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賦役折收貨幣則是由折鈔起，當時寶鈔是國家的法定貨幣。周忱改革之時，賦役折征還處於鈔、布、絹、銀等並列時期，賦役折銀在當時只是個別現象。不過，之後白銀貨幣化的進程逐漸加速，並為「一條鞭法」的出現和推廣到全國奠定了基礎。
到朱祁鎮在位時，用銀之禁已經鬆弛。《明史·食貨志》中提及：正統初年，納稅不用金銀，「唯坑冶稅有金銀」。所謂坑冶稅就是開採銅礦者要向官府交納的稅種。「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銅）錢」，紙鈔被擱置在一邊。
不僅如此，1436年明政府將江南的賦稅一概以折銀徵收，第二年，下令兩廣、福建將輸送南京的稅糧折納白銀，有願納布絹者亦可。1438年，山西布政司衙門試行農田貨幣稅，將山西各府州縣運往大同鎮和宣府鎮的40多萬石稅糧改征為稅銀。稅銀由百姓統一交納，政府統一征解，爾後輸往邊關，由軍方就地購買所需的糧食。
在此前後，已有一些較有資本的商戶採用變通的手段這樣做了，他們帶上棉、布等輕便之物去邊區貿易，然後用換來的銀錢就近購買米糧，上納國倉。山西試行幾年後，官民一時稱便，1443年用銀納稅遂成定例：省內中部和南部的常項輸邊稅糧，改征為稅銀，而只在雁北地區保留舊例，仍實行實物稅──上納本色米麥，輸入軍倉。
1465年，戶部尚書馬昂乘憲宗即位之初，就上書鈔法不通，建議將天下戶口、食鹽等項，銅錢和紙鈔各半徵收，這個建議也隨即得到剛繼位兩年的憲宗皇帝的批准。同時，政府也承認了事實上的紙鈔貶值，放棄了1貫寶鈔兌1000文銅錢的官價，下令「每鈔一貫，收錢肆文」，儘管這一紙鈔價格仍比市場偏高。
這一政策讓銅錢有了後發制人之勢，但好景不長，民間對銅錢的猖獗私鑄，再次置銅錢於尷尬之地。私鑄銅錢的利潤可達100%~200%，這足以讓人們以身試法。私鑄的銅錢成色品相千差萬別，攪亂了市場，導致銅錢貶值和物價上漲。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張瑞威在其《劣幣與良幣：論明憲宗一朝的貨幣政策》中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1480年，北京的物價突然上漲到令人難以接受的地步。一方面，這一年河北多個地方，包括順天、河間、保定、永平等府出現天災，農產品收成下降，米價隨之騰貴。推動糧食價格上漲的原因，除了天災外，還有劣幣的氾濫。當時，順天府大興縣民何通上書，指出銅錢的貶值最令小民受苦：「看得先年每銀一兩，准使銅錢八百文，以此錢貴米賤，軍民安業。近年以來，不料外處偽造銅錢與販來京，在衛貨買行使，每銀一錢，准使一百三十文……近於十二月以來，街市選揀，銅錢阻滯不行，米價愈加增貴。」
從每銀1兩值800文銅錢到值1300文，銅錢幣值大跌。不僅老百姓深受影響，明政府也為庫房中由折稅賦繳納上來的大量積存的銅錢發愁，政府甚至將這些銅錢折發給成化十一年未領到俸米的官員。銀礦較之銅礦少，私鑄的可能性較小，白銀保值度一貫不錯。在這個過程中，白銀成為最大贏家。
之後，1474年兩淮、兩浙鹽場灶戶上繳的課稅也以銀計。1477年，周忱巡撫江南的繼任者──河南襄城人李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撫大同。他見山東、河南的輸邊之餉道遠耗費，便悉令輸銀。1484年，李敏改督漕運，「尋召拜戶部尚書」，他大刀闊斧地進行稅制改革，主持將北畿（河北）、山西、陝西等省的運邊物資，不論夏稅、秋糧，凡是運道稍遠者，都用銀折徵糧稅。《明史》載：「北方二稅皆折銀，自敏始。」
1488年，政府公認每鈔1貫折銀0.003兩，只相當於原來價值的1/333。由於庫藏空虛，明政府下令「除崇文門、上新河、張家灣司局」照舊錢鈔兼收外，其「河西務等處鈔關並臨清、淮安、揚州、蘇州、杭州、劉家隔、正陽鎮柒稅課司局」，都折收銀兩，由此，各鈔關稅收大多改征銀兩。紙鈔在民間失去信用，已經貶值到無可挽回的地步。1489年之後，政府再沒有進行任何努力以使寶鈔獲得普遍接受。
最早注意到明初民間實際使用通貨狀況的是傅衣凌。他指出，明朝前期的100多年間所使用的通貨是很複雜的，洪武（1368~1398）、永樂（1403~1424）年間以鈔為主，宣德（1426~1435）、正統（1436~1449）年間則鈔、稻穀、布、銀兼用，成化（1464~1487）、弘治（1487~1505）年間以銀為主。
李敏任戶部尚書的時間，跨越成化和弘治，直到1490年。他得病乞休，在帝「復力請」仍不從的情況下，「乃以葉淇代」。葉淇不僅在李敏之後做過大同巡撫，而且是李敏在戶部尚書一職上的繼任者。
葉淇變法：徇私的鄉情？
1492年，哥倫布攜帶西班牙國王致中國皇帝的書信，率領一支小型船隊駛向遙遠的未知世界。從那一刻開始，中國與歐洲在世界上的地位開始發生變化，這是《大國崛起》電視紀錄片中的一段描述。
同年，在徽州商人建言下，淮安籍戶部尚書葉淇進行了鹽法變革，史稱葉淇變法。從此，山西鹽商失去了開中制帶給他們的地域之便，並在日後平添了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徽商。
徽商並非現在安徽商人的簡稱。「安徽」一詞直到康熙六年（1667年）才出現，取安慶和徽州二府之名組合而成。當時安慶府為安徽的政治中心，而徽州府則以商業和文化著稱於世。徽州商人指的是明清時期從徽州府走出來經商的商人，又稱新安商人。古徽州下轄歙縣、黟縣、休寧、績溪、婺源、祁門六縣。其中，婺源現屬江西，績溪屬安徽省宣城市，其他均在安徽省黃山市內。
在歷史上，徽州與江南的關係非同尋常。西周以前，天下分為九州，徽州屬揚州，那時那裡還是「蠻夷」之地。在南朝陳文帝時，徽州仍隸屬於東揚州。在明朝的行政區劃中，無論淮安、徽州、南京、濠州、定遠都隸屬於南直隸。從這種意義上說，葉淇是徽州商人的老鄉，而祖輩在南京、在安徽濠州（今安徽鳳陽）長大的朱元璋也是徽商的老鄉。作為開創新王朝的核心成員，朝廷的主要顧問及文官武將李善長、胡惟庸、徐達、常遇春等，均是南直隸人。前兩者是安徽濠州人，後兩者是當時屬於鳳陽府的現安徽定遠人。
在開中制下，山陝商人就邊商屯，徽商路遠、人生、地疏，習俗相差很遠，墾闢既難，屯種非易。無論是輸粟邊塞還是就近屯種，徽州閥閱之家一般都不屑於經商，尋常百姓又拿不出經營鹽業所需要的雄厚資本，所以到成化弘治以前，徽州僅有少數商人來到兩淮。
葉淇變法前，開中制已經被破壞到了有名無實的地步。其一，明政府增加了每引鹽的納糧數量，使商人望而生畏，不願納米開中。其二，權貴上奏討取鹽引，壟斷開中，販賣私鹽，使開中商人受到排擠。其三，灶戶不堪剝削，紛紛逃亡，鹽產量大減。其四，明政府基於財政的需要，始終對鹽商採取提前斂取的政策，任意增發鹽引，造成商人手中持有的鹽引過多，甚至到孫子那輩都得不到兌現，嚴重挫傷了他們開中的積極性。
甚至在1429年，有商人手中還持有27年前頒發的鹽引無法兌現。以松江為例，英宗正統（1436~1449）年間，有待政府支鹽的鹽引就多達60多萬引。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朝發生了大同各城草豆不足，開中長蘆、河東鹽引而無人上納的局面。弘治二年（1489年）因無鹽可支，明政府就允許鹽商購買灶戶正課之外的余鹽以補正鹽之缺，結果引起私鹽氾濫，全國陷入「民日貧，財日匱」的窘困局面，於是才有了葉淇變法。
1492年，葉淇在其上任的第二年就著手進行鹽法變革，將原來的開中制變為開中折色制。變法的主要內容，就是將原來到邊區納糧，變成直接交錢，以換取鹽引。換句話說，折色制與開中制的不同之處在於，籌集邊餉的方式不同，前者以白銀為中心，後者以實物為中心。
明朝是一個低稅負的國家，政府可控制的財政收入有限，葉淇變法等於將鹽稅攬在國家手中，也就是讓鹽商直接繳納白銀到中央政府，然後由中央政府組織運力，以保障邊防軍餉。此制的確立，標誌著邊餉籌集體制由物物交換到了銀物交換的新時代。
但在當時，葉淇變法是一件頗具爭議之事。明朝初建之時，國空民虛，米貴銀賤，商屯的出現，使得米的供應充裕，於是出現了米賤銀貴的情形。在葉淇變法之下，商人每引鹽向軍倉輸米2.5鬥，過去值銀3錢（1錢等於10分），現在僅值銀5分。若將納米改為繳銀，每引征其鹽稅銀3.5~4.2錢，則獲利在8倍之多，國庫為此每年增銀100多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