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有名的人也許沒什麼錢。比如著名演員劉曉慶在80年代時，拍一部電影才只有50元，很可能沒有當時賣冰棍兒的人賺得多；再比如現在的史學家朱維錚先生，出一本書因銷量有限，稿費自然不會高，而大學教授的薪水很可能沒有外企銷售經理賺得多；著名二胡演奏家閔惠芬也曾被發現乘公交車趕路，在她的事業鼎盛時期，很可能沒有出租車司機賺得多。而經常在電視上出現的嘉賓，非常慚愧，我也算其中一個吧，也不過是家樂福超市收銀處排隊的普通一員而已。至於有權的人，則更不應該有錢。幾年前江澤民主席對香港記者公佈自己的月薪只有3000元人民幣而已。這個薪水比起美國總統的20萬美元年薪少了很多，但貴為美國總統，薪水比一個普通的美國基金經理還不如。
就是這樣，名、權、利，你只能追一個。一個學界名人若想掙大錢，一定會在學界身敗名裂，因為學術本來就不是個大眾化的東西；而一個具備了民眾賦予的權力的政客若想撈錢的話，只有貪污犯罪這一個獨木橋。當然也有不少職業可以名利雙收，比如名演員、商界大亨、籃球明星等等。但說白了，人家靠的是自己出眾的技藝與智慧。不管有沒有名利心，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先腳踏實地做成了一些實實在在並得到承認的事情。福特汽車的創始人享利?福特的追求是「讓每個人買得起汽車」，後來他做到了，錢也就追著來了。事實上這是名利場最重要的規則：你做成了一件事，名或利甚至名和利就追著你來了；而如果你一開始就在追名或利，你會發現自己離他們越來越遠。
中國職場的「狗年月」
「Dogyears」，這是住在上海的老外對上海生活的形容。
「如果來者不拒，每天我都有機會下飯館、去酒吧、派對，或者看演出、唱卡拉OK。精彩的生活實在太密集了，以至於我覺得在上海生活一天，相當於在美國生活一個星期。」一個在上海呆了一年的美國人對這樣的生活節奏感到非常興奮。
「Exciting,alsoexhausted.」這是另一位英國人對這裡生活的形容。
美國人把狗的年齡看作人的1/7。也就是說狗活一天相當於人活七天。因此他把自己在上海的生活稱為「狗年月」。
經常來滬出差的北京或者港台朋友喜歡問的一句話是：「最近又有什麼新餐館新酒吧開張嗎？」答案永遠是「有！」而且總有賣點。要麼是老房子翻新，要麼是風景獨美，要麼是影視明星投的資，總之決不會讓好奇心有一點點失落。而對於上海常客或者本地的上海人，如果不及時更新視野，一不留神就落了伍。
連人的信息也要隨時更新。應酬場上，數月未見的朋友，一定要記得重新換一張名片，否則很容易叫錯頭銜或者所屬公司的名稱。傑出才俊們陞遷的速度比跳槽的速度更快。二十七八的總經理滿街都是。倒不是虛張聲勢，而是確實本事了得：他們精通兩門外語、每天工作十二三個小時並且還能抽出時間健身、談戀愛、每晚竄兩個吧連帶會一打新朋友。
每次到浦東金茂君悅酒店，乘坐以每秒鐘7米的速度飛騰的電梯時，我都能體會到一種強烈的超重感覺。這種感覺和每天在上海激烈生活的感覺有點相似：心跳加速、有一點耳鳴、四肢變得緊張、精神有點亢奮。
有個嫁了法國小伙的女朋友去公婆家辦喜事。剛去的一兩天，興奮地打電話回來：「你不知道躺在躺椅上一邊曬太陽一邊讀書的感覺有多麼好！這在上海是永遠體會不到的。」兩個禮拜不到，她就開始厭倦了這種「好感覺」，並對她婆婆的生活表示憐憫。因為曬太陽的的生活已經並將繼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無限循環下去，不管有太陽還是沒太陽，不管你想曬還是不想曬。她很幸運，因為他們不久又回到了上海。連她的法國先生也無法適應自己的家鄉那讓人昏昏欲睡的生活了。
無獨有偶，我那遠在美國定居的大學同學寄來一張照片：一對小夫妻在一家小飯店歡慶結婚三週年。這是他們在美國五年間第三次下館子。上一次是在兩年前，為了慶祝丈夫找到工作。
照片上的中餐館傢俱樸實、餐具精緻，燈光昏黃但是溫暖。桌面上擺著三盤菜。大概是請鄰桌的人代勞按的快門，夫妻倆認真地看著鏡頭，眼睛裡都是滿足、欣慰和安全感。這種眼神，是生活在「狗年月」中的上海精英所沒有的。
中國小鎮上的美國高管
不是所有的外企高管都駐紮在中國大城市的星級酒店、喝著星巴克或磨製的咖啡、晚上吃吃西餐泡泡酒吧的，尤其是當生產基地不斷從中國沿海城市逐漸向內陸中小城鎮轉移的現在。
比如在東莞某鎮一家電子產品的工廠總經理，五十多歲的美國人。由於公司幾年前將美國的生產基地分拆轉移到墨西哥和廣東東莞，他從此告別了美國本土，把生產和生活基地安置在離東莞市還有五十公里的小鎮上。「沒有星巴克，沒有西餐廳，沒有商店，沒有大超市，沒有像樣的酒吧」已經成為他祥林嫂般的抱怨。如今他生活中的最大樂趣就是兩周去一次東莞或一兩個月去趟深圳，體驗進城的快樂，並且一次性購買能儲備兩三周的食品或酒類。在深圳的酒店吃自助早餐時，他會指著那些盒裝一次性黃油淚汪汪地說：「在鎮上，你買不到這個。」
如果知道當地的生活硬件與他原來在美國的相比，差距如此之大，恐怕他當初不一定有勇氣過來。
不要說在東莞的城鎮，15年前，就連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一些如今身為中國區高管的老外眼裡，都是荒蠻之地。一家咨詢公司亞太區的高管跟我提起過，80年代末，他住在希爾頓酒店時，想租一輛車，結果費盡心思都租不到。後來是酒店的門僮用兩包萬寶路香煙輕易地把一個出租車司機搞定。
要事業還是要生活方式，這也已經成為高級人才擇業時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因素。我的一位留美的同學在美國找到安穩的工作後，幸福地生活在一個中等城市裡。每到夫妻倆的結婚紀念日，他們會去一家體面的餐館吃飯，並拍照片寄給我們看。這種平靜而幸福的生活在他回國時被顛覆。因為他突然發現，生活在北京、上海的同學，不僅早已有房有車，而且家家有阿姨幫清潔房屋和燒菜，並且還時不時棄阿姨燒的飯菜於不顧，三天兩頭下館子。可是當國內一個個工作機會向他拋媚眼時，他最終還是放棄了。因為「飲用水的質量得不到保證，馬路上交通太亂、行人毫無安全、灰色區域太多，工作風險太大……」
與他相反的是，一位看上去很上海男人的上海男同學，卻把主要生意放在了山西河南等中小城市。如今他的手機鈴聲是當地流行的「吉祥三寶」，髮型是當地時尚的被塗得亮亮的板寸，手上帶著在當地很能顯身份的金錶……有意思的是，這位扮相上很鄉下人的上海男人，也像那位東莞小鎮上的美國佬一樣，有著祥林嫂般的抱怨：那裡沒有錢櫃，餐館裡沒有服務，商店時的衣服千篇一律，電影院裡放的都是DVD……
當壓力忽然發作
一向嚴於律己的大S徐熙媛自曝自己曾經因為工作壓力太大，在化妝間狠狠發作了一回。那是在拍《流星花園》的時候，白天拍戲，晚上還要拍戲，當中還要奔到電視台和小S一起主持直播節目《娛樂百分百》，主持完了後，還要再趕回劇組拍戲。不要說沒空吃飯，就連去洗手間的時間都沒有。就在餓著肚子，渴著喉嚨，急急忙忙地梳頭化妝時，所有的不滿夾雜著委屈與怨恨爆發了－－先是尖叫，然後是摔手機、扔梳子，跟著的是潑婦般的大哭。
那天的娛樂節目另找人救了場。但三小時後，大Ｓ已經用面膜膊平哭腫的臉，十分專業地出現在劇組，就像一切都沒發生過。
也許對工作壓力太大的人來說，盡情地發作一回比去看心理咨詢還要管用。
一位開服裝公司的男老闆偶爾會像大Ｓ那樣發作。他的表現是罵人。如果這時碰巧有人進來匯報工作，或者找他簽字，他會把嗓門拔高兩個八度，音量扭到最大地痛罵：「你呆還是傻啊，報告連字體都沒排排好就拿來給我看？你還想不想在這兒做啊？」這時，整個辦公室鴉雀無聲，只聽見他能掀翻屋頂的聲潮。
我的好朋友－－在咨詢公司賣命的女孩則把壓力發作在掌心。據醫生說，那是一種神經性皮炎，屬於精神壓力太大的產物，而不是皮膚病。發作的時候，掌心的皮層層脫落，像是爛了手心，難看至極。通常這個時候，她會戴上手套，如果不能休假的話。
有了壓力，發作出來是好事，儘管這種發作或多或少地傷到自己或他人。但是隱忍不發，也許只會釀成更加不可收拾的後果。
最近有位長期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的同行被查出肺癌晚期。他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別人不肯幹的苦差，他干；工作了八年得不到提升，沒有怨言；因為個子小一直沒有女朋友，卻從來笑嘻嘻的；朋友搬家，他第一個報名當紅帽子天使……直到他的病症被查出來，所有的人才突然意識到，也許他獨自一個人在家的時候，臉上並不是笑著的……
東方人傳統的內斂性格似乎已經不太適應這個瘋狂的時代了，這樣隱著忍著，不出事才怪。反過來想一想，也許西方人外露的性格正是為了適應大工業生產的時代而塑造出來的。開心就笑，不開心就哭，壓力一點一點被渲洩掉，因此才能承受源源不斷的新壓力。
白領的極限生存
快速發展的經濟不僅製造出令人叫絕的利潤，也製造出令人叫絕的工作方式。
一家美國公司曾發明過「跳高選拔法」。為了檢測員工們「創造力有多強」，公司命令員工在一間空屋子裡奔走跳高，誰跳得最高、誰跑得最有創意，誰就會被老闆慧眼垂青。由於公司宣佈近日將裁員20％，員工們都「情緒高昂」地參加了這場賽事。
比起其它公司，美國公司在開發人的「潛力」方面更是不遺餘力。上海一家美資咨詢公司，公司文化竟以加班為光榮，準時下班的成為受到道德譴責的另類人群。有個休完產假剛上班的女職員，突然發現自己手裡的項目沒以前多了，每天可以準時下班回家看寶寶，不喜反憂。她想盡辦法尋找更多的項目來做，三個月後，成功地擁有了每天加班到夜裡12點的生活。喜得她逢人便說：終於又可以天天加班了。孩子呢？交給父母，每週去看一次，貢獻點母愛，就像沒孩子的白領週末去福利院看孤兒一樣。
前不久，有個同事當場在辦公室昏倒，原來是胃穿孔。他長期飲食不規律，常常忙得忘了吃飯，三頓並作一頓在睡覺前吃。記得姜文在賣胃藥的時候說：胃疼？光榮！用這個標準來衡量，胃空孔患者是英雄，那種一天三頓竟能夠按時吃喝的人，可以下地獄去了。
這些苦水是不能對外人道的。你剛開口，人家就會說：忙是好事啊，掙的也多啊。我們也想穿大牌、出國旅行、去高級餐廳吃飯，但不能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