護色。最終，周作民、盧作孚、劉鴻生、吳蘊初等回到了大陸。其他在外者，有些過得還算可以，有些晚年境遇不佳。無論如何，沒有哪家能比得過榮家。
1952年年底，榮德生在無錫謝世。墓地是他親選的，周圍種滿了他喜愛的梅花。同年2月，中國最大的民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在家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終年59歲。1955年，周作民到上海視察行務，突發心臟病，於3月8日去世，享年72歲。
新中國成立前，技術型商人陳調甫是在家中的實驗室裡迎來新中國誕生的。因拒絕與日軍合作，他於1929年創辦的永明油漆廠被迫停產。因不願走孔祥熙的門路，他在家裡潛心研究制漆。1953年1月，永明油漆廠成為全國油漆行業第一家公私合營企業。1961年12月25日凌晨，他在編著《油漆詞典》時，心臟病復發，在案台猝然離世，享年73歲。
晚年，劉鴻生說出了他擁護共產黨的原因，「在過去幾十年中，從楊樹浦到南碼頭，沿著黃浦江一帶是各國的碼頭，一長串的外國兵艦插著各式各樣的國旗。人們走過這裡，會不知道這兒究竟是哪國的土地？我自己是搞碼頭企業的，往往站在碼頭上搖搖頭。如今呢，這一帶地方每個碼頭都是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你想想看，一個看過上海50年變遷的中國人，他心中會不高興嗎？」
1956年年初，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劉家價值2000多萬元的企業全部實行了公私合營。同年10月1日，劉鴻生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69歲。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胡厥文，在追悼會上給他寫下銘文：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創業維新，不封故步。
細大不捐，勤攻所務。
愛國心長，義無所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