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1月1日，作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寧波城，在清政府與率先在此設立領事館的首任英國領事羅伯特的主持下，在江北岸開市貿易。初開時，這裡是一片灘涂，被稱為寧波外灘，它的開埠標誌著浙東沿海貿易的合法化。
但在開埠後的前五年中，寧波港對外貿易額不升反降，由50萬銀元下降到此數的1/10。也就是這幾年，上海的對外貿易額超過廣州，升居全國第一位。地緣優勢讓具有冒險開拓精神和商業敏感性的寧波人開始大批向上海挺進，並超越粵商，在五金、金融、輪船、電影等行業遙遙領先，成為與蘇商並駕齊驅的一大商幫。
當寧波人在新式工商業中小試牛刀時，晉商家族的後輩們，或聚古玩，或買姣童於吳閭，或購美玉於燕趙，或將銀兩窩藏於地，坐吃山空，沒能為手頭的資產開闢出一條增值之路，逐漸被時代所拋棄。
1853年上海的小刀會起義，是甬商在上海發展的關鍵點。小刀會起義後，寧波人在上海的人數快速增長至6萬，僅次於廣東人。李也亭和葉澄衷是逆勢上揚的在滬甬商的傑出代表。他們的人生軌跡是甬商在上海態勢的縮影，他們在蕭條中昂首前行的智慧，是130多年前中國商人留給後世的一大遺產。更為難得的是，葉澄衷不僅是卓越的商人，也是近代史上屈指可數的首善商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他拉開了晚清民初商人辦學的序幕。
從「郁半天」到「李大王」
早在18世紀晚期，寧波人就已經在上海嶄露頭角。
明朝實行海禁之後，舟山群島出現大批走私、海盜集團，寧波人也參與了以許棟、王直等徽州商人為首的海盜活動。嘉靖（1522~1566）年間，海盜集團受到沉重打擊，寧波商人因此更多地將目光轉向了國內貿易。
北京是寧波人最初闖蕩去得比較多的地方。從明朝後期到清初，寧波商人先後在北京創辦了鄞縣會館、浙慈會館。前者為寧波鄞縣在京的藥業商人所建，後者是由寧波慈溪裁縫組成的成衣會館，這是寧波商人由成衣匠轉變為「紅幫裁縫」的蓄積階段。1771年，寧波人又在江蘇常熟設立寧紹會館，1780年在漢口設立浙寧會所。
沙船，更多時候是寧波與外界聯繫的工具。寧波碼頭歷來是南來北往的船隻的棲息港，這也促進了寧波人走南闖北的沙船業的形成。慈城商人最初沿著運河北行，到天津從商。較早到天津的是順治（1644~1661）年間的慈城人嚴應翹，其孫嚴克寬在1870年曾任長蘆鹽區綱總，其曾孫嚴修（嚴范孫）是我國著名教育家，一手創辦了天津南開大學。慈城人馮若愚在明萬曆（1573~1619）時曾任天津巡撫。
到乾隆（1736~1795）年間，以慈城人童承初、馮氏、董氏、孫氏、鄭氏為大股東的寧波「北號船幫」船隊，已頻繁往返於甬津兩地的海路之上，許多慈溪商人都長住在天津客貨棧內。
與連接寧波與天津的作用一樣，沙船也拉近了寧波與上海的距離。上海最早的會館商船會館由上海崇明船商建於1715年，位於黃浦區老城廂，這是上海最早的行業組織，比上海開埠早128年，是上海開埠前最強勢的行業組織。
在上海早期的會館中，除上海錢商、豬商、布商，湖州絲商，福建紙商、黑棗商，北京帽商，江西茶商等所建立的會館或公所外，由其他各地船商建造的會館也為數不少，譬如潮州會館、泉漳會館、潮惠會館、浙寧會館等。其中，浙寧會館由寧波慈溪董萃記船號倡導創立於1819年。
早在乾隆嘉慶年間，慈溪董棣林就載著江南的糧食、棉花、紙張、瓷器、綢布等南貨，運往遼東，採辦參藥、大豆、雜糧，到寧波或上海銷售。到他兒子那一代，董家已在上海設立大生沙船號，往來南北裝運土產。
此前的1797年，同樣是以慈溪商人費元傑為首的寧波人，率先在上海創辦了寧波同鄉會館。這一會館是1790年旅滬甬籍縉紳們發起的「一文願捐」活動的延續。所謂「一文願捐」，就是旅滬甬人每人每天捐輸一錢。1802年，同鄉會館加建一座關帝廟，正式取名「四明公所」。
在浙寧會館創立時，時任上海知縣的是寧波定海人葉機（1764~1824）。之前，葉機曾出資募集義勇，與胞弟葉槐一起和福建漳州海盜蔡牽作戰，為此，龔自珍曾親自拜訪葉機，寫下《書葉機》一文。1813年，葉機出任上海知縣，於1921年高昇。
1823年，一名15歲的寧波窮小子來到上海灘南市碼頭。他早年喪父，與兄長寡母度日，後無奈背井離鄉，隻身來到上海。他就是日後的沙船大王、寧波鎮海人李也亭。
李也亭先在一家糟房當起了學徒，有時船工需要酒水，他也會被派去送酒。他手腳勤快，踏實肯幹，拾金不昧，沒滿學徒期，就被一沙船商看中。船主給了酒店老闆一筆錢，將他雇到自己的船上工作。
李也亭節衣縮食，年復一年，積累了一筆可觀的資金，便獨資買下沙船，在上海開設了久大沙船號，擁有沙船十多艘，每艘價值少則七八千，多則數萬銀兩。每次船隻出海，他都親自出馬。不久，他又買下沿黃浦江邊的碼頭，並命名為久大碼頭。
原來漕糧由京杭大運河運送，但到了1826年，運河淤積，用海運漕糧的方案映入決策層的視野，於是上海沙船業被納入清政府的糧食運輸體系。「蘇松太二府一州」的部分漕糧，改由上海沙船業海運。由於當時外國船舶還很少進入北洋航線，上海沙船業便控制了北面海洋的豆麥南運業務，迎來了一個難得的歷史發展契機。
上海開埠前，上海沙船商的資本和利潤在各行業中首屈一指，規模較大的船主擁有四五十艘船。民國時期編寫的《上海百年史料初稿》稱：「當時沙船號商有王信義、沈萬裕、郭萬豐、嚴同春、陳豐記等家，唯有李大是寧波幫之後起者，聲勢獨盛。」
其中的李大就是李也亭。但這時，李也亭剛剛起步，上海本土最知名的沙船號商，還要數郁潤桂、郁潤梓兄弟和之後替李鴻章籌辦輪船招商局的朱氏兄弟等。直到1853年，李也亭受命經辦蘇（州）、松（江）、常（州）糧道和浙江的漕糧海運任務。李也亭抓住這個獨特的機遇，成為上海沙船業的巨擘。
郁潤桂13歲時到沙船字號當學徒，後獨立經營，專事海外貿易，把中國貨物運到日本、爪哇、安南、菲律賓等地銷售，再從當地辦貨，運回國內販賣。最多時，郁氏兄弟擁有七八十艘沙船，2000多名雇工。他們還開設了許多商號、錢莊，企業遍佈松江，人稱「郁半天」。去世前一年，他在城內喬家濱購地造屋，成為上海首富，人稱「上海大郁家」。
海運被納入清政府糧食運輸體系的那一年，郁潤桂去世，享年54歲。他32歲的長子郁彭年繼承父業，承辦海、漕糧運，並在商船會館中被推為總董，將家族事業推向了高峰；次子郁松年是一位藏書家，是著名經濟學家於光遠（原名郁鍾正）的先祖。
1853年是郁氏家族的一個轉折點。郁彭年本患有氣喘病，加之多年勞累過度，在這年病發辭世。這時也正是小刀會起事初佔上海城之時，城內富戶士紳都避之不及，進入租界，而繼承家業的郁松年選擇為兄守柩而留在了城中。
在清軍圍城、民食艱難時，郁松年出資賑濟，民感其恩，曾作歌謠頌之。官府聞聽，也示之以兵餉軍需目錄，這就是陷郁家於兩難境地的「外捐官軍，內捐賊匪」的故事，從此，郁家與官方關係微妙，以至於1855年2月，清軍攻陷上海縣城時，郁家被官府處罰，在認捐20萬兩白銀後，郁家才算沒事。
雖然有兵船保護，但因經常遇襲，而帆船又不盡安全，寧波船幫領袖費倫志、盛植琯開始商議購買大輪船護航。1854年冬天，經在滬寧波商人張斯臧、楊坊的鼎力相幫，大家集資白銀7萬兩向外商購得寶順號輪船，這是上海最早的萬噸輪船。
朱棣於1415年決定開通從杭州到天津的數百里大運河，這敲響了海運糧食的喪鐘。由此從事海運的人數、造船、海員的數量、海員的地位、船舶的修理、船舶的體積等均受到了嚴重影響。繼葉機之後，浙江人出任上海知縣或道台者為數甚多。被小刀會擊斃的上海知縣袁祖德，就是浙江錢塘人。
1854年8月，藍蔚雯成為吳健彰之後的上海道台。他雖原籍廣東大埔，但寄籍浙江定海。也是在這一年，14歲的寧波人葉澄衷來到上海，在法租界一家雜貨店當起了學徒，17歲時便在黃浦江上搖小舢板，專做供應外國輪船日用品和副食品的小生意。
1836年，徽州人汪忠增出任上海道台時，發動徽商出資建造了土地免稅的徽寧會館。在藍蔚雯任道台時，四明公所董事謝心、莊巨、方椿等人呈請藍蔚雯，將四明公所劃入官圖，免去稅收，得到成全，藍蔚雯還欣然撰寫了四明公所義塚碑文。
1859年，另一位浙江人吳煦督理上海海關兼上海道台，1860年，為欽命鹽運使署上海道台。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吳煦干了兩件在洋人及清政府眼中都可圈可點的事情。一件事是，在任上海道台前，他奏請由廣潮商人協助收取鴉片捐稅，成績不菲。另一件事是，他與同鄉買辦絲商楊坊組織洋槍隊，用西洋方式訓練士兵，並組織菲律賓僱傭兵參戰，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不僅如此，楊坊甚至將女兒嫁給洋槍隊首領華爾。不幸的是，華爾很快戰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