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沿海海盜倭寇橫行，與當時政府的閉關政策阻止海上貿易有關。更重要的是，閉關也讓沿海居民喪失了海上謀生之道。是單純的用軍事剿滅，還是從根本上解決邊貿開放的問題，讓正直而極具操守的朱紈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另外，明末的東林黨就是一個士紳商人集團，其首領人物顧憲成是商人家庭出身。在明朝，宦官專權及低薪制度讓整個文官集團也有代言商人的傾向。
第二，名士為商人寫碑記、墓誌銘和立傳。在中國相當長的歷史區間內，給商人寫墓誌銘都不是一件體面的事情，到了明朝，這種現象大為改觀。1441年，曾任河南知府的蕭元吉適以宦游入閩，聽聞富甲泉州府的李五好義樂施，就撰文《李五重修洛陽橋碑記》，並陳文請旨予以表彰，英宗欽賜李五「樂善好施」金匾。
1523年，王陽明也幹了一件相當出格的事情，那就是為商人方麟撰寫墓誌銘，這是中國士人為商人所作的破天荒之舉。王陽明與周敦頤、朱熹並稱中國哲學史乃至中國思想史上三顆璀璨的明珠，他身兼理學大師與官員的身份，風頭地位一時無兩。
在之前，義與利、士與商向來是格格不入、涇渭分明的。不過，大師畢竟是大師，王陽明想得很清楚，他一針見血地評論說：「士好利，比商賈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是異其名而已。」
之後，晚明名士、曾經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兼太子太保的湖北人李維楨，也為浙江衢州府龍游商人李汝衡立傳。《明史·文苑傳》將李維楨與唐寅、文征明、徐渭、王世貞、董其昌等同列。李維楨為什麼要為李汝衡立傳？李汝衡家族世代經商，靠長途販賣絲綢和四方珍奇而致富，幾乎壟斷了湖北一省的絲綢市場，擁有舟車百餘，他雖然擁資巨萬，卻樂善好施，且極為慷慨，所以為李維楨所崇尚，並通過立傳的方式對其予以表彰。
第三，商人開始主動為政府和朝廷所用。從1571年後王崇古在張家口等地招徠山西商民前來茶馬互市，到1619年在兩淮鹽場推行的可以世襲的總商制，再到1686年廣東巡撫李士禎頒布一紙告示，宣佈凡是「身家殷實」之人，只要每年繳納一定數量的白銀，就可作為「官商」包攬對外貿易。儘管商人在政府和朝廷眼中仍處於被奴役的地位，但以上這些舉措都讓商人的歷史地位更進了一步。
到鴉片戰爭前，十三行商人甚至充當起了連接清政府與外來貿易商人之間的中介角色。當時清政府在廣州畫了一個圈，這個圈是外來的貿易商人可以逗留廣州的合法居所。這一時期，作為政府授權的商人——十三行行商尤其是公行總商——代表清政府行使著集大清國的外交、稅務、治安、民政等諸多事務於一身的事務，這是清政府試圖阻止西方公使入京的產物。
在這一過程中，商人原來雞肋一般的不明不白的社會地位開始發生改變。到清朝洋務運動時期，在政府財力不逮的情況下，以李鴻章、張之洞等為首的洋務派大臣，傾力招徠民間買辦及其他來自船、絲、茶等行業的商人入股辦理近代工業事宜，這也是前無古人之事。
讓當時的大清子民頭一遭聽說且更具新聞效應的新鮮事兒是大清狀元舉辦實業。他們是來自蘇州府的陸潤庠和常州府的張謇。陸後來又回去做了高官，多少有點像現在的「下海」掛職鍛煉。不過，他的「下海」沒有成為驚鴻一瞥。隨後的張謇於1896年在無錫一隅的創業史，讓其成為中國人創富史上一位符號式和教父級的人物。不過，需要說明的是，不是張謇主動要求辦廠的。首先是他具有這方面的思想主張，之後被當時署理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張之洞看中，奏派去做實業的，這一奏派很具叛逆和示範意義。當然，不可抹滅的是，張謇的實踐讓這種奏派充滿著自由經濟時期個人奮鬥的強烈印記。
1904年，當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決定試辦戶部銀行時，戶部尚書鹿鍾霖最先想到的便是邀請山西票號入股，並請山西票商出人組織銀行。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也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面對這一切，雖然山西票商分佈在北京、武漢、營口等各地的分號熱議非凡，積極向總號主張，無奈以平遙、太谷、介休為大本營的票號總部無動於衷，讓這千載難逢的機遇與山西票商擦肩而過。
現代銀行崛起之日，就是山西票商每況愈下之時。近代金融業成就了寧波商人在上海灘的歷史地位。當時有很多行業對商人開放，商人的社會地位在這一過程中被無限放大。
第四，全國性商會組織的成立。在中國歷史上，商人的勢力一直是以地緣性的血緣關係和鄉情為支撐點的。無論是閩浙官員對朱紈的口誅筆伐，還是山西官員對茶馬互市的支持，都是以局部家族乃至一方商民的利益為出發點的。更有甚者，區域官商通過姻親來延續和鞏固勢力，商賴官勢，官為商謀，並左右時政，但在此過程中，代表不同地域商人利益的官僚並沒有形成合力。
一直到清末民初，在代表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士紳逐漸瓦解之時，才從士紳中孕育出了紳商。1904年，不同地域的商人打破陳現，成立上海商務總會。儘管這是一個以浙江寧波商人為班底的商會，但以此為標誌，中國商人第一次以一個階層的方式出現，這也是傳統商人組織向現代商人組織的一次跨越。
千年命題的現代參照
商人的崛地而起，引發了官商關係和各自角色的重新定位。從清初的八大皇商到綱鹽制下被包干化的鹽商，從十三行商人到被官方分化出來的買辦商人，官與商，如影隨形。儘管分工不同，但商人始終擺脫不了作為官方工具的角色。
洋務運動後，以唐廷樞、徐潤等為代表的買辦商人登上歷史舞台，爾後是盛宣懷、嚴信厚、楊宗濂等幕僚商人走到舞台中央。再之後，幕僚商人分化，盛宣懷在官商之路上越走越遠，由商入官，躍升到郵傳部尚書之職，而嚴信厚、楊宗濂等人則脫離幕僚角色，自我解放成為純粹的商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具有官僚或幕僚背景的士紳群體下海。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晚清狀元張謇從官僚體系中退出來，由官入商，而無錫榮氏兄弟則沒有太多政治背景，從一開始就顯得比較純粹。
期間，官商關係成為一個具有前瞻性的熱門話題。在19世紀末的最後30年裡，兩位江蘇人各自從不同角度提出了有關於此的跨越千年的命題，一位是四國公使薛福成，一位是曠世官商盛宣懷。
前者在1889年春天被清政府委派為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在時人看來，那時到國外做公使就是做漢奸，並不是一件體面的事。郭嵩燾是大清帝國第一位駐外使節。他的駐外，引來京師大夫們的一片唾罵指責，非但生前被唾罵，甚至在其死去9年後仍有人要開其棺鞭其屍。他的後任，曾國藩之子曾紀澤，在御任公使後入職總理衙門，但總被猜忌，受到掣肘，有志難酬，51歲便染傷寒而逝。
薛福成也一樣。1894年在歸國路上，薛福成因一路辛苦勞累，加之染上疫病，回國不到一個月就病逝了。他在考察遊歷中提出：「公司不舉，則工商之業無一能振；工商之業不振，則中國終不可以富、不可以強。」
當時，關於正確看待工商業對於一個國家重大意義的論述並不鮮見，盛宣懷則著眼於官商關係而提出了做官的如何照顧商人、經商的如何考慮國家的命題。儘管盛宣懷是這一命題的提出者，但他並沒有給世人留下一個滿意的答案。他提出的「官督商辦」模式，並沒有如願解決這一命題，而他的化公為私的本領，甚至抹黑了其作為這一命題提出者的形象。
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中國商幫變遷史也是一部中國官商關係史。當然，我們不能苛求盛宣懷，一如我們不能奢望那個時代的為官者能夠照顧好商人。也正因此，我們依稀看到，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民貧而國強。一個民不富、商不立的國家，從來只能貌似強大。
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北京閉幕。從「國富」到「民富」的轉變，成為這次全會的最大亮點。民富，成為我們審視中國下一步征程的一扇窗口。
從鴉片戰爭後的國貧民弱，到改革開放後的國富民強，再到民富國強，這將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次偉大的轉身。
那些曾經為中國商幫史發展書寫了既往的人們，承載著歷代中國人謀富強國的夢想。現在溫故和分享他們在起承轉合之中的每一次轉身，總會覺察到他們曾經來過。謹以此書緬懷那些在中國商幫史上留名的工商業英雄，同時也獻給那些正在推動中國工商業文明的現代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