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田祈原捲入「信交風潮」，讓紹興幫聲譽受到了一定影響。因卓越的領導才能和穩健的作風，秦潤卿再次在錢業公會長期擔任領導職務。1924~1935年的4屆會長，均由秦潤卿擔任。期間，1929年，秦潤卿與王伯元、李馥蓀等接辦天津中國墾業銀行，將該行遷至上海，秦潤卿任董事長兼總經理。1931年，錢業公會改組為上海市錢業同業公會，選舉產生執行委員15人，秦潤卿、胡熙生（余姚人）、俞佐庭（寧波鎮海人）、裴雲卿（上虞人）、嚴均安5人被選為常務委員。1933年任期屆滿進行改選，秦潤卿雖辭去福源錢莊經理之職，但仍任公會主席。
1933年上海有錢莊72家，其中紹興幫占37家。在1936年上海55家錢莊的經理中，來自紹興幫的最多達27人，寧波幫16人，蘇州洞庭幫7人，上海本地幫3人，鎮江幫2人。之前一年的選舉中，何衷筱（紹興上虞人）任第十屆主席，第十一屆主席為邵燕山（紹興諸暨人）。1946年2月，上海市錢業同業公會改組為上海市錢商業同業公會，此後兩屆的會長都由寧波鎮海人沈日新擔任。
1935年，上海再次發生銀錢業風波。這次風波表明，錢莊不再擁有在上海開埠初期的優勢，而處理善後事宜的「上海錢業監理委員會」的成立，更表明錢莊已不得不接受官僚資本的控制與監督。錢莊不再是商業貿易賴以進行資金劃撥清算的所在。也就是在這時，紹興幫取代寧波幫佔據了錢業的頭把交椅。
寧波人在錢業中的優勢也在此前後逐漸轉移至銀行業中，而錢莊處於銀行的從屬地位。1934年浙江興業銀行的調查報告說：「全國商業資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業資本以銀行居首位，銀行資本以寧波人居首位。」上海的銀行資本為2.421億元，與寧波人有關的銀行資本為1.968億元，佔上海的銀行總資本的80%以上。同年，上海共有絲廠97家。在已知經營者籍貫的90家中，浙江人經營的達58家，占64.4%。
至1935年，中國國內共有147家民族銀行。其中，由中央和地方當局開設的有47家。在剩下的100家商業銀行中，11家由寧波人獨資經營，13家為寧波人主經營，28家為參與經營，佔據半壁江山。上海銀行公會的會長、副會長，也長期由宋漢章和另一位寧波人盛竹書擔任。1949年12月28日，上海市銀行、錢莊、信託三業合併成立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委員會，各種錢業及銀行公會隨之結束。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寧波幫在經營形態和商幫性質上，已不同於以往的山西商幫或者徽州商幫，而轉變為一個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集團，並成為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資本家的核心及中國第一大商人群體。
寧波幫稱雄上海的一個重要象徵是，他們掌握著上海總商會的實權，並通過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控制著上海工商界的各業公會。在上海總商會內部，儘管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的代表只佔到商會會員總數的1/10，但他們居於關鍵性的地位，控制了作為上海金融和貿易基礎的貨幣、信用及匯兌。
在20世紀30年代曾有人對當時的上海工商界名人作過一番統計，在所涉及的
1836人中，寧波籍人士就多達453人，佔據1/4，寧波人在上海已經樹立了「王者地位」。
資料來源：吳景平、張徐樂，《上海解放初期的錢業公會》，《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宋漢章對北洋政府說不
宋漢章（1872~1968）是第一代銀行從業者，也是寧波商人群體力量的延續。當他還是孩子時，上海南北市錢業公所就基本為寧波人所把控。1883年，錢業總公所董事、寧波慈溪人馮蓮汀等，購置上海大東門外的土地，建立了南市錢業公所。1889年，北市錢莊業者陳笙郊（浙江紹興人）、洪念祖（江蘇江陰人）等，在上海北市籌設錢業會館。到1903年，上海南北市錢莊共82家，其中寧波人開設的22家，占26.8%。
1897年，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躋身外灘。這一年，25歲的宋漢章成為中國通商銀行的跑樓。宋漢章原名宋魯，出生於福建建寧，老家卻是浙江余姚。早年餘姚歸屬紹興府管轄，新中國成立後劃歸寧波。宋漢章曾就讀於上海正中書院，畢業後進入上海電報局工作，曾參與通電擁護康梁維新，為清政府所通緝，因逃亡而離開上海，後改名漢章才得以返滬。
1906年，宋漢章出任大清銀行附設之儲蓄銀行經理，次年出任上海大清銀行經理，這時宋漢章才27歲，是那個時代風華正茂的青年金融才俊之一。
1907年11月，郵傳部奏請設立交通銀行，官商合辦。大清銀行和交通銀行在清末最後幾年裡起著中央銀行的作用。辛亥革命後，在廣東南海人、海歸派陳錦濤的操刀下，大清銀行改稱為中國銀行。1912年2月，宋漢章出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
當時金融界出現一批名角：張公權、陳光甫、李銘、錢新之、周作民。這5人都是留學生，除陳光甫在美國留學外，其他4人都在日本留學。25歲時，張公權和李銘分別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副經理和浙江銀行總協理。29歲時，張公權升任中國銀行副總裁，32歲時錢新之升任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周作民則成為交通銀行總行稽核課主任。1915年，陳光甫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時，年方34歲。1917年5月，周作民創辦金城銀行時，才33歲。
當時，中國民間商業銀行也悄然興起。繼中國通商銀行之後，浙江興業銀行（1907年）、四明銀行（1908年）和浙江實業銀行（1910年）等，以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15年）、天津鹽業銀行（1915年）等，共同構成了當時中國銀行業的主力，而多家銀行都與寧波資本密不可分。其中，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被稱為「南三行」，它們的出現標誌著江浙金融財團的初步形成及金融實力的日漸壯大。
1912~1914年，全國新設工廠115家，僅上海一地就有40家，占35%，洋貨路阻，民族資本抬頭，僅在1912年一年，就有14家私營銀行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華外資銀行在資金周轉方面出現一些困難，甚至連一度控制中國金融市場、以實力雄厚著稱的匯豐銀行，此時也向中國同行求援通融。在中國北洋政府對德宣戰後，德華銀行在中國的營業被迫停止。華俄道勝銀行在「十月革命」後，更是如喪家之犬，成為「流亡銀行」。
《劍橋中華民國史》中提到，戰爭顯著地增大了世界對食品和原料的需求（如有色金屬、植物油）。作為初級產品主要供應者的中國，正處於滿足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再者，西方列強增加了在中國和印度等採用銀本位幣制的國家的採購，這進一步刺激了自1913年墨西哥關閉銀礦後就已經開始上升的國際銀價。這樣，中國的貨幣單位「兩」變得堅挺，數年之內，它在西方市場上的購買力提高了3倍。
在1914~1919年，有兩個行業的利潤增加非常明顯，一個是紡紗業，每支紗利潤增加了70%；一個是錢莊，利潤高達74%。上海金融風暴後，錢莊業迅速復生，一些灰色資本也紛紛進入這一行業。吳景平、鄒曉昇在《上海錢業公會的成立及初期組織運作》中寫道：民國初年，政府發起禁止吸食和販賣鴉片運動，造成許多煙館關門，一些人棄邪歸正，將資金轉投錢莊。1912年，具有鴉片土行股東資本的鴻勝錢莊開設，同年開設的還有由阜成、信和、源大、聚成4家土行開設的信成錢莊。1912~1916年，鴉片商投資設立的錢莊有15家，資本總額達白銀45萬兩。
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各地督軍大多自立為王，不向中央納稅，北洋政府財政因此極為匱乏。作為官控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成為政府的提款機，中國銀行發行的鈔票在1913年只有502萬元，到1915年猛增到3844萬元。交通銀行也一樣，僅隔一年，就由1914年的893萬元增加到3729萬元。為政府財政的墊款，中國銀行達1000多萬元，交通銀行竟達4000萬元。
1916年袁世凱稱帝失敗，於3月22日宣佈取消帝制。交通銀行總辦、廣東人梁士詒是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謀劃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合併，以集中現金，為政府所用。那時，北方人心浮動，消息一傳開，立即引起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出現市民到中、交兩行擠兌。眼看銀行庫存危急，北洋政府為穩住局勢，於1916年5月10日突然下令中、交兩行「停兌禁提」，一切存款止付。
出人意料的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和副經理、上海人張公權公開抵制這一指令。中國銀行庫存200多萬兩現銀，恐難以應付危情，於是就與匯豐、德華等10家外國銀行訂立了200萬元的透支契約。宋漢章還專程拜訪南通張謇，決定成立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由張謇出任會長，並且登報聲明：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務全歸商股股東聯合會主持，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鈔票可以隨時兌現。
張公權在日記中說，第一天兌現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人數仍未減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來應該休息，銀行為了應付兌現，仍然照常開門，來者不拒，並登報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兌現者人數減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銀行又在報上登廣告，宣佈仍然開門兌現，而兌現者只有100多人了。到第十九天，再無擠兌者。
袁世凱試圖集權中央，尚可讓人理解，但復辟帝制使其大失人心，威信掃地。交通銀行服從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兌現鈔票，造成老百姓怨聲一片，而中國銀行宋漢章和張公權經此一役，名聲大振，引得中外報紙紛紛報道，並把兩人稱為「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是兩個「不屈從北洋政府的勇士」。
刨除復辟帝制的因素，人們似乎並不願意看到外界對羸弱的北洋政府的挑戰，但就挑戰這一事實本身所形成的平息擠兌的結果，卻讓各方皆大歡喜。1916年5月30日，44歲的宋漢章被選為上海總商會會長。宋漢章後以公務繁忙為由未就，68歲的朱葆三被第二次選舉為會長。7天後，袁世凱在鬱憤中病死。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央政府財政困難，但受1920年新銀行團協議的限制，又不能向外國貸款，這使得中國銀行家們處於優勢地位。《劍橋中華民國史》這樣寫道：
中國的新式銀行被外國銀行截斷了向對外貿易提供貸款的渠道，又被舊式的錢莊堵死了向國內貿易網提供資金的通路，於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國內借款所提供的機會獲利……
北京銀行家協會體現了當地金融界的團結和力量。它在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中的影響力可以和上海旗鼓相當。1920年12月6日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在上海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資金，就必須縮減軍費開支，調整內債，改革幣制。用張嘉璈的話來說，銀行家們的不妥協態度只不過是「他們愛國心的表現」，「他們準備為任何有助於國家的公債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這些新式的銀行家與歷屆政府保持了若即若離的關係，既不願與歷屆政府走得太近，也不願棄業做官。1927年，南京政府曾邀陳光甫出任財政部次長，以作為其積極合作的回報，但被陳光甫拒絕，張公權、徐新雲等人也多次婉拒到政府中任職。他們社交廣泛，注重擴展社會聯繫網絡，包括結交達官顯貴，但著眼點不在做官當政客，而是為發展金融業、經營銀行業務創造有利的條件和環境。
不僅如此，這些銀行家還相互滲透，以保持他們在時政中的力量。到1931年，有6位上海銀行家每人參加了5家以上的上海各銀行的董事會，有15位銀行家每人同時在3家以上的銀行中兼任重要職務。到1935年國民黨政府實行法幣政策後，其他商人家族的光環慢慢消退，中國經濟逐步被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和陳立夫四大家族組成的新的壟斷集團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