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淇變法，並沒有改變山西鹽商累積的勢頭，山西鹽商作為國內鹽商老大的地位並沒有發生變化。從明朝中期開始，山西經商之風漸已形成，經營各種商品的巨商大賈相繼湧現，這時山西平陽、澤潞有「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之說。
山西鹽商家族所率先達到的權勢，在鹽商敢於參奏戶部尚書以及戶部尚書辭職等事件中表露無遺。尤其是因開市所引發的政治大地震，更是顯露出了明朝鹽商特權家族的勢力之大。
戶部尚書的辭職
1518年，一場發生在商官之間的較量，顯示出了山西鹽商作為「幫」的份量。
這場較量發生在呂鈴等山西鹽商和戶部尚書葉玠之間。如果說開中制和折色制是政府鹽業運輸、銷售商業化的表現，那麼呂鈴等鹽商就是試圖在鹽業生產民營化上打開一個缺口。他們的要求是鹽業生產領域國退民進的體現。目前中國的鹽業生產、銷售均由國家專營，從這個層面來說，明朝鹽業的民營化遠比今天走得遠。
葉淇變法的著眼點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所以他並沒有考慮到、事實上也沒有解決政府拖欠商人的鹽引問題。儘管1489年明朝出台了允許食鹽生產者私自賣鹽給商人，但由此加劇的私鹽氾濫，讓這一問題的解決更為複雜化。弘治年間，河東鹽年辦鹽課額才42萬引，到了1509年，拖欠往年的正額鹽就達46萬多引。
官辦下的鹽業生產效率低下問題也凸顯了出來。嘉靖以來，政府一直努力採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以增加官鹽銷量，以期提高鹽稅收入。可是由於人口相對固定，食鹽市場有限，加之官鹽稅負重，成本高，使得價廉質優的私鹽在市場競爭中勝過了價昂質次的官鹽，政府的種種努力歸於失敗。在大部分的時間裡，官鹽在遠離產鹽地的省份供應不足，大量積壓在鹽場。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國家失去了鹽課收入而私鹽氾濫。在16世紀20年代、60年代和1600年左右發生了三次嚴重的鹽務危機。
當時，灶戶是國家鹽業的生產者，以服徭役的形式由國家招募。他們所生產的鹽要全部上繳官倉。政府對他們規定的鹽業生產量叫正額鹽，正額鹽之外所產的鹽叫余鹽。基於對灶戶的鼓勵，生產出的余鹽可獲得高於正額鹽一倍的工本費，但問題是，朝廷並無力向灶戶支付余鹽的工本費。另一方面，明朝的官鹽產量也在增加。河東鹽由宋朝的年生產最高8000多斤，上升到了1604年的2.8萬多斤，行銷區域也在擴大。
在這種情況下，1518年商人呂鈴等人上奏說，在河東鹽池的東場、西場和中場鹽池中，僅中場鹽池一區的生產量，就已經足夠作為正額鹽繳納，其他鹽池的生產量都被閒棄。他們懇請每一鹽引定價一錢二分，「召商中納，令其自雇伕役撈辦關支，庶官民兩便」。
對於商人的這一懇請，戶部尚書石玠不僅不採納，還認為這是奸商玩法，所以欲治其罪，但因呂鈴等有豪貴支持，石玠最終作罷。石玠是今河北省稿城人，與父親、弟弟三人同為進士，父親曾擔任山東按察使。因敢於直言，石玠名列明代三大名宦之一。
這是一次沒有明確勝負的官商較量。之後，對於是否允許商人自備工本僱人參加鹽池生產，官方沒有明確表態，但在正德、嘉慶後的隆慶年間（1566~1572），河東巡鹽御史郜永春曾說過，鹽丁把鹽業生產視為官事，貧民則把它視為家事，由此而產生的賣力程度也迥異：鹽丁出的力「十不得一二」，貧民則「一可以當十百」。
來自民間的商業實踐，最終還是得到了官方的默認。明初廢除中書省後，以六部分理天下庶務。六部之中，吏部的職位最尊，戶部的權勢最重。即便如此，該事件中石玠不得不罷手的結局似乎可以說明，這時的晉商勢力已經不容小覷，並有了一定的政治靠山。
這期間，大同鎮積欠山西商人周全等糧草價銀10萬餘兩。因長期討要不給，周全等人屢奏戶部催要，最後戶部用撥付鹽引及其他款項的辦法予以融通補償。另一個山西商人郭弼到河東鹽場取鹽卻無鹽可支，後奏准其改支淮鹽22萬引，折銀四五萬兩。《明史食貨志校注》甚至還有記載，秦金，1527年官至戶部尚書，因反對商人逯俊等奏要30萬兩淮鹽引，遭到權貴打擊，被迫辭職，這是山西鹽商勢力的預演。
除在政治上逐漸滲透努力外，山西鹽商也在積極應對徽商逐漸興起的努力。葉淇變法之初，山陝富民也應時而變，紛紛內徙淮浙，以與徽商「分庭抗禮」。僅在揚州經營鹽業的山西太原府代州籍商人，就有閻瑤楚、楊繼美、馮天棣等人。閻瑤楚的祖父和父親先是納糧報中於北方邊鎮，換取鹽引，以太原望族的身份在兩淮從事鹽業貿易。到明中葉開中制由納糧改為納銀後，他由邊商轉為內商，「舉家遷居揚州」，清初時，閻家還出了個大學者閻若璩。
鹽是古代的戰略物資，在國家財稅體系中佔據著非常關鍵的地位。淮浙鹽場，又在國內鹽業市場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為全國最大的鹽場，僅僅兩淮鹽場的額征鹽課就佔據了全國鹽課總量的一半以上。可以說，淮浙鹽區的稅收收入牽動著明清政府的神經。
當時淮、揚一帶，山陝商民的勢力很大。在1558年前後沿海倭寇侵擾之時，世居揚州的山陝鹽商家屬曾選送500名驍勇善射的精壯子弟組成商兵，馳騁於抗倭疆場，可見晉人之多。這種商兵組織，比20世紀初國內商團組織的出現早了將近350年。
從開中制到折色制，山西商人為改善生存和生活條件表現出了他們所擁有的闖勁、開拓意識、不懈追求的執著感、對商業機會判斷的敏感性和對資本積澱的追求。當這些積累所形成的勢能以政商結合的方式體現在鹽業組織中時，晉商捷足先登的先天優勢被發揮到了極致。
嘉靖時內閣大學士嚴嵩的兒子嚴世蕃曾這樣說，「天下富家，積資滿五十萬以上，方居首等」，而在其列入「首等」的全國17家富商中，晉商占三家，徽商佔兩家。
鹽商豪勢與政治鬥爭
明代山西商人靠販糧販鹽發家致富，散見於各類史籍。蒲州范世逵、洪洞李映林、臨猗閻天傑、大同薛氏和李氏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但最為聞名者，當數蒲州的官商家族張四維家族和王崇古家族。
王崇古，今山西運城永濟縣人；張四維，今山西運城芮縣人。在明時，兩地均屬平陽府的蒲州。前者時任宣大總督，後者為吏部侍郎。兩家都有鹽商背景：王崇古之父王瑤、伯父王現、長兄王崇義、從弟王崇勳、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張四維的父親張允齡、叔父張遐齡、弟張四教、岳父王恩等也都是晉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