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石川聽聞自己被指控漢奸罪這一消息時，心臟病和糖尿病發作。這時張石川的幼女張敏玉正和吳紹澎（當時任上海市副市長）談戀愛，經吳紹澎一番疏通，張石川漢奸的帽子才被摘掉。儘管如此，他的健康狀況還是每況愈下。從1946年起，張石川便經常臥病在床。1953年，在輾轉病榻3年後，張石川病逝於上海，終年64歲。
在上海淪陷前，張石川從總廠搶運出來了一批電影器材和底片，並以此作為資本，以製片和編導之身，加入了設在租界內的國華影業公司，而這家影業公司的執掌人同樣是寧波人——柳中浩、柳中亮兄弟。
柳氏兄弟最早起家於南京，他們一開始並非電影界專業人士。面對上海影業激烈的市場競爭，他們選擇在南京試水影業也有降低風險的意味。與邵逸夫一樣，柳中浩出生在上海，他的父親曾是輪船招商局一名高級職員，可惜英年早逝，好在留給了3個兒子一筆遺產。
南京新街口世界大戲院的開創是柳氏兄弟介入電影業的開始，這是1929年的秋天，柳中浩剛剛19歲。當時最時髦的文藝消遣就是看電影，柳中浩的妻子是一位電影迷，這對柳中浩選擇電影行業產生了重大影響。
1934年2月後，柳氏兄弟登陸上海，先後創辦金城、金都等大戲院。與世界大戲院主要放映外國電影不同，金城、金都大戲院以播放國產影片為主。1938年，電影《漁光曲》在柳氏兄弟的戲院首映，連映84天，創下了當時國產片上映時間最長的紀錄。同年，柳氏兄弟成立國華影片公司，不到4年便拍攝了《風流冤魂》等40多部影片。
抗戰期間，柳氏兄弟與日寇保持了若即若離的關係。抗戰勝利後，兄弟倆又辦起了國泰影業公司，11年間拍攝了《無名氏》、《憶江南》等近40部影片。1948年，柳氏兄弟分家，柳中亮與兒子成立大同影片公司。1952年2月，在公私合營聲中，國泰影業公司加入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
另一位寧波籍的影視大家袁仰安，於1947年旅居香港，接辦了瀕於倒閉的長城電影製片廠，從此介入電影產業。他導演的第一部作品《孽海花》獲選參加英國愛丁堡電影節，其後他又導演了《阿Q正傳》、《迷人的假期》、《漁光戀》等多部電影，其中《阿Q正傳》榮獲瑞士洛迦諾國際電影節銀帆獎。1960年年初，袁仰安退出電影界，改營玩具工業。
如果說寧波商人在近代輪船業的投資與後來出現包玉剛、董浩雲兩位寧波籍世界船王具有一脈相承性的話，我們很難說張石川當年在上海灘電影業方面獨樹一幟的盛況，沒有對寧波籍影視巨人丘德根、邵氏兄弟、柳氏兄弟、袁仰安產生過影響。
家族轉型：錢商集團九居其五
從晚清到民國，在上海灘九大錢莊家族集團中，甬商佔據五家。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掌握上海乃至中國錢業、銀行業者，不是江蘇人就是浙江人。那個時代產生了一批風華正茂的青年金融才俊，譬如宋漢章（寧波人）、張公權（上海人）、陳光甫（鎮江人）、李銘（紹興人）、錢新之（湖州人）、周作民（淮安人）。但從介入的錢業及銀行業數量、資本、經理人數乃至行業公會的領袖人物籍貫來說，寧波幫力壓紹興幫和江蘇幫，傲視群雄。
在中國人的創富史上，山西外貿商人群體從單純的外貿到外貿與票號並舉的經營策略，是一種應時而變；唐廷樞等買辦投身近代洋務工業，也是一種應時而變。晚清時期，寧波商人從沙船商到錢商、從絲布商到紗廠投資人、從錢商到銀行家的轉變，也是一種應時而變。
轉型，是這一時期寧波商人不變的節奏，也是解讀在上海的寧波商人的關鍵詞。
廣東買辦的中外貿易與鴉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早期起家於上海的寧波人則多數從事著與沙船有關的生意或工作。當近代航運業被洋務運動中的官商專利之時，從事沙船業等於步入了死胡同，畢竟漕運已經不足以支撐沙船業的未來。於是，近代寧波商人便進入五金、錢業、顏料等流通行業，進而成為近代工商業的翹楚和上海工商業的最主要的生力軍。
早在乾隆（1736~1795）年間，上海錢業就已出資購置內園，辟做錢業總公所。就寧波人來說，鎮海方氏家族在向錢業轉型方面是捷足先登。方氏源出河南，自「方叔以後，以字為氏，望出河南」。在本書中，「望出河南」的客家人不在少數，將中國海商勢力推到最頂峰的鄭芝龍、十三行歷史上的靈魂人物潘啟、廣東買辦徐潤，以及下面要提到的鄭氏家族等，都是源出河南。
鎮海方家的方健康，原是一介沙船商，在清朝嘉慶（1996~1820）年間開始涉足商業經營，譬如在鎮海憩橋開設糧食、雜貨之類的店舖，經過六七年時間，積累數百金，輾轉到上海經營食糖買賣，這原來是福建商人比較強勢的一個行當。他去世後，弟弟方介堂在上海開設了方義和糖行，並把侄子方潤齋、方性齋也招來幫忙。除經營糖業外，方潤齋開始擴大錢莊、生絲、土布、雜貨等業務。
1830年，方潤齋在南市開設履和錢莊，這是方家在上海開設的第一家錢莊，也是上海最早的較有規模的錢莊。鴉片戰爭後，方潤齋看準形勢，在上海開設方振記字號，專營生絲、茶葉和洋布生意。之後，以方性齋為代表的方氏家族在上海開了17家錢莊，在漢口、杭州、寧波開了7家錢莊。方建康的兒子方仰喬在上海開了8家錢莊，在杭州、寧波開了10家錢莊。其中，承裕錢莊信譽極好，存放款在100萬兩白銀以上，在當時的各大錢莊中居於首位。1855年，四明公所被吳健彰一把火燒了之後，就是由方氏家族捐資發起重修，歷時兩年乃成。
1844年，鎮海鄭家村的鄭氏家族後裔鄭熙也來到上海開設錢莊，並在嘉興、紹興、湖州、漢口、廣州等廣設分號。鄭氏家族是名門望族，這個家族數代所建的宅居，是目前國內已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較完整的明清民居建築群。鄭氏家族在南宋時從河南滎陽遷居於此，六世之後，世代業儒，代代封祿，並逐漸產生了一批商人。
鄭氏家族商人形成於清初，鄭世昌之父在康熙初年（1662年）經商，比同是寧波慈溪的中醫樂顯揚在北京開設同仁堂藥室早6年。後來，鄭世昌子承父命，在北京東四大街開設了四恆銀號。四恆銀號是我國開設最早、規模最大、歷時最久、影響最廣的錢鋪。
《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記載，「當年京都錢莊，首推四恆。始於乾嘉之際，皆浙東商人，寧紹人居多，集股開設」。當時也有說法說四恆銀號是慈溪董家所設，或者是多家合資。無論如何，都是寧波人所設。
作為舊上海著名家族商業集團「小港李家」的創始人，李也亭的後代也先後開設了近十家錢莊。葉澄衷也一樣，在上海、鎮海、杭州、蕪湖、湖州等地開辦大慶元票號與升大、衍慶、大慶等錢莊，又與許春榮合股開辦余大、瑞大、承大、志大等錢莊。這些票號、錢莊的資本至多不過白銀5萬兩，少則2萬兩，但放賬卻多至百萬兩，數十倍於其資本。葉澄衷家族經營的錢莊，在鼎盛時期多達100餘家，廣泛分佈於全國各地。
鄞縣秦君安在19世紀70年代才起家於恆豐昌顏料號，後與貝潤生等合夥開設瑞康顏料號，成為上海經銷進口顏料的巨商。恆興錢莊成立於1905年，為秦家所設的第一家錢莊，之後，秦君安先後與嚴康懋、柳笙源、徐慶雲合資，在上海共辦有8家錢莊，在寧波開設了晉恆、鼎恆、復恆、泰源等5家錢莊，盛時擁資1000萬元。
鎮海方家、李家、葉家以及慈溪的董家（董棣林）、鄞縣秦家，都躋身進入了上海九大錢業資本家族。其他4家分別是湖州許家、洞庭山嚴家、萬家和蘇州程家。
上海早期的錢莊均開辦在南市，開埠後，錢莊重心逐步北移至租界區內，這裡聚集著外資所辦的最早的保險公司和銀行。在國內尚無銀行之時，資金的融通全賴錢莊支撐及與外國銀行的業務往來。
上海金融業的重塑者
1918年，應浙江省長呂公望、寧波省立四中校長勵建侯的邀請，孫中山前去浙江考察。在省立四中，寧波各界舉辦了對孫中山的歡迎會。孫中山對寧波商人給予了高度評價，「寧波人素以善於經商聞，且具堅強之魄力」，並說「寧波開埠在廣東之後，而風氣之開通不在粵省之下，且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也就是幾年時間，財富的排序隨著荏苒光陰而發生著殘酷的變化。1918年，由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鹽業銀行、中孚銀行7家銀行發起組建了上海銀行公會，這時人們已經見不到晉商的影子了。同年10月19日，上海銀行公會正式成立，首批會員銀行還包括聚興誠銀行、四明銀行、中華銀行、金城銀行等5家，佔上海國內銀行的半數以上，宋漢章當選為第一任會長。
除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鹽業銀行是官辦銀行外，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孚銀行、四明銀行、新華儲蓄銀行等，都與寧波幫息息相關。
其實，上海灘最早的私營銀行是成立於1906年的信成銀行，它由兩位無錫人周舜卿、沈縵雲倡議開辦。1909年，信成銀行倡導籌辦銀行公會，但沒有得到同行的響應。
辛亥革命前後，信成銀行以商業銀行為掩護，籌措大量經費支持孫中山和同盟會的革命活動。同盟會在上海的聯絡站和於右任主編的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的經費均由沈縵雲資助。上海光復後，比朱葆三更早擔任滬軍都督府財政總長的便是沈縵雲。由於沈縵雲的革命財政輸納較多，造成銀根緊缺，加上所發鈔票上印有清政府官員頭像而信用驟減，信成銀行於1913年停業。
此時能在國內銀行業、錢莊呼風喚雨的，不是浙江人就是江蘇人。上海銀行公會第一任副會長是江蘇鎮江人陳光甫，第四屆會長是鎮江人倪遠甫，第二、三、五屆會長是寧波鎮海人盛竹書，第二任副會長為湖州人錢新之。1931年10月，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成立，第二、三任主席為陳光甫。1943年6月，日偽期間改組的上海特別市銀行業同業公會第一、二任理事長則是蘇州人葉扶霄。
上海錢業也向來有幫派之分，從股東來說有九大家族資本集團；從經理來說，有寧幫、紹幫、洞庭山幫、蘇（州）幫、鎮江幫等；在地域上，又有南市和北市之分。地緣、鄉緣、業緣和友情等各種關係交織在一起，使得錢業股東之間、經理之間以及股東與經理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微妙。
在1910年的上海金融風暴中，華俄道勝銀行買辦席錫蕃（席嘏卿兒子）、茂和洋行買辦陳逸清等持有大量股票，使洞庭山派錢業大受打擊，一致倒閉，但蘇幫程家在上海灘的地位仍很牢固。
1917年，上海南北兩市錢行組成上海錢業公會，擬訂章程及業規，朱五樓（湖州人）被選為會長，秦潤卿（慈溪人）、魏福昌（余姚人）當選為副會長，一同主持工作。儘管都是浙江人，但從股東派別看，前三任會長朱五樓和秦潤卿二人皆執業於蘇州程家錢莊。朱五樓在第二任會長期間常因病出缺，提議委託秦潤卿代理會長職務，朱五樓的囑托得到上海錢業界的一致贊同，後來秦潤卿的表現也充分證明了朱五樓的慧眼，同時也保證了蘇州程家錢莊在上海錢業公會領導層中的穩固地位。
儘管當時的紹興幫魏福昌、王鞠如先後擔任過第一、二屆副會長，但他們代表的是寧波鎮海方家。鎮海方家安裕莊，長期由紹興王堯臣、王鞠如父子及徐長椿經營。
從經理的派別看，初期公會領導人主要是寧波幫和紹興幫。其中，寧波幫占主導地位。儘管紹興幫錢莊勢力後來居上，但一直沒有改變寧波幫長期掌握公會會長之職的狀況。《上海錢莊史料》記載說：「1921年上海有錢莊69家，其中紹興幫占38家，紹興幫田祈原在第三、四屆均當選為唯一的副會長，並於1924年當選為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