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惱的金字塔
人生數十載，快樂呈點狀分佈，點與點之間漫長的線段，就是不快樂的部分，甚至可以說，是苦惱的部分。每個人的點與線的比例，跟金錢、地位無關，主要是跟心態有關。
剛入行的80後的小師弟，懷著一種不混到億萬身家不罷休的遠大理想，每天都在和種種不快樂鬥爭：公司的實質性支持不足的苦惱、自己人脈短缺的苦惱、薪水太低，住得太窩囊的苦惱、以及同樣是出於囊中羞澀的原因，無法應酬客戶或有價值的朋友的苦惱。每次一起吃飯，我來買單，順便兼做他傾訴苦惱的垃圾桶。其實他不久前還短暫地快樂過一次，那是因為他業績出色，老闆給了他一個去倫敦出差的機會。可惜一年365天，類似這樣的快樂所能持續的時間累加起來，不會超過5天。
我們大學同學中混得最好的一個是上市公司的副總經理，有專門的司機伺候，一年當中好多時間都花在對歐美國家同類企業的考察中，屬於那種人見人恨地嚷著：「又要去美國，20個小時的飛機，唉！」之流。可是他的苦水並不比清貧的小師弟少。首先：頭頂上這個「副」字招牌已戴了兩年半，而且如今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毫無任何有新起色的徵兆。習慣了在職場上乘直升飛機一日千里的人，如今很難習慣兩條腿一步步向前挪。他很怕到退休那天還戴著這個「副」帽子。還有就是，看著周圍的同學好多新近晉身父親級，而他卻至今孑然一身。眼看國慶將至，別人成雙成對商量著出行計劃，他只好悻悻然走開。記得剛剛被提升為副總經理時，他天天愁的是公司高層人際關係微妙，同學小範圍聚會，他會突然間拍一記桌子，說：「完了，今天說錯一句話。」好不容易被高層接受、認可後，又開始為升職機會和家庭計劃發愁。
有個廣告銷售業績極佳的人曾經表示，他賺到一千萬時，就洗手不幹了。在近郊買套別墅，每天就打打遊戲，帶帶孩子。他誤以為這樣就走進了永遠的快樂。其實這樣的生活一旦到來，也就興味索然。往往出現的情況是，你極其渴望的東西，在你得到之後，就不再需要了。
所以，真正想活得開心，不在於享受那些極短暫的「點」時間，而是要享受大塊大塊的「段」時間。享受向目標衝刺的過程吧。實現一個目標後，在那個快樂「點」上短暫地休息一下，然後再接著享受向下一個目標衝刺的過程。
精英累在哪兒？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人人都懂的道理，而且人人都想當「治人」的人，因為「治人」掙的錢多，社會地位高，當然也更有成就感。但是「治人」到底有多累，又累在什麼地方，卻少有人知道，因為擅於「治人」的人總是熱衷於宣揚孔雀開屏的正面，而諱言狼狽的後面。在與一些企業家和公司高管有過深入交談之後，我發現他們口中經常出現的「腦子累」、「心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信息搜集之累。既要搞清楚公司投資方的風吹草動，又要注意著公司高管們各自的想法和情緒。一般越是自己內部人的信息越難搜集，防不勝防的就是投資人突然撤了資，或者看似「鐵桿」的左膀右臂一夜之間倒戈敵營。當然還得警惕著市場競爭對手的動向，以防情報有錯漏因失職而丟了高位。至於公司高管層或董事會的各種會議，更要洞若觀火，有沒有該來的沒來的，或不該來的來了的，自己應該參加而未被通知的……一切風吹草動都可能蘊意著公司決策層的變化。在一次參與錄製電視談話節目《頭腦風暴》時，談到如何在經濟危機之際穩住自己的工作職位時，上海光輝人力資源咨詢有限公司大中華區總經理林光明先生寫的題板讓我印象深刻「努力工作，讓老闆離不開你，與獵頭保持聯繫」。後兩者則意味著作為員工，要注意把握老闆對你的真正評價與看法，並積極搜集外面的人才行情資訊，低調地透露出自己在外面很走俏客觀上也能提高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
利弊權衡之累。因為你的休假而導致一個案子出了亂子，同事忙了兩個通宵才搞定，是利還是弊？弊在提高了下次休假被批准的難度，利在你對公司的作用得到了充分體現。如果你休假兩個月期間公司一切照常運轉才是該徹夜不眠的壞事。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精英一閒下來就寢食難安的原因。今年超額30%完成指標不一定是好事，很可能遭到的報應是明年的指標翻了倍；而大批員工跳槽不一定是壞事，也許下年度的人力成本預算會大幅度增加。同樣一件事，被「勞心」的人反覆盤算思量過之後，會引導出全然不同的結論。此外，還需要對搜集來的信息進行解碼：競爭對手的真正目的是什麼？董事會為什麼長時間不批預算，等等。而這一切需要時間來完成，所以他們中很多人睡眠時間很少，或者容易失眠。
行動決策之累。有完整準確的信息，才能得到正確的分析結論，並落實成有效的行動。用什麼方式去行動？是找有影響力的人去遊說，還是閒電偷襲？是製造輿論，還是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這和家裡有矛盾怎麼處理有點類似。是找德高望重的親戚來調解，還是花錢去看心理醫生，亦或大吵一場或打冷戰？治家和治公司當然有類似的地方，治得好都是和氣生財，治不好都是一拍兩散。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恩曼把心理學和經濟學相結合，研究「不確定狀況下的決策制定」。他的研究成果被通俗地解釋為：同樣是一萬美元，突然失去它的痛苦，遠遠大於獲得它的幸福。這個理論同樣可以解釋為什麼精英會這麼累。因為他們擁有的東西太多了。擁有著的幸福，未必有多大，但失去它們的恐懼和痛苦，卻很多很多。期望成為「治人」的精英的人，首先要有這個心理準備才行。
副總裁的憂慮
做部門總監的傑米被老闆叫去談話，問他願不願做公司副總裁，傑米先是高興地心要跳出來，但晚上回家睡了一覺後，就改變了主意。第二天對老闆說：我不想做副總裁，只想做部門總監。
「我到公司兩年，副總裁換了三個。我怕我一旦坐上這個位置，估計也離死不遠了。」這是傑米的肺腑之言。誰不想飛得更高，走得更遠？傑米圖的是穩健二字，不想在獨立的辦公室裡剛找到感覺，就被人莫名其妙吃掉。
對於正總裁來說，忙得過來的時候，最好自己跟各部門總監親自溝通，出差的時候或者忙不過來的時候，又巴不得有個分身可以助己一臂之力，把一切交給副總裁處理。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在有的時候，可以相當於總裁本人，而在其它的時候，甚至還不如部門總監和總裁的關係親近。就算設立五六個副總裁的職位，這種微妙的關係，依然不會改變。
有個在某大公司做副總裁的朋友，已經連續三年沒有休過一天假了。由於他分管財務和人事，而手下的財務總監和人事總監又都十分精幹，他很怕在休假的期間，被自己的手下替代掉，用更便宜的價格。
傑米對公司的精明以及自己的角色有著清醒的認識：「在我們公司，只要一個人的工作是能夠被另一個人兼併的，公司就會毫不留情地把這個人刪除掉。就像掃掉一片落葉一樣。」對自己目前的崗位，傑米有足夠的信心證明自己存在的必要，而對副總裁這個職位，卻心有忌憚。
與其像那個不敢休假的副總裁一樣，每天24小時不敢關機，天天做夢都夢見自己被裁掉，還不如老老實實做現在的部門總監，每天踏踏實實入夢。
只是傑米的老闆並不體諒下屬的苦衷。在請了一個外援來做副總裁後，老闆對外援抱怨道：現在的年輕人怎麼一點也不珍惜給他們的機會？年紀輕輕有副總裁做居然還擺架子？真是想不通。
謙虛就是過份的驕傲。傑米大概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對於副總裁這一職位的拒絕，會讓老闆再一次印證這樣的結論。
只是總不能在自己的職位上一直做到死吧。於是傑米又開始憂慮自己的將來。做了副總裁有副總裁的憂慮，不做副總裁有沒做副總裁的憂慮。反正職場的動力，大多是在憂慮中誕生的。
大土豆的煩惱
同事要休假，卻被老闆柔聲拒絕：「公司現在離不開你，可以稍晚一點再休嗎？」一種被重用的良好感覺開始蔓延。
同事決定推遲休假。
當大家得知他推遲的原因時，不禁哄堂大笑：「又一個受騙上當者」。因為每一個人的休假計劃都差點斷送在這句話上。有人跳出來揭穿謎底：「你以為你是誰？你不過是個smallpotato而已。」
在你上面有部門經理，有分管業務的副總，有中國的MD(ManagingDirector)，亞太區的總裁；再上面還有歐美總部的海外部的總裁，公司CEO，董事會。你簡直比一隻螞蟻還渺小，比一個最難看的小土豆還要平庸。最可恨的是，層層的老闆們往往在你要正當享受你的權益時，突然認識到你的重要性。
為了這樣的理由推遲假期？幫幫忙哦！
事實上也是。小土豆一走，馬上有另外的小土豆滾過來填補空缺。馬照跑，舞照跳，公司機器照樣不停地轉，不停地賺。
可喜的是，小土豆的位置很多，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小土豆有的是機會變成大土豆，青春尚在，來日方長。
相比之下，大土豆們的前景就不那麼樂觀了。上台容易下台難，坐過高職位的人再回頭做低位置，業務上肯定沒問題，但心理上就難說了。一定不平衡。
最近有個大學同學一不小心做了某歐洲公司的駐華首代，享受了一年半25萬的年薪後光榮退役。原因是公司倒閉了。雖然身為失業人士，但他一直對部門經理的職位冷眼相看，對20萬以下的年薪更是漠不關心。結果在家裡坐吃山空2年之久，前面的積累所剩無幾。他的精神支柱是：「寧可不工作，也不能破了身價。」
是餓死？還是縮成小土豆呢？大土豆們多出來的麻惱。
中產們的恐慌
如今「浮躁」已成為貼在中國職場年輕人身上的標籤，甚至已經演化成讓局外人痛心疾首的某種程度的「人品問題」。初出茅廬的大學生們就不用說了，他們中許多人在找到第一份工作後的六個月內就想著升主管，就連收入和地位漸漸穩健的中產，甚至在有房有車之後，也不會安頓下來，而是隨時想著與舊工作拜拜，向更高的薪水和職位飛去。
高級人才的供給少於高級職位的需求是一個客觀環境原因，人當然應該往高處走是主觀意志原因，第三個原因，是中國中產們難以克服的內心的恐慌。這種恐慌來自很多個方面，但大多與安家立命有直接的關聯。
退休的恐慌。CBD的寫字樓群裡隨便攔下一個看上去像商務精英的人，問他，你的退休金大概有多少？你可能會遭白眼。沒有人計劃在現有的公司退休。甚至沒人能想像到自己會有退休金。不要說退休在現在的公司，就連未來的五年計劃也未必與現有的工作有關係。美國1974年就有了《職工退休收入保障法》，而加班越來越多的中國中產們只有寄希望於在身子骨還硬朗的時候，多攢些儲備，讓風燭殘年的退休生涯不至於因經濟緊張而被迫降低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