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可稱得上「幫」，是在明朝。中國商幫萌芽於明朝，這足以讓明朝與眾不同。
元朝由流淌著殺伐之氣和霸氣的成吉思汗開端，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大一統國家的朝代，但也是這個王朝，卻被中國歷史上出身最為卑微的皇帝朱元璋所滅。這種歷程，使得明朝從一開朝就顯現出不同尋常的特質。
與漢朝的劉邦一樣，朱元璋出身草根，災荒與瘟疫曾奪去他三位親人。在走投無路之下，他進入皇覺寺（今洛陽境內）當了小行童（和尚）。因為天災，寺廟也得不到施捨，16歲的朱元璋被迫外出雲遊4年。在最難熬之時，他曾仰天長歎：「眾各為計，雲水飄揚。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
可以說，朱元璋是成功的李自成、洪秀全。我們對中國商幫史的記錄，正是從朱元璋當上皇帝的第三個年頭，也就是1370年正式開始。是年，朱元璋實行了名為「開中制」的鹽業政策。
因為最早受益於開中制及屯田制，山西鹽商率先進入我們的視野。在瞭解山西鹽商如何受益於這兩項政策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朱元璋為什麼要實行這兩項政策。我們的開篇就從一個與山西有關的古老趨勢講起。
朱元璋為什麼沒滅20萬蒙古鐵騎？
1386年，一隻機械鐘被掛進了高123米的英國索爾茲伯裡大教堂。這是一隻歷史地位顯赫的鐘錶，它不僅是全英國最高的鐘錶，也是迄今為止仍可以保持工作狀態的最古老的機械鐘。
同年的歐洲大陸和中國正處於戰爭之中。上任4年的法國國王查理五世發動了反擊英國、收復失地的戰爭。這段歷史成為兩個冤家對頭斷斷續續持續了116年的百年戰爭（1337~1453）的組成部分。
在同一時期，中國迎來了它的新皇帝朱元璋。儘管元朝已經滅亡，但山西、陝西、甘肅、遼東等地仍掌握在蒙古貴族手中，他們企圖重新入主中原。就這樣，明朝與元朝殘餘勢力一直對壘，直到一年後明朝開國名將徐達大破擴廓帖木兒部落。
擴廓帖木兒部落是蒙古四大剩餘勢力之一，大本營設在太原，經此一役，折兵4萬，再沒有重整旗鼓的精力，最後同行十八騎，逃往甘肅，狼狽至極。1370年，甘肅與陝西被明朝收入囊中。
儘管擴廓帖木兒部落被朱元璋打得潰不成軍，但明朝仍面對著北邊20萬蒙古鐵騎的威脅。為了防禦，100萬人的大軍被朱元璋調往北邊，這幾乎是明初全部軍隊的總和。
朱元璋為什麼沒有將這20萬蒙古鐵騎消滅？他不是不想，是力有不逮，但又不僅僅如此。最初明朝對蒙古軍隊採取了強勢打擊之勢，但1372年的一場明蒙大戰，明軍大敗，從此拉開了明朝以整修長城為屏障的內斂守勢的序幕。
朱元璋怕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告誡後世，永不征伐朝鮮國、日本國、大琉球國（今位於日本與中國台灣地區之間）、安南國（越南）、暹羅國（泰國）、爪哇國（今位於爪哇島一帶）等15個國家，並特別囑咐「切記不可」。
朱元璋的理由是，四方諸夷「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但他也警示後世說，「必選將練兵，時警備之」。1371年，朱元璋曾表明心跡：日本、朝鮮和安南只是蚊蟲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險的心腹之患。顯然，當時要警備的是來自北方的心患。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耿昇也認為，明朝時的中國在東亞沒有競爭對手，其周圍的許多小國都需要向其學習並納貢。當時俄國還是一個政治侏儒，薩法威王朝的波斯與莫臥兒王朝的印度也尚在襁褓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脅迫中國，只有北部的蒙古人和瓦剌人對明王朝形成了一種真正的威脅。
朱棣（1402~1424）是明朝歷史上一位血性的皇帝，為「防止出現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領袖重新控制整個蒙古民族」，他將父親朱元璋的訓誡置於腦後，在1410~1424年先後三次發起對蒙古的戰爭。雖然征討取得了勝利，但遠沒有達到掃除邊患的程度。
同樣的一幕，在200多年前北宋開國之初對遼的對策中，就曾出現過一次。公元979年、986年，北宋兩度對遼用兵，企圖把契丹勢力驅逐出長城，但全都失敗。1004年，兩軍再次交兵，北宋在勝利的情況下，仍俯首與契丹簽訂了「澶淵之盟」。1044年，這種情況再次出現，以至於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寫道：「它（北宋）的軍旗從未在北方草原地帶展開過，更用不著說向東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亞的腹地去。」他的結論是，兩宋319年的紀錄，無非是軍事的挫敗和退卻的記錄，所有的例外則是以「歲幣」為名向北方少數民族購得的和平。
中國北部邊境的安防問題，堪稱一個古老的命題。從春秋戰國到明朝，這一命題如影隨形。從春秋時各國在形勢險要之地築城防禦，到秦始皇為北御匈奴築起了西起臨洮、東至遼東的長城。漢武帝時重新修繕秦時邊塞，其後，北魏為防禦柔然，北齊、北周為防禦突厥，隋代為防禦突厥、契丹，都各自修築過長城。
長城千年的修築史，並沒有成功破解北部安防命題，這讓長城多少有些歸於宿命的悲壯。《劍橋中國史》至少在遼西夏金元史和明史中兩次提到這一命題。《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認為：長城從來就不存在一條連續不斷的防禦線或經過劃定的邊界。倒是有一串設防的邊疆州和縣，戰略要地築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軍馬場、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佈在各處。這是一個縱深防禦體系，其中堅力量由靈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強大的藩鎮軍隊所組成。
該書還觀察到這樣一種現象：自從拓跋魏（北魏拓跋民族）興起以來，一個接一個的中央集權政權都是以北部邊疆的失控地區為根據地，由那些邊疆軍事大員們所創建的，並下結論說，這是一個古老趨勢的延續。
長城連綿的群山成為一道天然的屏障，而長城北面，地域一馬平川或微有波瀾，雖有大量的山巒聳立其間，但並不具有連貫性。一旦南侵的鐵騎出現，明朝的北疆就猶如洞開的門戶，大有無從抵禦之患，所以，明王朝只管理著萬里長城沿線和遼東柳條邊以南的北疆區域。
儘管東北地區的努爾干都司、歸化、河套相繼歸屬明朝，但這裡是一望無際的草原或沙漠，實際上並不為明朝所有效管理。用《劍橋中國明代史》的說法，當時的邊境實則只有一系列自朱棣時代起已經熄滅的烽火台為標誌，僅有中國騎兵巡邏其間。
以這些烽火台為依托，明朝在北疆相繼建起了9個關口。當時山西行省囊括的範圍遠較現在廣闊，包括今天的河北張家口、承德以及內蒙古多倫、正藍旗、赤峰、奈曼旗等地方，所以位於當時山西行省的關口就是5個，分別是大同鎮、宣府鎮（駐地在今河北宣化）、延綏鎮（駐地在今陝西榆林）和山西鎮（也稱太原鎮）。
山西行省在九邊中的地位，從中可見一斑。明朝叛將趙全曾對蒙古首領俺答說：官兵主要保衛宣府、大同，薊州一帶防禦甚固，兵多將廣，山西一帶則兵弱，亭障稀疏，備御薄弱。大同的自然防禦設施遠不如宣府的設施可靠。儘管此處騎兵較強，但難改其一直是山西邊境的一個危險地段，軍隊後勤維護費用偏高。
明初與宋初一樣，都作了一個囚徒式的選擇，那就是聚於防守。儘管朱棣不甘認命，但最後落下的仍是一個認命的結果。朱棣在位時，九邊重鎮集結了86.3135萬士兵，配備34.2萬多馬匹（部分邊鎮內含驢、騾、駝、牛等）。朱棣稱帝遷都北京後，中國撤去長城一線以北的守軍，並把防禦體系集中在北京周圍。北京北部的防禦體系以山西北部的兩大衛戍城市宣府和大同為基礎，以大同、宣府二鎮規模最大，駐軍最多，耗費軍餉最巨。宣府是主要的衛戍中心，其配備的士兵、騎兵數量和手操縱火箭、重臼炮、輕型的手雷和信號炮等，基本上是一個擋住從西北向北京進逼的固定要塞。
《劍橋中國明代史》甚至認為，保衛北京唯一堅固的城牆，就是北京城本身的磚面牆，而非邊關的所謂屏障。遠比想像中要弱的邊關，最極端的事件發生在1449年，蒙古瓦剌部落大肆撲來，23歲的明英宗朱祁鎮親自出征，結果被蒙古人生擒，釀成「土木堡之變」。
親信的建議：一石三鳥
明朝開國之初，百廢待興，百業待舉，明朝亟須經濟的恢復來鞏固和捍衛疆土。
當時，蒙漢交兵，北部人煙稀少，如何為軍人和戰馬提供足夠的糧草，是一個棘手而現實的問題。山西行省在九邊中的份量及其拱衛北京的重要意義，使國家政策從一開始就對山西有所傾斜。
歷史上並不缺少像朱元璋這樣性格多疑的皇帝，他要求君臣絕對忠誠，不容許有絲毫欺瞞。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派人「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並要求「無不奏聞」。
太原人楊憲就充當過這種角色。在朱元璋攻克南京時，他投奔朱元璋做了幕府。因為辦事幹練，楊憲成為朱元璋的親信，之後被委派到老家當行省參政。1370年6月，楊憲向朱元璋提出了在大同實行「開中制」的建議。
當時大同的糧儲供應需要從今天的山東陵縣運到山西馬邑，路遠費繁。楊憲認為，與其這樣，還不如調動商人轉運，在大同倉繳納一石米（大約今天的107.4斤），或在太原倉繳納一石三斗米，政府給以憑證，讓商人到相應鹽場領取一引鹽（200斤），並允許這些鹽被販賣到指定區域。在這一過程中，鹽價折抵米價，轉運費代納鹽引稅（鹽稅）。
這是一個整合資源、優化配置、讓國家和商人各得其所的建議，楊憲的這一建議默認了這樣的邏輯：如果邊儲糧草的轉運由政府操作，需要置備車馬乃至打造官船從南往北調糧，需要建立兵站、雇募人力，而這一切，對於剛剛開始運轉的明政府來說，顯然並不現實。若糧儲交由普通百姓運輸辦理，一則運費高，民運糧一石，運輸費用甚至達到所運糧食價值的六七倍；二則運輸週期長，民運糧任務過重，將直接影響到農民耕種和休養生息。
在征民運、官辦與商運之間，社會底層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最為透徹。建朝當年，他就迫不及待地下旨：允許百姓墾荒田為己業，並免徭役和賦稅三年，並下諭中書省（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大臣：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1371年，在任命首任戶部尚書（相當於今天的財政部長）時，朱元璋語重心長地說：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
既能解決邊區糧餉問題，又不勞民，也不讓官府破費，這實在是一石三鳥的建議，朱元璋採納了楊憲的建議。從歷史上看，每一次圍繞鹽業的新政幾乎都與國家稅收、軍餉供應有關，也形成了山西、陝西、徽州鹽商推動各自區域商幫萌芽、興起的基礎性環境。
在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看來，鹽引就是鹽的專賣權。在古代，鹽是國家專控物品，鹽就是錢，販賣鹽獲利極高，把鹽引給糧商，那就等於給了他們生財之道，這意味著國家以鹽稅作抵押，來換取民間對戰爭的投資。韓毓海認為，明政府的這種做法，與19世紀歐洲國家以國家稅收為抵押，來換取在戰爭中向私人銀行家的借款和投資，具有一定相似性。
鹽在國家財政體系中所處的地位決定了這種情形的形成。在古代，田賦和稅收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鹽稅在財政收入中佔據半壁江山。至少從宋元時期開始，到清朝中期的嘉慶年間（1796~1820），這種狀況還一直沒有改變。嘉慶時的《兩淮鹽法志》記載說：「山海天地之藏，其有關於國計民生者，鹽課居賦稅之半。」
鹽業產業鏈條包括生產、批銷、運輸、銷售，其中，生產是官督民產，批銷大權緊握在官府手中。開中制下的商人，等於用往邊區轉運糧食的辛勞換取了對鹽的轉運權和銷售權。換句話說，開中制通過鹽業運輸和銷售的民營化，實現了政府財政和民間收入的增大，完成了鹽的空間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