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是元朝時避亂永濟的張思誠的後代。到張允齡一輩時，始遠遊從商，西到蘭州，販貨張掖、酒泉，數年後又南至淮、泗，往來楚、蜀之間。雖然身在商界，但張允齡視財利甚輕，篤信重義，南北所至，為眾商所敬服。在遇到事情時，他往往判斷正確無誤，人們甚至懷疑他有異術。雖然說張允齡足跡半天下，但也是拮据20年。他的弟弟張遐齡也到過吳越、廣州、南昌等地，但資本耗盡，窮困而歸，並不成功。
王家的第一代商人是王現、王瑤兄弟，「生財而有道，行貨而敦義」，是時人對這對兄弟的評價。他們的父親官至管教育的鄧州學正，但沒有什麼實權。叔叔王珂也曾中進士，任中書舍人，但早逝。經商的王氏兄弟倆一生奔波在外，辛苦勞頓自不用說。哥哥王現為士不成，然後就外出經商，到過洮隴、張掖、敦煌及巴蜀、吳越等地，最後客死鄭家口。弟弟王瑤，也輾轉多地，西到陝西、張掖、酒泉，東到淮浙和蘇（州）湖（州）之間。
王瑤的三子就是王崇古，他於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進士，歷任刑部主事、陝西按察、河南布政史、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部督。
在明朝，鹽業是反腐敗的重點領域。明政府禁止4種高官及其家人、奴僕從事鹽商業務，這4種高官分別是監察官員，權勢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但在宣德、正統年間，這項禁令成為一紙空文。
成化年間，原來在禁止之列的達官顯貴居然直接奏請皇帝取得巨額鹽引，然後轉賣給商人以獲暴利。到弘治年間，鹽業已被這些官員壟斷，商人要想獲得鹽引，必須依靠官家。
1571年4月，河東巡鹽御史郜永春發起了對王崇古和張四維的彈劾。他說，鹽法之壞，在大商專利，勢要橫行，並稱王的弟弟和張的父親是大商，言下之意，王張家族為勢要，請皇帝「治罪崇古，而罷四維」。
郜永春彈劾的要害之處在於，王張兩家是姻親，張四維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也就是說，王崇古是張四維的舅舅，王崇古的大姐嫁給了喬居蒲州的鹽商沈廷珍的長子沈江。張四維的三個弟媳婦分別來自當時的山西巨商王氏、李氏和范氏家族。張四維的一個兒媳婦是兵部尚書楊溥的孫女，張四維的女兒嫁給了內閣大臣馬自強之子馬淳，馬自強之弟馬自修則是著名的陝商。
在經濟學家梁小民教授看來，張、王兩家第二代經商能夠遠遠超過第一代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政商合一。姻親關係將兩個家族豪勢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這是一個特權政商家族，其日後對歷史產生的影響，在中國商幫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從時間上看，在郜永春彈劾王張兩人的前一個月，即1571年3月，一場持續了三年、對蒙古是戰是和、是否對蒙古開放馬市的爭論，剛以議和派佔據上風而告終。
這場爭論源於蒙古首領俺答的養孫把那漢吉投降。他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兒做未來的妻子，但俺答卻將其所聘之女許配給了其他人，把那漢吉一氣之下，於隆慶四年（1570年）9月到大同鎮敗胡堡，投降明軍。
把那漢吉的歸附是接受還是拒絕，直接事關明政府與蒙古族中最強大的韃靼部落的關係。此時俺答已調兵向明朝索要把那漢吉，明蒙關係處於千鈞一髮之際。在過去的近30年間（1542~1570），蒙古族韃靼部首領俺答多次提出通貢互市要求，但遭到明政府的拒絕，明政府甚至斬殺蒙古來使，傳首九邊（將蒙古來使的首級給九邊將士看），明蒙關係緊張到韃靼部頻年入犯，明朝北部邊境「華夷交困，兵連禍結」。
這時大同的最高軍事首領就是宣大總督王崇古。軍人出身但有商人家庭背景的王崇古認為，「此奇貨也」！他深知此事可以游刃有餘之處，就與時任大同巡撫方逢時聯名上疏，提出把那漢吉歸附事件的上、中、下三策，並把封賞把那漢吉作為上策。
當時的御史饒仁侃、武尚賢、葉夢熊，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等堅決反對接受把那漢吉歸附，主張對蒙古採取強硬軍事手段。王崇古、張四維、張居正（湖北人）等則主張議和開馬市，兩派觀點針鋒相對，以至於兵部尚書郭乾不知所措。
最終，隆慶皇帝採納了議和派的建議。俺答原以為養孫自投羅網，必死無疑，後聽到把那漢吉不但沒死，反而封了官，於是將明朝叛臣送還明朝，換回養孫，並上書願世代服從明政府。王崇古再次上奏朝廷，希望加封俺答爵位，將其作為屬國，與俺答訂盟通貢，開放馬市。
隆慶皇帝從其議，與蒙古議和，封俺答為順義王，其幕下皆授銜，是為「隆慶議和」。議和內容還包括，允許與蒙古通商貿易，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關）三鎮的長城以外開設馬市，蒙古族用馬匹換取其需要的布帛、菽粟、皮貨、服裝、針、線等物品和雜貨。
明政府以每年付出馬價銀10萬兩和撫賞韃靼部銀22000兩的代價，獲得該部每年上貢500匹馬和在馬市交易14500匹的承諾。此後，俺答汗四代世襲封貢至明末。
在主和派看來，雙方的敵對狀態是因為明政府的閉關政策。如果雙方能夠各取所需，邊區安寧足以維持。主戰派更多是從雪恥報國的角度來看待與蒙古的關係，而主和派則更多是從順應經濟發展的趨勢出發。
王崇古是議和的主要推動者，《明史》記載，「貢幣之議崇古獨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書張四維也是議和的積極推動者。為了實現議和及開馬市，張四維曾設法聯絡內閣大臣高拱。《明史》載：「俺答封貢議起，朝右持不決。四維為交關於拱，款事遂成。」
時任內閣大學士的張居正也是議和派的主要人物。當年司馬相如曾為西南夷事奏請漢武帝，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有句話意味深長：「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就隆慶議和之事，張居正曾借用這番話，用知己的口吻給王崇古寫信說：「此所謂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
雖然郜永春彈劾王崇古、張四維之事不直接涉及隆慶議和問題，但從彈劾時間來看，顯然是對議和派的不滿。兩派的分歧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鬥爭錯綜複雜，隨後引發了明朝歷史上一場大的政治地震：兵部尚書郭乾辭職，次年五月，內閣大學士首輔李春芳辭職，高拱、張居正先後出任內閣首輔，與張家有姻戚關係的楊博出任吏部尚書，反對議和的戶部尚書張守直辭職，由山西籍官僚王國光就任戶部尚書。
高（拱）張（居正）內閣繼承了王張家族的執政理念，他們對內勵精圖治，整頓政府機構，督促公務，考核官吏，在與俺答議和通貢的同時，對外切實加強邊地防務，不僅調用抗倭名將戚繼光鎮守薊州鎮，還重用各鎮督撫總兵王崇古、方逢時、劉漢、馬芳等著名將領，切實加強了沿長城各鎮的防禦。
王崇古、張四維等在議和、開市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背後影響和推動這一政策的，其實是以晉商為代表的商人。在山西，靠鹽業起家的很多商人，其中包括號稱天下首富的平陽（今臨汾市）亢氏、代州的馮忠等，都是依靠官府勢力而成為晉商第一代富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