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與後來投奔吳長慶的袁世凱（1859~1916）一起成為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這是他與袁世凱淵源的開始。在朝鮮戰爭中，吳長慶聽從張謇建議，起用新人，並推薦了袁世凱，袁世凱從此在軍營中漸漸嶄露頭角。1884年，如袁世凱所預言，中法在越南開戰，戰事往北蔓延。1884年5月，吳長慶率三營淮軍回防中國北方。日使和朝鮮國內親日派勾結髮動政變，劫持朝鮮國王，處決親華派，這就是朝鮮歷史上的「甲申政變」。在來不及向國內請求的情況下，袁世凱一人帶隊直衝王宮，苦戰一日一夜，將朝鮮國王救出帶往清軍大營。此事引起了清政府對袁世凱的關注，此時袁世凱尚不足25歲。
但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在主戰和主和立場的選擇中，袁世凱背棄了主戰的吳長慶，投靠了主和的李鴻章，這讓張謇氣憤不已，他親自執筆，聯名數人給袁世凱寫了一封長達8000餘字的譴責信，不久便和袁世凱斷交。到李鴻章甲午一役身敗名裂後，袁世凱又馬上巴結榮祿。及至榮祿一死，他又搭上慶親王奕劻。就這樣，袁世凱一步步登上了權力的巔峰，這是後話。
甲午戰爭後，李鴻章簽訂了《馬關條約》，這一喪權辱國之舉，遭到了清流派、維新派的強烈譴責。時值18省1300多名舉子在京會試，37歲的廣東南海考生康有為在一夜之間趕寫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強烈要求光緒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這就是震驚天下的「公車上書」。
張謇也義憤填膺，那時張謇正在守制，沒有任官，這一事件加深了他對軟弱的清政府的失望。在張之洞相邀之下，張謇最終帶著「捨身喂虎」和替書生爭口氣的心態，走上了辦實業這條道路。這是他的不歸路，儘管也有氣餒和抱怨，儘管沒有完全脫離政治，但從此，他熱衷於舉辦實業，並將主要精力放在了興辦工廠及舉辦教育等公益事業之上。
如果說在張謇人生的前42年裡，翁同龢是他生命裡的貴人的話，那麼他後半生的恩人便是張之洞。張之洞與張佩綸一道，是北清流派的代表人物，都來自河北。兩位與清流為伍的官僚，在生命的最後20多年裡，都順應時勢、不知不覺地擎起了洋務大旗。
張之洞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晚清「四大名臣」。毛澤東對張之洞評價甚高，曾說「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對於剛中狀元不久的張謇來說，張之洞就像一面旗幟，成為他生命中冥冥的坐標。
換句話說，同樣的清流意願、同樣的主戰態度、同處轉型背景之下，張謇對於張之洞的認同，無意間讓張之洞成為中國從洋務思想向更進一步的「實業救國」思想過渡過程中的一位關鍵人物。儘管張之洞在吸引有才幹的商人方面，與李鴻章相去甚遠，對張謇的指引卻是其識人的一大亮點。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張謇已興辦各類企業二三十家，形成了一個以輕紡工業為核心的企業群，一個在東南沿海地區獨佔鰲頭的新興的民族資本集團。這麼多企業集中在江蘇南通城北外6公里的小小唐閘，有人說這裡儼然一個「小漢陽」。只不過，張謇不像張之洞那樣能調動國家投資。作為開埠城市，漢口活躍著外國資本勢力、晚清政府階層、武漢近代民族工商業階層，而南通主要依靠民間投資。張之洞在武漢主持的多是重工業，張謇在南通則主持輕工業和民生工業。武漢三鎮歷史悠久，在三國、漢末和明末前，武昌、漢陽及漢口三鎮已分別形成，而南通在張謇經營下，也奠定了一城三鎮的城市格局。唐閘是工業區；西北的天生港有碼頭、海關、火柴廠、電廠等，是港口區；城南是文教商貿金融休閒區。
張謇在南通20年間所參與的企事業數量高達180餘家，囊括工業、墾牧業、交通運輸業、金融商貿、商會民團、文化教育業和公益事業。即使到現在，大多數南通人的小學、中學甚至大學生涯都還是在張謇所創辦的學校裡度過的；大多數南通人最常去的電影院是更俗劇場，張謇當年在這裡接待過歐陽予倩、梅蘭芳、袁克文；大多數南通人都在濠河岸邊的公園裡散過步，曬過太陽，打過水漂，這個公園是張謇當年規劃的5個城市公園之一。
清華大學教授、兩院院士吳良鏞先生說：「南通是近代史上中國人最早自主建設和全面經營的城市典範，其起始之早、功能之全、理念之新、實踐意義之強，堪稱『中國近代第一城』。」《南方人物週刊》在《張謇：近代實業第一人》一文中這樣評價張謇對於南通的意義：
如果說城市也有血脈的話，那南通的血管深處，永遠活著一個張謇。這個城市裡有個說法叫「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張謇。
在20世紀初的中國，南通彷彿是一個黃金城市。舉國動盪，這個江蘇一隅的縣城卻在張謇的主持下建立了一個相當完善的城市系統。
張謇的事業並不是蘇商裡做得最大的，但他的影響卻是最大的，這種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蘇商的範疇。晚清狀元、實業先驅、民間首任實業部長，這些榮譽與頭銜讓他成為歷史標籤。儘管在胡適看來，張謇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偉大的失敗英雄，但他高擎的「實業救國」大旗，用一位讀書人不同凡響的報國熱忱和情懷，共鳴了一個時代，引領和啟蒙了一個時代具有理想和抱負的中國人，這是他遠非一般實業家所能比擬的高度和境界。
張謇，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非巨富，但社會地位很高。他是那個時代政府鼓勵創富所樹立的一面旗幟，也是中國早期商業經濟領域教父級的人物。
無錫商人鏡像
張謇曾說，南通事業由其個人主持，較有系統，但要維持久較難，不若無錫之能人自為戰，可以永興不敗。
清末時無錫已有新式學堂120所，20世紀20年代，在無錫商人的積極參與下，無錫的新式學堂陡增至380所，形成了初等、中等、職業教育相並舉的格局。在無錫市中心的崇安寺附近，有一座城市公園，名叫公花園，建成於1905年，這是江蘇省歷史上第一個供市民免費遊樂的公園，由無錫工商界人士集體捐資建造。
另外，榮宗敬、榮德生兄弟修建的梅園、錦園，王禹卿修建的蠡園，楊翰西修建的橫雲山莊、澄瀾堂、長春橋，王心如、王崑崙修建的七十二峰山館等景點，都在建成以後，免費向市民開放，使無錫變成了被眾多公園簇擁的花園城市。
京杭大運河全長約1794公里，在無錫境內長40.8公里，流過無錫市區的長度是14.96公里。運河兩岸鱗次櫛比排列著前店後坊的江南民居建築，在河水的映襯下，處處蕩漾著江南小城的韻味。就是這座小城，在100年前相繼湧現出周舜卿，楊宗濂、楊宗瀚兄弟，祝大椿，唐驤庭（香港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曾祖父），薛壽萱（曾任中國駐英、法、德、意4國公使的薛南溟第三子）等眾多民族工商業的鉅子，他們在無錫沿大運河兩岸或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武漢、鄭州等地，用跌宕起伏的人生，抒寫了一段段傳奇。
1904年，周舜卿（1852~1923）在家鄉周新鎮創辦了無錫第一家機器繅絲廠——裕昌絲廠。更讓他揚名的是，1906年，他按有限公司體制集資50萬兩白銀，在上海創設信成商業儲蓄銀行，取「有信必成」之意，這是中國民營銀行的鼻祖，也是中國第一家有貨幣發行權的民營金融企業。
在張謇實踐著一個實業家之於一座城市的理想的時候，周舜卿也在無錫通過辟道路、創工廠、設店舖、開郵局、辦中小學校和養老院，使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落發展成了一個新興市鎮——周新鎮。1933年，年僅23歲的曹禺寫成了多幕話劇《雷雨》。劇中的老爺周樸園，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有趣的是，《雷雨》上演後，便有了周樸園的原型實是當時上海灘的大富豪、錫商代表人物周舜卿的傳聞。從開礦到休妻，周樸園與周舜卿之間的確有許多相似之處。
在中國商業史中，兄弟默契配合創立家業的例子不在少數。1904年後，張謇與張察弟兄倆情深意篤，配合相得益彰：張謇主外，操控全局；張察主內，沉穩幹練。1906年，廣東佛山人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在香港創辦南洋兄弟煙草公司，1907年廣東香山人郭樂、郭泉兄弟在澳州創辦了永安百貨。這種情況在無錫楊宗瀚和楊宗濂、榮宗敬和榮德生兄弟身上再次得到體現。不同的是，楊氏兄弟只專注在南通一處，整理和實踐著自己的抱負；榮氏兄弟則先立足於無錫，後放眼上海灘，爾後環視漢口、徐州、鄭州等地，事業走得更遠。
作為無錫第一家近代企業和無錫近代工業的奠基人，業勤紗廠和楊氏兄弟已經永遠融入了無錫工業發展史，但真正讓無錫這座城市揚名中國的，卻是比楊氏兄弟晚一代的榮氏兄弟。
無錫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為什麼會走上實業之路？榮宗敬給出的說法是，自己年輕時崇拜張謇，認為只有多辦工廠，發展工業，才能「杜侵略」、「抵外貨」。榮德生平生也處處推崇並倣傚張謇，這是榜樣的力量。張謇一生，最喜歡用的花押是「自強不息」四字，有時簡寫為「自強」二字。他兒子評價父親說，「時時刻刻，抱著用世之心和創造事業的大志。他做事，嘴裡不說空話，只管做實事，筆下寫出來的，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事。碰到棘手困難的事，只是不聲不響，一不求人，二不氣餒，終日終夜，想應付解決的方法。有時越碰釘子，越提他的勇氣，越經困難，越振作他的精神。他的成功，沒有一件不是從勞苦困難中得到」。
張謇曾對下屬說過：「一個人到了危難的境遇，還是要抱定牙齒打落在嘴裡和血吞，連手都用不著去摸肚子。」大生紗廠的初創和通海墾牧公司的初創，靠的都是他的這股子勁。榮氏兄弟的創業歷程靠的何嘗不是這股子勁呢？在祝賀兄嫂60歲的文章中，榮德生寫道：「家兄一生經營靠的不是充實的資本，而是充實的精神，精神才是立業之本，而這個『精神』，就是《易經》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以大生紗廠為起點，張謇著力建設家鄉南通。榮氏兄弟同樣以實業為基礎，開發無錫。梁啟超說起中國地方自治，常以無錫與南通並舉。1943年榮德生70歲時，錢厚基將無錫與南通、榮氏兄弟與張謇兄弟相提並論。而通過榮毅仁、榮智健的傳承，榮氏家族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屈指可數的具有百年商業基因傳承的家族。
追溯榮家的百年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個動盪的時代，朝代的更迭、軍閥的混戰、外國的侵擾、政治的腐敗等，每一種情況背後都藏著不為人所知的險境，我們很難想像當年創業的艱難和創業者性格的堅韌。
用傅國湧的話說，以榮氏為代表的民族企業家一直致力於國家的重建與復興，然而悲劇性的是，每隔30~40年，這個進程就會被外亂和內患所打斷，所以對於那個時代踐行「實業救國」的商人們，我們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