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祖籍徽州但在外地發跡的湖州絲商張頌賢（1817~1892）一樣，胡雪巖也是出身徽州，不同的是他發跡在杭州。胡雪巖的紅項商人身份，在中國無人不知，張頌賢卻為人知之甚少。張頌賢是湖州商人「四象八牛」中的「四象」之二。所謂「像」，指擁銀百萬兩以上的絲商。他的孫子張靜江，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
1870年左右，胡雪巖與湖州南潯「四象」之一的生絲商人龐芸皋合作，從事絲出口生意。19世紀七八十年代，胡雪巖察覺到在滬洋商日益掌握絲價主動權，抑價收購，使華商吃虧過甚，於是，他集結散戶，合力對付洋人，以圖扭轉局面。
從1882年5月開始，胡雪巖墊付大量資本套購運往上海的所有生絲，外商想買一斤一兩也不得，生絲價格大幅上漲。外商就向胡雪巖說願加利1000萬兩白銀，將其手頭的生絲如數轉買，而胡雪巖非要1200萬兩白銀不可，雙方沒有成交。胡雪巖邀請絲業同行合議，收盡各地生絲，共進退，迫使外商高價收購，以圖厚利。
在英國駐滬領事麥華佗看來，過去中外貿易是冒險事業，但在電報使用和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後，「它將被只有最低利潤的穩健商業代替」。他是在目睹了一批洋行先後倒閉後說這番話的。當胡雪巖試圖坐莊時，風險也正向他襲來。
1883年1月，著名的金嘉記絲棧倒閉，2月11日，大約50家商號、41家錢莊關門。1883年，中國生絲再度減產，估計只有35000包，而意大利絲再獲豐收，雪上加霜的是，此時中法戰爭爆發。1883年11月，胡雪巖與江浙絲商的價格同盟不攻自破，胡雪巖損失慘重。
更不湊巧的是，胡雪巖為左宗棠籌措軍需向匯豐銀行的貸款中，有一筆80萬兩白銀的借款到期，這筆款項是以各省的協餉作擔保的，每年協餉一到，上海道台就會把錢送給胡雪巖，但盛宣懷事先給上海道台邵友濂打招呼說，「李中堂想讓你遲一點劃撥這筆錢，時間是20天」，邵友濂照辦。
隨後，盛宣懷又串通由同鄉席正甫操持的匯豐銀行向胡雪巖催款。左宗棠遠在北京軍機處，來不及幫忙。胡雪巖就從阜康錢莊調出白銀80萬兩，以備急用。之後，盛宣懷又托人到銀行提款擠兌，並放出風說胡雪巖囤積生絲賠了血本，挪用了阜康銀號的存款，局面一時失控。
胡雪巖把他的地契和房產都押了出去，同時以虧損白銀150萬兩的代價賣掉積存的蠶絲，希望能夠挺過擠兌風潮，但為時已晚。1883年12月1日，阜康錢莊上海總號倒閉。消息傳開，阜康錢莊各地分號相繼關門，引發當地擠兌風潮。
胡雪巖一生倚仗兩位人物崛起，一是王有齡，二是左宗棠。前者，胡雪巖曾資助其500兩銀子，作為其進京進入官場的費用。投桃報李，王有齡資助胡雪巖開辦了阜康錢莊，並在太平天國運動中，讓近水樓台的胡雪巖辦理糧械和漕運事宜。1862年，王有齡困守杭州城兩月，城破，以身殉節。
隨後，左宗棠以浙江巡撫身份，全面署理浙江事務。胡雪巖以籌糧及軍費而獲得左宗棠的信任，福建水師就是在左宗棠首倡、胡雪巖籌款下創辦的，但在中法戰爭中，福建水師全軍覆沒。1884年9月，左宗棠病逝福州。
據傳，恭親王奕訢、協辦大學士文煜在此胡絲一案中也折虧百餘萬兩白銀。清政府立即出面干預，各省開報胡雪巖虧欠公款以及虧欠兩江與江海、江漢關採辦經費總計達白銀240多萬兩。1884年11月，胡雪巖被革職查抄。
暮年，胡雪巖靠開辦的胡慶餘藥店收入維持餘生。1885年，這位曾紅極一時的晚清紅項商人黯然離世。與他同樣落魄的還有唐廷樞，1892年，花甲之齡的唐廷樞病逝於天津，身後「家道凋零」、「子嗣靡依」。輪船招商局從公積金中撥銀1.5萬兩，以示格外體恤。
有分析認為，胡雪巖與盛宣懷分屬不同的利益集團。胡雪巖的後台是左宗棠，盛宣懷的後台是李鴻章，左宗棠與李鴻章有極深的矛盾，這就是胡雪巖、盛宣懷爭鬥的緣由。另外，輪船招商局舉辦之前，胡雪巖曾表示有入股意向，但最終沒有下文，讓李鴻章不盡痛快。儘管胡雪巖成功地向李鴻章推薦了寧波人嚴信厚，似乎為釋前嫌，但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個性鮮明的蘇商群體
晚清時期，有兩位江蘇商人將各自的角色做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們就是買辦商人席正甫和幕僚商人盛宣懷。
前者與唐廷樞、徐潤、鄭觀應並稱「晚清四大買辦」，但後三位香山買辦，無論做買辦還是後半生轉做實業，他們的生意或者說事業都沒有被家族以繼承的方式得到延續，而席正甫則讓整個家族承襲了買辦血統，進而讓一個家族屹立上海灘半個世紀不倒。
盛宣懷則是那個時代幕僚出身的商人中轉型最為成功的人。這個亦官亦商的人，隱忍持重，能屈能伸，在舊氏沙船商人、買辦商人、官場的不同派系之間游刃有餘，做了那個時代「官督商辦」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這段交織著保守派與洋務派、買辦商人與幕僚商人、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等多重爭鬥的歷史中，盛宣懷游刃其間，演繹著屬於他的傳奇。
盛宣懷，最早提出了「官督商辦」的思想，並在晚清一步步成為最懂工商業的官僚和最不受商人歡迎的官商。作為跨越商官的兩棲商人，他一步步成為晚清官商第一人，也是那個時代商人中爭議最大的一個。
在盛宣懷那裡，權勢也被當做謀商的手段，儘管盛宣懷從來就是一個商人。他一步步登上權力的巔峰，並將晚清主管經濟最具份量的郵傳部尚書一職收入囊中。他直接促成了中國大陸最早的跨行業、跨地區商會組織——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的成立，但他的初衷似乎是想以此來影響中央政策，營造舉國商辦的氛圍，進而將洋務企業變成商辦企業，甚至想將它們納入自己名下。
最讓人驚詫的是，一心倡導商辦的盛宣懷，卻在晚清鐵路收歸國有的運動中，成為最忠誠的執行者。該運動導致辛亥革命的爆發，盛宣懷終以「誤國首惡」的名聲留在了《清史稿》中，成就了一段奇特的商業史。
不論在當時還是現世，盛宣懷都與李鴻章一樣，是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但盛宣懷提出的一個命題，即使在130多年後的今天，仍是政商兩界需要思考和解決的，那就是做官的如何照顧經商的，經商的如何考慮國家，這是一位跨越時空的商人所留下的曠世命題。
以胡雪巖失手生絲貿易為標誌，除了以厚實的政治背景為依托的周學熙和孫多森外，徽商的光芒已經日益被江蘇商人和寧波商人所遮掩。當上海政界以吳健彰和葉廷眷為代表的勢力，相繼被來自浙江定海的藍蔚雯和杭州的吳煦兩任道台所取代時，廣東商人的地位在不經意間被蘇商和寧波人逐步取代。
其他蘇商中，銀行家陳光甫（鎮江人）是一名「海歸」，他是那個時代民營金融業首屈一指的開拓者。作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總經理，他與席正甫一道充當了山西票商掘墓人的角色。
陳光甫還開創了中國人自辦旅行社的歷史。他的一個理念是，「本行欲在某地發展，先在某處辦旅行社……故旅行社為銀行之先鋒隊」。很快，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旅遊部，發展成為享譽全國的中國旅行社（1949年後歇業）。
當以長途貿易起家的山西貿易商人活躍在張家口、包頭、恰克圖、遼寧朝陽、甘肅西寧時，一句句民諺點滴記錄了這個時期為生計而奔波勞頓的晉商。近代江蘇商人了然沒有晉商的草根氣息和長途跋涉的勞頓，他們的命運似乎更多與集股招商、公司章程、中外商戰、外資銀行等近代的商業元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你很難從他們身上再看到傳統商人的影子，他們已然打上了洋務運動、實業救國及近代商人的時代烙印。
在那個社會動盪、英雄不問出處的時代，蘇商個個都有著鮮明的個性。這一群體的角色包容度之大，是其他商幫無以比肩的。除買辦世家席正甫家族、曠世官商盛懷宣、銀行家陳光甫外，無論是來自常熟的主張實業救國的清朝狀元張謇，還是來自無錫的有「麵粉大王」和「紡織大王」雙料之稱的榮德生、榮宗敬兄弟；無論是出生於吳縣（今蘇州）、與范旭東等人創建了亞洲第一座純鹼工廠永利鹼廠的化工專家兼商人陳調甫，還是出生於淮安的「海歸」銀行家、金城銀行的創辦者周作民，個個都如雷貫耳，形象鮮明。
由他們組成的蘇商群體，成為橫跨晚清、民國、新中國初期的一大商幫。如果算上當時歸江蘇管轄的上海（1927年，中華民國政府設上海特別市，從此，上海在法律上脫離江蘇管轄），那麼江蘇商人的陣營中還應包括我國氯鹼工業的創始人吳蘊初和中國現代企業管理的鼻祖、棉花大王穆藕初。
浙商與蘇商在銀行業也同樣叱吒風雲。與蘇商在麵粉、紡織等行業一枝獨秀不同，浙商在輪船、錢莊、醫藥、電影、火柴等行業獨領風騷，此一。
第二，蘇商領袖中少有浙商中像虞洽卿、朱葆三、傅筱庵等飽受爭議的角色，這讓蘇商群體以其不盡出格之姿而顯得較為中正。無論是張謇還是席正甫，無論是陳光甫還是榮氏兄弟，都是中國商幫史上某一領域的代表性人物。即便有如盛宣懷這樣不遺餘力地通過官職的爬升而謀求財富者，但也並非肆無忌憚之人，總體還是有所追求和克制的。
第三，寧波商人主要群聚在上海，並輻射天津、漢口等地，蘇商則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城市經濟體系中，依托蘇州、南通、常州、無錫（清時常州、無錫同屬常州府），跨越天津、漢口等地，以全面開花的姿態，迎來了蘇商在中國商幫史上的輝煌。
張謇身上張之洞的影子
在中國歷史上，狀元出身的宰相為數不少，可狀元出身出來辦實業者寥若晨星。屈指算來，也就兩位。一位是蘇州人陸潤庠（1841~1915），一位是南通人張謇。首先邁出這一步的是陸潤庠，但他仍熱衷於仕途，所以真正成為實業家的只有張謇一人。張謇興辦實業，是晚清版的官員「下海」。
33歲時，陸潤庠中了狀元，張謇還只是一介舉人。沒有放棄的張謇，又連續4次參加進士考試，但都名落孫山，於是他發誓不再參加科舉考試。每個走在求索路上的近代中國人，似乎骨子裡都未曾完全擺脫過為官求名、光宗耀祖之念想。無錫的榮德生也是這樣，只不過，榮德生的父親以「小官得資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無本事做」的說辭，打消了榮德生的這一想法，張謇家族則沒有榮氏父親那樣開明。
1894年春天，慈禧六十大壽，清政府破例多開了一次科舉考試，此時張謇已經41歲，他的祖父和父親仍逼著他走進了考場。主考官翁同龢點了張謇中頭名狀元，張謇很快成為六品翰林院負責修撰的官員裡的一員。
23歲那年，僅是秀才之身的張謇成為吳長慶的幕僚文書。期間，他為吳長慶起草的政論文章《代某公條陳朝鮮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以對外國侵擾採取強硬政策的立場，受到兩位蘇州人出身的「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的賞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