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選刊(2012年第8期) 短篇小說 1978年發現的借條(南翔)
    《1978年發現的借條》文\南翔

    選自《天涯》(雙月刊)2012年第4期

    【作者簡介】南翔:本名相南翔,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一級作家,深圳市作協副主席,著有小說《南方的愛》《大學軼事》《前塵》《女人的葵花》《1975年秋天的楓葉》等。

    1978年仲夏的某個下午,我正在窗前複習一本高三的《代數》下冊的內容:若某事件概率為p,現重複試驗n次,該事件發生k次的概率為P=C(k,n)×p^k×(1-p)^(n-k).C。這樣繞樑三圈還不止的艱深公式,令我這樣一個「文革」伊始混過三年初中,即到宣江站當工人已近七年的後生子,不免頭大如斗。看著看著便走神。

    窗外是無限風景,隔壁阿平種的幾蔓絲瓜,從一棵柚子樹的不同側面攀援而上,再蜿蜒蛇形而下,在我們這排光棍宿舍後屋簷下的電線上熱烈地匯合,幾百朵雌雄邀約的黃花綻放如五線譜上的旋律,於是蜜蜂來了,蝴蝶來了,蜻蜓也來了。這樣繽紛的場面,只有《列寧在一九一八》裡的天鵝湖片段可以媲美,「若某事件概率為p」遠遠不能牢牢吸引一個曠廢學業多年後生的目光,儘管他早已厭倦按部就班的生活,對高考恢復之後的另一種可能,無限嚮往。

    我忽然發現,在繽紛之中,有一隻小小的寂寞的蝸牛,不知如何克服了險阻,攀上了絲瓜蔓,行走之慢,幾乎看不出它的蠕動。

    南南,在屋裡嗎?阿平就是這時候敲響了我的門。

    我叫了一聲進來,阿平就拖著一條殘腿進來了,不肯坐我的床,我只有將對面一張置放行李的空床抹一把,讓他坐下。

    你給我出出主意。他說,展開手裡的一個練習本,裡面小心翼翼地夾著一張陳舊的紙條。上面的字跡雖然漫漶,但是還可以分辨:

    收據

    本大隊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借到陳東先生家中正式和三八式步槍各一支,子彈600發,稻穀一千二百斤,茶油二十斤,黃牛一頭。打下江山之後一併償還。

    經收人:縣大隊長李森林

    我一愣,遂問,你家怎麼會有這個東西?這是真的還是假的?!看見他委屈的目光,我立即就後悔了,改口道,真不曉得,你家裡曾經有這樣嚇人的老底!

    阿平是站東扳道員,前年秋天,司機張大車隻身進入專用線卸空的油槽車裡掏煤油,誤入的是汽油車,張大車帶入的明火頓時引燃,驚呼之中,阿平冒險進去將他背出來。轉瞬間,張大車燒成了一個殘人,阿平落下一身燒疤和一條殘腿。車站工會的救助十分有限,一年的補助,我看剛夠他在鄉間找土郎中的草藥費。一條殘腿從大腿根部開始發炎灌膿,創口總不癒合,幾米之外就聞得到混合著膏藥味的腥膻。即使夏天,他也不敢穿短褲。他的老家是郊區福田的菜農,今年端午節我去過,一幢老屋東倒西歪,用幾根杉木,吊上石塊,四壁撐著。更兼一家的病痛:父親早年在車站貨場做臨時工,1960年因肝腹水而回家,母親尿毒症,妹妹自小腦膜炎燒壞了腦子,走路都打趔趄,十六歲了卻從未進過學堂。

    我隱隱感覺,他這時候出示一張三十年前的借條,實在是下了決心的。遂問,這個李森林,如果還在,起碼是個地市級高幹吧?

    是啊。阿平說,他腿癢癢,一坐下就兩隻腳互相蹭個不停。我查了宣江地方志,他1964年做到行署副專員,1964年冬天就病故了。

    好可惜啊!我失聲叫道,那怎麼辦啊?死無對證!

    阿平道,陳東是我公公,我父親叫陳貫南,父親生於1933年,也就是說,李大隊長在我家借宿打借條的時候,他已經十五歲了,一式一樣,記得蠻清楚。

    我說,那又怎麼樣?現如今,李大隊長不在了,你公公也不在了。尤其是,李大隊長不在了。

    阿平道,我父親還記得,李大隊長生得又矮又黑又瘦,卻一身好力氣,一口氣能吃三大碗米飯。屋角邊一盤石磨,一百五十斤,他一收腰就舉起來了。

    我說,為什麼當年不去找李大隊長?莫非當年你家不缺錢?

    阿平道,我家土改差點劃了地主,家裡沒有勞動力,一二十畝地一直租給別人種的。李大隊長當時做了縣長,發話說,福田陳家支援革命有功,不要往死裡摳,才改了一個小土地出租。就這,已經給李大隊長添了不少麻煩,以後哪裡敢做出頭鳥。

    我說,借條卻是保留下來了。

    阿平道,我公公講,留下是個紀念。「文革」當初,也差點被我娘燒了。

    我曉得,阿平是個很謹小慎微的人,如果不是困難到了極處,是不會展示這張借條的。他能夠先來徵求我的意見,足見他對我的信任。一股無名的豪情,頓時在我心頭湧動。

    在宣講站,我和阿平最是投緣,想必是互補所致。我外向,他內斂;我好動,他喜靜;我長文科,是車站大批判專欄的主筆兼各式批判會的主角,風頭之健,有點現時單位新聞發言人的意思;他長理科,尤其做數學題,居然是他工餘的消遣之一。但是阿平害羞,比女孩子還容易臉紅,即使跟熟人多講話,也不能自持。自從我複習備考以來,每次的數學練習題,都是他拿去批改。我從心底感激他。

    「文革」荒廢了我的數理化,讓我在得知高考恢復之後,只能考取文科,我的語文有六七年的童子功,小學四五年級就有三篇作文上過《前線鐵道》報,連帶政治、歷史和地理三科並蒂綻放,於是,複習時間的大部分都在初中到高中的十幾冊數學上盤桓。

    阿平欣賞我的揮筆成章以及舌燦蓮花,無論是批林批孔,崇法批儒、批《水滸》……那種響遏行雲的句子滔滔汩汩而來。每次開會,他總是早早來到貨場二樓的車站會議室,在第二排居中坐下,他眼裡流露出的真心仰慕,在那個物質和精神一樣乾癟如同羅丹《老妓女》胸前乳房的時代,讓一個比他小兩歲的青年工人的虛榮心得到無限的饜足。我代表某某車間發言之後,走下主席台,他必定遞上一隻軍用水壺,裡面盛著滿滿一壺白糖水。

    我曾經鼓勵阿平一道參加高考,起碼在「文革」荒廢了一代人數理化的時辰,他會有一個超乎常人的發揮。可是他婉拒了,理由很簡單,面對一個敗落的家庭,只有他每月三十八元錢(另加每個夜班三毛錢,一個月十個夜班,計三塊錢)的工薪收入,一旦他上了大學,誰來維持一個搖搖欲墜的家?這不,現在就遇到困難了。

    我說,我要拿著借條去找站長。

    他眼裡一半是感激,一半是猶疑。問,合適嗎?我要不要去?

    我極其爽快地說,有什麼不合適的,不偷不搶不偽造,憑證在此!你可以暫時不去。

    他眼裡就全剩下感激,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站起來靦腆地直搓手,好像面對的不是他的老朋友而是一個氣勢太過雄壯的戀人。

    三等站站長是湖南人,運轉值班員出身,所以,在接二連三的宣傳任務到達之後,更加倚重我的筆頭和嘴頭。當我將陳家的借條呈現給站長的時候,他正在辦公室翻閱當日的貨運計劃。他有些驚愕,看看借條,看看我,再看看借條,再看看我。

    站長說,我早聽講過陳貫南家有過這麼一張借條,「文革」剛開始,六六,還是六七年吧,火車頭造反兵團知道他家有過槍,把他揪來批鬥,他講解放前他家是有兩支槍,幾百發子彈,但是都由他父親陳東借給了當時的縣大隊。造反兵團司令就是現如今的助理值班員吳駝子,哪裡肯信,連夜就去抄他的家。一根尼龍繩把陳貫南扎得像只粽子,吳駝子這個豬嬲的,大概前世也是殺豬的,捆人打人痛到骨頭裡,面子上倒是看不大出來。陳貫南熬不過,到處亂指,不僅自家被翻了個底朝天,連累岳母娘家的灶房也挖得稀爛。他岳母娘家是三代貧雇農,根子紅得可以叮叮噹噹打鐵!畏懼過哪個?!氣得他娘坐在地上號哭,也不指名,就罵斷子絕孫、不得好死!吳駝子他們裝聾作啞,只當她是罵自己的女婿。

    我迷惑了,當初,陳貫南為何不拿出這張借條來呢?

    站長道,他也講,縣大隊長給他爹打了借條,可就是拿不出來。

    我追問,如果拿得出來,吳駝子他們火車頭造反兵團一夥,就肯鳴金收兵?

    「文革」初年,我已經小學畢業,那種「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狂躁,令我做夢都是一名胯下騎馬,肩背衝鋒鎗的紅小兵。

    站長哈哈一笑,那你就要去問吳司令了。

    從站長的嘴裡蹦出「吳司令」三個字,分明帶著揶揄或鄙夷。「文革」頭兩三年,站長和書記都靠邊站了,挨批鬥吃些皮肉之苦,也是難免。但是鐵路畢竟有半軍事化之譽,鐵路要是停運了,不講其他,全國各地紅衛兵要進京去朝覲都沒得車坐,那年月,沒得動車組、高鐵,除了寶成線,全國跑的都是蒸汽機,每小時不過六七十公里。至於飛機,那是天上的星辰,連我們站長書記都沒乘過,不曉得要什麼級別才可以高登。大概六九年前後,站長書記就官復原職了,火車頭造反兵團也就轟然作鳥獸散了。反正我七一年到宣江站報到,就是書記站長在會議室給我們工人訓話,我忘記了書記聲嘶力竭地講了些什麼,吸引我注意力的,始終是他腳上一雙珵亮的皮鞋,還有那條紮在褲腰上的銅頭皮帶。

    我問站長,難道就沒有什麼辦法幫助阿平一家了嗎?你看看阿平燒成一個半殘好可憐!班也上不全,每月少了幾塊錢夜班費,還要自己掏腰包敷草藥!

    那時候沒有見義勇為一說,阿平也不能算工傷,但是救人於水火畢竟是社會提倡的。站長仰起頭來,一雙大眼從老花鏡上方穿空而來,定定地落在我身上,道,你若是想幫他,倒是要去找找吳駝子,當年抄陳貫南的家之前,他父親陳東還在,聽講吳駝子跟陳東在醫院有過談話,他或是曉得借條的原委。

    我疑問,那又怎麼樣?

    站長道,現在只有走一步看一步,雙方的當事人都不在了,你們拿出去借條,人家未必肯信,多搞些證人證言,先是證明借條是真的,再看有沒有領導可以批字解決啊。

    我覺得站長講得有道理,遂回到宿舍跟阿平商量。

    在阿平面前,我當然是繪聲繪色地講了站長對他的無限同情,人要安慰呀。阿平容易感動,眼圈兒都紅了,我趕緊打住,不然,怕他去站長面前磕頭。他道,我們一道去找吳叔吧。

    吳駝子的家就在車站後面,穿過一個堆木貨場就是。他因為做調車員的時候,從高邊車上摔下來,脊柱受損,從此駝了背,改作助理值班員。

    平房前吳家用竹籬笆圈了一個小院子,院子裡雞籠兔籠的亂堆著,還有幾棵瓜菜在竹籬笆上遊走,長得弱不禁風。

    吳駝子見我倆不邀自來,先是一愣,繼而道,什麼風把宣江站的兩個秀才吹來了?

    阿平客氣道,我不是秀才,南南才是,人家正在複習高考呢,緊張得很!

    吳駝子叫了一聲,好啊,你是要搭上末班車啊!

    吳駝子畢竟是「文革」前的中專生,三人便坐下來,他一邊篩茶,一邊問,準備得哪樣了?

    我苦惱道,麻煩在數學。小學的底子。

    吳駝子道,你要是有空,我可以幫助看看題,怕還記得一些些。

    我道,阿平在幫我,他是一直把數學當撲克象棋玩的。吳駝子就感慨,他陳家是有家學淵源的……說罷,臉色一暗,忽然就頓住了。

    我想他大概想起當年斗陳家的一幕了,遂道,如今陳家是徹底淪落了,一家的傷病,抱著湯藥當飯吃。四鄰借錢,沒有錯過的。

    吳駝子嘖嘖道,解放前他陳家怕土匪,連槍都是有的,哪裡吃得盡,穿得完!

    我於是從軍用挎包裡拿出一本高等數學,取出裡頭夾著的那張借條。

    吳駝子錯愕的眼睛,比站長睜得還要大,道,還真是有借條!有借無還啊!

    我徑直就問,你當年在醫院問過阿平的公公陳東,他是不是講過有這麼一張借條?

    吳駝子毫不猶豫道,他公公一開始就講是有這麼一張借條,但是年頭久了,要想一想放在什麼地方。就因為想不起來,所以我們就到他家裡去找。現在想來,他公公或許是害怕,不肯講,所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麼重要的借條,未必會忘記存放的地方。

    我揶揄道,那是去找嗎?那是鬼子進村,翻箱倒櫃,聽講把人家外婆家的柴灶都挖得稀爛!

    吳駝子用嘿嘿一笑掩飾了尷尬,道,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嘛,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平日你在車站出黑板報,還不都是這些東西。

    我不能讓他跑題,問他是不是能做個證明,證明借出的這一方當事人,當年確實說了借槍給了縣大隊。

    吳駝子嘟囔道,後來找不到借條,陳東就不肯說了,問急了,就講剛解放,槍用不到了,怕惹麻煩,統統扔到袁河裡了!

    我道,那你吳司令應該帶人去袁河裡撈啊,為何挖人家的灶房。你不曉得嗎,挖人家灶房,當是挖了人家的祖墳了!

    你當我們沒去呀!十二月天,河水冰骨頭。我的腳就在河裡被瓦片割了!吳駝子從人字拖裡退出一隻平板腳,高高擎起,果然腳心燦然劃過一道亮疤。

    我悻悻道,活該,你們總去醫院逼人家,要不他公公怎麼會不久就嗚呼哀哉了!

    我在指斥吳駝子的時候,阿平一直在身邊掐我,他是怕我惹惱了吳駝子,畢竟是來求人家辦事的。我卻太清楚吳駝子了,平時我辦黑板報,他總是蹲在跟前評頭論足,我要附和他,他就得意忘形;我要貶抑他,他就蔫頭耷腦、和和氣氣。我只奇怪,這樣的人居然也做過造反司令!

    吳駝子道,你們那時候才是毛伢子,哪曉得曾經有過槍支是什麼要害!上上下下都要求我們起獲一點傢伙才是啊。

    我道,起獲了槍支,你就不是宣江站的司令了,要到鐵路局去當司令!可惜,兩支槍早被李大隊長借走了。

    吳駝子點了一支煙道,隨你怎樣講吧。

    聽講我們要多一些證明,好去鐵路局或地市革委會找人討點補償,吳駝子猶豫道,有在上位的同情固然好;不過,也可能是另一個結果,或問,你家哪來的槍?舊社會家裡有槍不是地主兼惡霸又是什麼?游擊隊也好,縣大隊也罷,到你家借槍是打國民黨,是看得起你!如果把你家有糧有槍有地的情況報告上去,重新劃一個地主,你去哪裡喊冤?他們甚至可能懷疑借槍的縣大隊長跟地主沆瀣一氣。

    別看吳駝子登高跌重,我都心裡瞧他不起,這番分析,卻也不無道理。我道,現在「文革」已經結束了,還會搞劃成分那些鬼名堂嗎?

    吳駝子訕笑道,這就是你一個秀才的天真啊,中國的事情是好多年好多年的累積,終於有一個梟雄出世……他忽然止住,低了嗓門道,這件事有人肯幫忙才好辦,若是鐵路局啊,地方公安啊,還有市裡有熟人,方可去求情。

    我搖頭道,我們一介平頭百姓,最高長官就是認識站長書記,哪裡高攀得到鐵路局的顯貴,更莫講地方長官了。

    吳駝子對著阿平道,你讓老爹好好回憶一下,當年除了李大隊長之外,還有哪個在你家住宿?主要是還有誰在借槍借糧食的現場?我這裡現在就可以給你寫一個證明,證明你公公當時住院是講了有這麼一張借條,但是年頭久了,不記得放哪裡了。

    我這是捨命陪君子啦!說著吳駝子就從裡屋找出一本練習本,再端來一瓶純藍墨水,一支蘸水筆,很快就寫好了,是很流暢的行書,嘩啦撕下來交給阿平。

    阿平遞給我,我看後,正要夾入高等數學課本,吳駝子道,等等,復進屋去取來圖章和印泥,將借條墊在本子上,穩穩蓋了一枚小小的姓名戳。我道,這是你每月領關餉的傢伙啊。

    吳駝子道,除了每月領那麼三四十塊錢,這好像還是第一次派上其他用場。

    阿平道,謝謝吳叔。

    千萬不要講謝謝。吳駝子侷促站起,眼裡流露出一絲愧疚。

    出門之後,我跟阿平說,看來吳駝子當年帶頭抄了你的家,造反不成,復歸平民,心裡頭是有後悔的。

    阿平憤憤道,我公公就是被歷來的運動整害怕了,後來在醫院也是心臟病死的,聽講他夢裡叫過,李大隊長,救救我。又道,難得吳叔現在良心發現,肯寫證明。

    我發愁,他寫證明到底有什麼用呢?

    阿平道,我們拿到這一份借條、一份證明,這就好去找人。

    既然阿平不怕,我還怕哪樣,摩拳擦掌道,我們不偷不搶,用借條和證明講話,怕哪個!我們就去找官家。叫你爹再寫一個證明,證明是越多越好。

    阿平眼裡倏然一暗,道,他也是樹葉掉下來怕砸了頭的,我揣了借條出來,他並不曉得。就不驚擾他了,但願事成之後,給他一個驚喜。

    回到車站,站長就把我們二人叫去了。

    他問的是吳司令的態度和回憶。看得出,站長對吳司令造反奪權的那一段,並沒有完全釋懷。我簡單說了吳駝子的誠懇表態,並出示了他的證明。

    站長臉上頃刻綻放了一朵老菊花。他居然也口授了一份證明,證明吳明山是我站運轉車間值班員,曾經歷任宣江站扳道員、連接員和調車員,工作表現良好。然後用一管毛筆簽了名,叫我到隔壁總務老王頭那兒蓋了一個通紅的公章。

    站長又對阿平道,今後車站各車間的廢報紙、雜誌統統歸陳平收攏賣去廢品站,不得他人插手,所得補貼看病。南南你給客、貨、運、裝四個車間主任傳我的話!

    我高興道,遵命!

    站長道,南南你陪阿平開張免票,去一趟路局,我給你們先打個電話,不然怕你們進不去大門。

    阿平一迭聲道謝。

    出門之後,已是中飯時辰,阿平要請我去貨場邊上的飲食店吃肉餅湯。我們到後面的車站售貨組買了四個油餅、兩個肉包子,賣給旅客的食品不收糧票,每個五分錢,五六三毛錢,阿平搶著付了。

    到了小小飲食店,各叫了一份肉餅湯,每份兩毛錢,這回我付賬。我告訴他,原先給《前線鐵道》報投稿,一版半版的詩歌刊登之後,就收到一本小說,什麼《艷陽天》《金光大道》,還有《征途》《雁鳴湖畔》,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有稿費了,一塊五,三塊錢都收過。

    阿平嘖嘖道,三塊錢,就是一個月的晚班費了!

    我們都很高興,主要因為得到站長的關心和幫助。

    你看看,站長今日說到吳明山,猛不丁我還想不起是誰,平時說吳駝子是很高看他了,只是一口一個吳司令,今日說吳明山了。

    你看,他還肯給路局打電話。我們宣江站上面是線路,線路上面是鐵路分局,分局上面才是鐵路局。他居然要給路局打電話。

    我立刻想到黑板報常用的領袖的豪放名言: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而出的一輪紅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我們被成功的喜悅包裹著。每人吃了兩個油餅,一個肉包,還有一碗肉餅湯,熏熏然抹嘴出門。

    事實上,我們還是太天真了。我和阿平一大早乘坐了四個小時的火車,到達鐵路局所在的省會,進大門容易,找到相應的人,卻難。我們揣著單位介紹信、借條和證明,費盡口舌,不斷重複事情的原委,還是不大有人聽得明白,好不容易被引到有機關黨委牌子的辦公室,一個書記模樣的人接待了我們。

    他和顏悅色地問了情況,然後緩緩對阿平道,這件事不歸鐵路,鐵路只管鐵路運輸和鐵路職工的事情,你父親陳貫南只是鐵路臨時工,你祖父陳東連臨時工都不是,所以,不可能夠得著。

    阿平急道,可是我是鐵路職工啊。

    他笑了,這件事即使發生了,也太久遠了,跟你扯不上關係。又即使跟你能扯上關係,跟鐵路也沒關係啊,對不對?又不是鐵路局借了你家的錢和槍,是不是呢?再說,為革命做出奉獻,是應該的。革命領袖教導我們,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

    我補充道,阿平為救人,自己受傷了,看病要錢,這總跟鐵路有關係吧?他不是實在困難,當然也不會來為難領導。

    他搖頭,一碼還一碼,他受傷看病,可以找車站工會補助啊。

    我道,那點補助,杯水車薪啊。

    他兩手一攤,做出愛莫能助的姿態。

    我提出,能不能見見局長或書記。

    他面有不悅道,他們都很忙,不可能為這點不相干的事情分心。已然站起來送客了。

    真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出得路局大門,我們連去廣場看看、拍張照片的興致都沒了,當即就找了一趟返程車,踏上歸途。

    回來即給站長匯報,站長「哦」了一聲,似乎沒有意外。他轉而要我們繼續找吳駝子吳明山。

    我和阿平都不知何意,呆呆地望著站長。

    站長歎了一口氣道,你們還年輕,不曉得關係的重要。吳明山他老婆的表叔,現在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長,為搞票,他手下的人常來車站找我,我本人卻沒見過他,所以……

    聽了七八年的樣板戲《紅燈記》,耳熟了裡面的每一句道白:「咱們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也就多唄。」表叔是姑奶奶的兒子,那麼本副局長就是吳駝子老婆的父親的姑姑的兒子,是不是隔得太遠了一點?

    站長道,以後你們會明白,求人的事情,有一線關係,也比毫無關係好。

    待得找到吳駝子,他面有難色,告知我們,上次我們來,他就想到了,但是這個老婆的表叔,蠻講原則性,不好講話,他母親農轉非的事情找過他,被他一口回絕了,至今在老家吃農村糧。再去碰碰運氣吧,既然站長也想到了。

    那時宣江市還沒有公交車,進市裡,要麼騎車,要麼步行。於是阿平騎了一輛單車,他腿不利索,一個人騎車都費勁;我則騎車帶上吳駝子,吳駝子四十大幾了,還沒學會騎車。吳駝子份量不輕,到得市公安局,我早已是一身大汗。

    二樓某室,副局長的辦公室簡陋得跟我們站長室差不多。他見了吳駝子,確實沒有怎樣的熱情,只道,來了。

    因為緊張,接下來吳駝子、阿平以及副局長講了些什麼,我幾乎沒聽見。後來結束了,一行沮喪出門之後,阿平給我複述如下,副局長說,共產黨的縣大隊長怎麼可能找一個有地主嫌疑的人借槍?解放前,家裡有槍的,不是地主富農,就是土匪惡霸,不然他要槍幹什麼?我想大隊長如果不是喪失了階級立場,就根本不需要打借條,繳槍不殺就是最高禮遇了。

    原來,副局長並不懷疑借條的真偽,而是懷疑已然去了另一個世界的縣大隊長的階級立場!吳駝子事先的猜想應驗了,應驗在他老婆的表叔身上。難怪吳駝子在老婆的表叔面前,臉紅一陣,白一陣,好生尷尬。

    好在,副局長留了個縫隙,他建議我們去找找民政局,民政局是管困難戶的。

    民政局距離公安局不遠,穿過一條橫街就是。

    我們總算找到一個願意聽我們陳述的科長,他的頭顱大得跟身子很不一致,讓人想起《三毛流浪記》裡的漫畫人物。他聽完之後,慢慢道,我們這裡只管火葬場,還有就是退伍軍人安置,還沒聽講過要管一張借條的,而且是三十年前的莫名其妙的借條。

    我、阿平和吳駝子面面相覷。

    還是吳駝子鎮定,他講,是公安局李副局長要我們來找你們的呀。

    科長模樣的人側過頭來問,是嗎?他的信函呢?他講我們可以處理?你信嗎?

    我道,他講,這就是歸你們處理的!

    他很好脾氣道,是嗎?我們處理也要有文件,還要有錢啊。再說,這種事情那個年代多了去了,我們也不是印鈔廠,哪有這麼多錢啊?

    最終,三人怏怏出了民政局,吳駝子悻悻道,媽的×,真該再造一次反,掀了他媽的屋頂!這幫烏龜王八蛋,做官當老爺!

    回到車站路口,阿平滿臉疲憊道,吳叔,南南,我謝謝你們了。

    這回輪到我氣悶了,道,謝個鳥!光開花,不結果!

    是年秋天,我接到了省城唯一一所綜合性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告別了曾經工作七年的宣江火車站。乘車去報道的那天,阿平執意送我,幫我扛著一隻小樟木箱,裡頭裝著我所有的日用品。

    吳駝子送了一本很漂亮的日記本給我,扉頁題了一句話:尺璧非寶,寸陰是競。呵呵,他肚子裡還是有點文墨啊。

    時光荏苒,不知不覺間三十年過去了。我和阿平、吳駝子都先後失去了聯繫。

    公元2011年仲夏,我在報上讀到一則新聞:《游擊隊打的借條今猶在,是否能兌現尚不知》,裡頭講的一件史實,幾乎是三十年多年前阿平家借條的翻版。頓時興奮莫名,輾轉通過故舊,找到阿平的手機,告知此事,並讓他在百度裡搜索這篇新聞。

    阿平已經退休了,他的聲音有一些蒼邁,道,那張借條,我回家之後,就被我爸一把撕了。

    我悚然道,為什麼呀?太可惜了!「文革」都熬過了呀。

    阿平淡淡道,沒什麼可惜的,留著也是一張廢紙。我爸說,其實我公公手裡,祖傳了不少金銀細軟,都埋起來了,但是就不肯講埋在哪裡,再困難也不講。公公臨死前留了一句話給我爸,亂世窮,賽神仙。

    放下電話前,阿平告訴我,吳駝子去年嫁女,多喝了,當夜腦溢血死了。站長還在,但是得了老年癡呆,連家人都不認得了。

    連著兩天,我反覆閱讀報上的新聞,忽然發現,三十餘年前後兩張借條的命運,幾乎可以說殊途同歸。

    是夜,我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下了班就窩在車站宿舍寫詩,窗前的絲瓜蔓上,有一隻小小的寂寞的蝸牛。我一心想賺點稿費幫阿平治病,結果遭到接二連三的退稿。編輯在退稿信上說,怎麼篇篇都是重複的主題?再說,格調也不大高。

    本刊責任編輯郭蓓

    責編稿簽:1948,1978,2011······幾個阿拉伯數字的背後,串連起的是一張尋常的紙條,一段並不尋常的遭際。這張從歷史深處走來的紙條,在時光的荏苒,歷史的變遷中,有它自己的命運。如何對待它,就是如何對待歷史。不能忘記它,就是不能忘記歷史。小說用一張薄薄的紙條,寫出了歷史的縱深感,提出了重大的主題。它原本代表的是那個血與火的年代裡,人民群眾對革命軍隊的魚水深情。然而時代的如晦風雨、政治氣候的變換,令它命運飄搖,成了危險的訊號、無奈無力的歎息。小說令人思索:我們應該怎樣關愛人民,服務於人民,真正做到執政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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