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的含義，在於它的隱晦性，在於我們已經經歷，並且還要經歷一個不可言說的灰色過程，更在於我們做過，並且還要做一些不可言說的灰色行為。
在我們從計劃經濟中走來，走向市場經濟的當口，在這個制度漸變的時刻，任何對舊制度的打破、任何對舊觀念的創新，任何對舊思路的背離，任何對舊倫理的無視，都意味著衝突與矛盾的出現。
正因為如此，無論是企業也好，個人也罷，在原始積累的階段，在事業突破的階段，無不存在著種種離經叛道的行為。
一個極端事例發生在2003年10月，在一次企業家論壇上，當主持人發出「沒有行過賄的請舉手」的提問時，在座的數百位企業家面面相覷，最終遲疑地舉起手的，只有寥寥的五六位。
很明顯的一個事實是，當這些企業家的心目都默認了一點——有灰色行為是正常的，沒有反而是不正常的。
另一個典型的事例無時無刻不發生在我們身邊，或許你也曾有過這樣的經歷：當我們為稻梁謀，不得已參加這樣那樣考試、選拔的時候，也許我們已經具備了獲得機會的資格，但為了通過所謂的選拔機制，最終不得不以種種作弊手段攻城拔寨。
我們經歷著這樣的過程，做出這樣的行為，然而我們卻絕少有人為此感到羞愧難當，我們為何如此？
因為我們身邊的每個人都在這樣做。
因為即便我們不做，其他人也會這樣做。
因為如果我們不做，那麼便會落敗於他人。
這種從眾的心態與未來的慾望挑逗，構成了這個時代中最有趣的風景線之一。
這是一個變革時代中的必然現象，當我們的時代處在轉型當中時，任何的墨守成規都意味著未來的落後，而任何的嘗試與變革，都意味著對現有規則、現有體制的挑戰與突破。
4.2：公民不服從
當絕大多數的社會成員，刻意地去突破體制，挑戰規則的時候，實際上就意味著，這樣的體制與規則已經出現了缺陷，所謂的灰色行為，就不僅僅是社會成員的問題，而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問題。
在這方面的一個極端事例與自行車有關，在上海的一個本不應有紅綠燈的路口，卻不知為何設置了紅綠燈，於是許多市民行至此處時，往往會用違章來換取時間，為此寧願接受交警的處罰。
這其實是社會學中一個典型的「公民不服從」現象，當某一條或是某部分法律、行政指令不合理時，社會成員主動對現行法律或政策拒絕遵守或執行的」違法」行為。
可以說，我們所謂的「灰色行為」，其實正是這一現象的又一表徵。
我們無意於評價這一現象本身合理與否，然而我們需要明白的是，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其背後的規律是中國文化中權謀思想的映射。
正如一位文學家對中國歷史所觀察的那樣——我們的歷史太長、權謀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內幕太厚、口舌太貪、眼光太雜、預計太險，所以才會有種種妄度與猜測。
當我們對一切都不再信任時，自然也就不存在簡單而普適的商業邏輯，不存在公平透明的遊戲規則，不存在符合人性的商業道德。
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在每時每刻的活動中，讓我們的時代蒙上了一層灰色。
在這個意義上，「灰色時代」的存在，固然成為了中國成長的陰暗面，然而，當我們做出選擇的時候，也就意味著要放棄一些東西，被放棄的東西固然可惜，但這卻正是成長中不可避免的代價。
4.3：新倫理，新信仰
我們有過自己的倫理標準，但現在我們似乎已經拋棄了它。
我們從未有過全民族的信仰，但現在我們似乎已經找到了它。
在過去的10年裡，當自由經濟的浪潮開始衝擊我們的舊體制時，也將一個困擾了我們千年的社會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這就是人類慾望的無限性。
所謂的無限慾望，乃是基於社會資源共享所產生的不滿心態。假如一個人處於資源與財富極其豐富的富庶社會中，哪怕他佔有了較多的份額，只要看到其他人也在均沾資源，自己並沒有掌握全部資源，那麼他勢必會產生強烈的不滿心態，認為自己的生活還不夠好。
慾求不滿，永無止境，這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一個方面，佔有少數資源時，希望佔有更多的資源，佔有多數資源時，希望佔有全部資源。
然而，在現代的商業社會中，正是人性的貪婪，才成為了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而我們對於金錢的渴望，更是構成了這個社會前進的助推燃料。
當這種貪婪被冠以進取心、事業心的名義登堂入室的時候，我們的倫理觀念就因此而遭到動搖，直至最後的顛覆。
正如我們在前面說到的那樣，我們生活在一個由財富堆積起來的時代，這並非是指我們的眼睛裡只有錢，而是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都與金錢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我們靠著金錢取食，我們靠著金錢穿衣，我們靠著金錢行動，我們靠著金錢住宿，無錢不飽暖，無錢不安心，靠著一張張貨幣所換來的服務與物質供應，我們維持著自己的生命。
可以想像的是，假如明天我們變得身無長物，那麼在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中，無異於堵死了求生之路。
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費盡心思地求財，才將我們人生的成功定位在收入的多少，而工作恰恰是決定我們收入的唯一因素，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在職場的成就，代表了人生成功與否的指標。
當我們升職加薪的時候，當我們創業成功的時候，就代表我們不虛此生；反過來，當我們降職降薪、失業離職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是社會競爭中的失敗者，人生也變得再無意義。
唯有事業上的成功，才能給我們帶來幸福感與成就感，唯有我們的事業才是需要竭盡心血的唯一對象，在這樣的邏輯下，舊的倫理標準已經悄悄地被顛覆，取而代之的是以事業為核心的新社會道德。
事業意味著一切，財富意味著信仰，工作定義了人生，崗位界定了生活環境，當我們的倫理道德正在朝這個方向轉變的時候，也就意味著限定我們幾千年的倫理轟然倒塌。
4.4：奪食的群狼
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傳說中，狼都被刻畫成狡詐、凶殘、貪婪的形象，這樣的結果固然與文學家的著力渲染有關，然而，最終決定這一切的，仍然要歸結為狼的本性。
狼不是獨來獨往的動物，獨狼的生存能力是有限的，在圍捕獵物的時候，狼群所表現出的高度協作性，在自然界中唯有蜂蟻堪於比擬。
狼群懂得照顧弱小，懂得最合理的分工，在抗擊強敵，抵禦天災的過程中，狼群的集體意識令人讚歎。然而，狼又是性情至殘的動物，這並非指它們對待獵物的態度，而是它們在對待同伴時所表現出來的冷酷與殘忍。
在小說《格蘭特船長的兒女》中，當集體向人類發動進攻的狼群中有犧牲者的時候，群狼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將同伴的屍體啃食一光；
當狼群中的首領年暮力衰，為後來者取代的時候，群狼總是任由其落魄出群，潦倒致死。
這種看似殘忍的狼群文化，其實與我們的倫理觀並無不同。
當我們無視親情的時候，當我們將物質生活為主體的生存看做人生目標的時候，當我們將個人事業成長定義為一切的時候，也就意味著全社會逐利時代的來臨，其最終結果無外乎全社會成員的互相碾壓，最終使社會觀念偏離了人類的道德情操。
在通往2020年的後半程中，這樣的情勢未必會有多大的改變，這並非是一個悲觀的論斷，而是因為我們已經在商業社會文明中浸淫太久，為新倫理標準影響太深，斷然不可能在10年的時間裡完成倫理的重鑄。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當我們的思維無法加速轉變的時候，就必須把這個任務交付給時間來完成。
（5）大時代規律：思維創新，引領新舊思維激烈碰撞
在地緣政治學的考量中，濃厚的地理性因素，決定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環境，也決定了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生存環境的區別。
正是中國獨特的地理形態，才決定了中國相對封閉和獨立的生存環境，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才決定了中國的農業文明和經濟可以在相對安寧的環境中發展，直到歷史條件與自然條件下所允許的最高高度。
主題介紹：歷史中的思維病根——任人擺佈的經濟木偶——民眾的守夜人
5.1：歷史中的思維病根
關於大國崛起原因的討論，我們已經找到了答案。
這個答案就是外向型思維。
所謂的外向型思維，即意味著國家的外向型戰略，無論用和平的手段開拓世界市場，還是用堅船利炮來完成這一目標，其最終結果都是在金融和商業領域昂首而立。
當我們弄清楚這個問題的時候，實際上就意味著新問題的開端。
為什麼我們從未有過外向型思維？
為什麼我們出現過「走出去」的契機，卻又無聲無息地消弭？
以及，當我們的生活發生了一系列變革時，是否意味著我們的目光已經落在國門之外？在未來的10年裡，我們究竟會走得更遠，還是停留在原地躑躅不前？
有關這些問題的答案，遠非隻言片語所能夠說清楚，未來是不確定的，我們也不可能完全看清楚，因此，我們唯有從過去的經驗中汲取力量，從歷史的雪泥鴻爪中尋找答案，
我們常常說，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性格，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特點，殊不知性格與特點，都是在特定的環境中形成的。
在地緣政治學的考量中，濃厚的地理性因素，決定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環境，也決定了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生存環境的區別。
比如說，歷史上的中國，一直是一個單面臨海的大陸性國家，而類似英國、美國，以至於更古老的羅馬、無不是地處海島、半島、或雙面臨海的海洋性國家，地處歐洲大陸核心的德國，其生存環境則是諸國環抱，處於地緣政治學所稱的核心地帶。
由於存在著這樣的差異，才使得一個國家的發展戰略，具有了極大的地理特徵。
比如說，在中國的東部是橫無際涯的太平洋，西南方有喜馬拉雅山脈作為屏障，南方是人跡罕至的橫斷山脈與熱帶叢林，西北方有高寒的帕米爾高原，正北方則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西伯利亞荒原。
正是這種獨特的地理形態，才決定了中國相對封閉和獨立的生存環境，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才決定了中國的農業文明和經濟可以在相對安寧的環境中發展，直到歷史條件與自然條件下所允許的最高高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之所以在三千年內從未「走出去」，其原因就在於在獨特的地理形態下，我們已經習慣於關起門來謀求發展，當這種習慣積澱日久，成為我們的民族性格時，也就意味著它從屬於我們思維模式的一部分，任何離經叛道的企圖，都會被視為洪水猛獸，遭到全社會的合力痛擊。
5.2：任人擺佈的經濟木偶
當我們習慣於關起門來尋求發展的時候，一個令我們意想不到的問題出現了。
長時期的內部戰略模式，使得我們的經濟缺乏足夠的抵抗能力，特別是當外部因素出現不利情況的時候，所導致的問題往往會更加嚴重。
當我們習慣了根據自己的感覺，對國際形勢的環境去進行判斷時，很難準確的形成對趨勢前瞻性的判斷與把握。
正如這一次經濟危機中出現的情況那樣，當歐美國家的危機惡化之後，我們不但未能做出有效的防範，甚至於還抱著一種幸災樂禍的態度，然而，當危機進一步惡化之後，我們卻驚訝地發現，我們所受到的危害，要遠遠大於身處危機策源地的歐美國家。
人人都知道的事實是，在過去的十年裡，我們處在價值鏈的最末端，所付出的辛苦與工作量最大，卻有著最小的收益，與此正相反的是，整個美國卻在此同時，靜悄悄地消耗掉了本不屬於他們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