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讓人墮落？
一位從技術研發轉行做產品銷售的成功人士突然感到了不安，那是在他接了一個客戶的電話後。他們發出的貨物並沒有像他在收首付款時承諾的那樣如期到達，當客戶電話來質疑時，他不假思索壓低嗓門用氣聲說：「哦，真的嗎？我現在開會，馬上打給你。」當然，首先，他不在開會。其次，也不會馬上打回給他。真實的情況是，他正坐在辦公桌前翻看網上的八卦新聞，希望再拖半天或一天，貨物能夠送到。放下電話後，這種不安開始隱隱發作，不是為了貨物的抵達時間，而是為了自己脫口而出的謊言和渾然天成的表演。他開始有點害怕，從什麼時候起，他變成這樣一個某種意義上的「渾蛋」了呢？
而對一位在美國讀完了MBA回國擔任顯要職位的當代陳世美，他的朋友則這樣評價：他本來就是個「渾蛋」，只是居住在美國黑人區時，他沒錢、沒工作、他的見解無人喝采，於是他只好暫時把自己「渾蛋」的那面壓在箱底，乖乖地在租來的地下室裡洗衣、煮麵，摟著太太軋馬路，看晚上的白月光，至少這能夠使他成為身邊女人心目中的才子兼完美丈夫。當然這一切在他回中國擔任總經理這個職位後完全改變。每次他出差回來，漂亮的前台會對他調情：怎麼樣，想不想我啊？公司單身的女同事永遠對他的幽默和學識做傾倒狀，他出入的高級會所或聲色場所則一次又一次提醒著他對自己的意識：我是一個傑出的、成功的、出人頭地的人。因此他開始嫌棄家裡的老婆吃魚時的姿勢不優雅，對日復一日溫吞水一樣的家庭生活不甘心，而對於來自年輕漂亮姑娘們的調情或傾慕，則甘之如飴。順理成章的下文是找外遇並且和家裡的醜老婆拜拜，過風流逍遙的鑽石王老五生活。
研讀哲學的博士警告我，不要試圖用人品問題來定義這些所謂的「混蛋」，更不要試圖用道德對他們做出評判。更公道的看法應該是，他們正在根據周圍的環境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做出技術性調整，讓自己活得更自由、更開心。
我的一位女朋友，最近正在為老公頻頻出入夜總會感到憂慮。雖然每次都是因為陪客戶，是為了工作，但她試圖讓她的老公明白：在那樣的地方被應召女郎的甜言蜜語環繞，是不正常的，溫暖平靜的家庭，才是正常的。然而時間長了，連她自己也覺得這樣的說辭很說教，很無力。
在當今中國萬花筒一樣的職場，什麼是墮落，什麼是快樂，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沒有人能說得清，也沒有人有時間來說得清。或許等到大部分人都過上體面的生活時，這些問題才可能有機會被拿出來正式討論。
職場「三陪」
一位哈佛畢業的比較文學碩士研究生對我自嘲，她現在的工作內容之一是每天晚上見不同的「客人」，陪人吃晚飯、聊天，然後十一二點回家，有點像「做小姐」。因為太希望擺脫掉自己的書生氣、並且渴求職場成功，她來到如火如荼的中國上海，成了財經咨詢公司的顧問。考慮到自己財經知識以及本地人脈網的匱乏，除了讀書惡補之外，她發現的一條捷徑是參加一些客戶的飯局。事實上，跟她有業務往來的財經界人士不僅不介意她的加入，反而很樂意有一位哈佛才女的作陪，更何況，他們談論的話題，居然能夠讓哈佛才女努力傾聽和學習，這本身就已經是莫大的成就。
對於她「做小姐」的困惑，被她陪的客戶這樣安慰她：「你比「小姐」好多了。那些「小姐」根本不會聊天的。」不知道這樣的安慰是讓哈佛女感覺更好，還是更糟。
有「陪」人的感覺，大概是因為在做一件功利的事：和一些無趣的人談無趣的話題，從而獲得有利於職業發展的機會。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說，其實並不是這件事無趣，而是因為哈佛才女太過敏感，太過傷春悲秋，才會滋生出無謂的「做小姐」的挫折感。
比如，在另一位商界精英——一位房地產經理眼裡，哈佛女的挫折感變成了「幼稚」和「淺薄」。他十分政治正確地指出，「陪」其實是一種溝通手段和過程。陪的過程也許無聊、也許漫長，也許話題分散，但只要有哪怕10秒鐘的時間談了點有意義的事，一件大事很可能就辦成了。他的解釋讓我覺得越描述越像「三陪工作」，那10秒鐘，就像最後付小費的時刻。
一位IT銷售經理把自己的工作界定為服務行業。他陪客戶做許多事，陪打網球，陪吃陪喝，陪聊天，還陪他們去巴黎麗都看艷舞。比起哈佛的「三陪」，他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陪完之後，他還要為客人買單。儘管多次光顧麗都的他在客人看得津津有味的時候直打瞌睡，他卻並沒有滋生「做先生」的挫折感，最多只是覺得累。這再次說明，神經大條一點有利於開展「三陪」工作。
能很好地消化「陪人」的不適感覺的人將更容易擁有快樂生活。因為生活中簡直處處都有「陪人」的需要。陪女朋友買衣服，陪老爸老媽看望碎嘴皮的遠親，陪失戀的朋友喝茶……樂觀的職場人會將「陪」看作工作的一部分，是數錢那一刻的必經過程；而悲觀的職場人就會由此引發人性甚至人生的思考，其結果是又「陪」了，還讓被「陪」的客人覺得不滿意，從而對小費的數額斤斤計較。
最高明的陪客能把和客人之間的關係由「陪人」轉化成「被陪」。這個過程可以淋漓盡致地反映出「陪」出來的成就，有點像上海第一財經電視頻道的廣告——司機變成老闆，而網球場的服務員購買了自己的遊艇——由此可以聯想到，升職為總裁的原銷售代表也可以在晚上十一點時把當年自己陪過的客戶叫出來談天。
我有位精英朋友說得好，「當你不得不做這件事時，主動地做比被動地做更愉快。」翻譯過來就是，你可以選擇不「陪」，當然這很可能斷送你在這一行的職業前程，或者讓你至少沒那麼出色，但既然你選擇了「陪」，就要讓客人開心。就算這個過程無聊至極，想到職業的光輝前景，想到自己擁有讓別人開心的技能，總是件讓人愉悅的事吧。
富人有多小氣？
只有花人家錢的人才會揮金如土，比如花父母或父母的父母的遺產的二世祖，花大小股東錢的上市公司高管，花包養人錢的女人或男人，花自己的血汗錢時，再有錢的人也會肉痛，或者這樣說吧，越有錢，越是肉痛，因為越是賺得多，才越會覺得錢來之不易。
最新版本的現代葛朗台獎得主是超越了蓋茨的當今世界首富，墨西哥大亨卡洛斯?斯利姆(CarlosSlim)，據說他以前在開會時，一直戴著一塊廉價電子錶，不知道是不是80年代流行全中國的福建走私過來的那種，好像幾塊錢人民幣就可以買一塊。但是出席正式場合或者接受記者採訪拍照時，他應該會戴一塊名表，為了與公司實力與產品品質相匹配。這就是富人花錢的邏輯——錢要花在別人看得見並且計算得出的地方。為什麼溫洲和福建商人喜歡買大Logo的名牌正是這個道理，當然，滿大街廉價的冒牌貨出來搗亂是讓他們始料未及的突發事件。
永遠比被廣泛盜版的名牌小眾一點點，或許是個不錯的解決方案。你盜Gucci，我買愛瑪仕，你盜Prada，我就換Lanvin。但盜版們為另一些更有自信的富人們提供了另一個解決方案。一位中層經理拿著萬寶龍的水筆和他的老闆，本城某新晉億萬富翁開會時，新富不經意地問了一句：你的萬寶龍是真的嗎？是的。新富不以為然地說：要是我就去10塊錢買個假的，反正別人也不會相信它是假的。他的消費邏輯是，用最少的錢，換取你最昂貴的認知。這讓我想起那個著名的短篇小說《項鏈》，富人可以堂而皇之、優雅大方地戴上假的項鏈社交，只有窮人才會把全副家當押上真刀真槍上陣，還生怕人家以為是假的。
很多打工白領都懂得善待自己，度假時住四星以上，出入都是出租車，在家裡買一千元的咖啡壺，煮昂貴的藍山咖啡喝，但是許多開寶馬、保時捷的富人自己休假時寧願住如家，乘機場大巴。反正沒人看見，不如省下來錢買一條大logo的皮帶戴回去晃鄰居的眼，或者買名牌香水回去送關係戶，當然後者可以納入公司開銷，不過勤勞致富的富人哪怕是在如廁的時候都在想著公司業務，更不要說逛街血拼時了。這種消費經是上班族所不屑的，太媚俗，太暴發，當然上班族也永遠被富人們所不屑，太窮，太寒酸。
有名的人不一定有錢
不管工作目的是什麼——賺錢、興趣或是理想，誰都希望成為一個成功的人。這裡的成功通常指的是被社會承認的那種成功，它有三個衡量指標：名望、金錢、權力。
常常有人把這三個指標混淆起來，以為有了一個，就有了另外兩個。尤其是在中國，名人、富人和官人在很多場合被賦予了額外的權利：買票的時候可以不用排隊、去餐廳吃飯一定要進VIP包廂，如果級別夠高，甚至會出動交警把整條道路變成他們的專行道。英國前首相夫人切麗?布萊爾(CherieBlair)在她的自傳《我的自述》(SpeakingForMyself)中提到過她穿著睡衣在家門口接受一束鮮花而被記者拍照，繼而被媒體評價她穿的睡衣「廉價劣質」的事。她在書中爭辯道：「那是Next商品目錄裡一套十分體面的灰色棉睡衣，全部自然纖維，一點都不像媒體說的那樣廉價劣質。」放在中國，如果有人告訴你名人、富人或是貴人的夫人，會從郵購目錄上買東西，恐怕你很難相信，畢竟連南京江寧區房管局長周久耕先生抽的都是1800元一條的煙呢。於是所有和名權利相關的人，都被硬生生地裝進「特殊待遇」的套套裡，以致人們很難相信他們掙的錢也許和自己差不多，他們住的地方也許還沒有自己的大，他們開的車也許還沒自己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